斯大林曾说什么话令毛泽东受强烈刺激认为遭怠慢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4年12期，作者：李景贤，原题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为节选。

笔者查过许多相关材料，客观而论，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的接待是得体的;总的来说，毛泽东对此是满意的，从他发回国内的诸多电报中，找不到不满之语。斯大林派出强大阵容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只是在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坚持下，迎宾仪式因为天寒地冻才从简的。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当天，斯大林就率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与之会谈，并举行欢迎国宴。八天过后，斯大林又率全体政治局委员与毛泽东会谈。

据师哲对笔者讲，在两次最高级会谈中，斯大林左右两侧一字排开，坐着十六七位顶级领导人;而毛泽东两侧，只坐着那个“理论家”陈伯达和驻苏大使王稼祥。随访的还有三人，除翻译师哲外，只有负责警卫的汪东兴和秘书叶子龙。师哲说，在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就多个东方共产党的情况发表意见，并没有谈及签订中苏条约问题，使得毛泽东受到强烈刺激，认为斯大林对如此“重大问题”采取回避态度，是对他的怠慢。从这天起，他就像尤金所说的那样，“赌气地在别墅里睡大觉”。不过，话还得说回来，毛泽东这次到莫斯科，意图迟迟不露，让斯大林感觉在“捉迷藏”。

有一个情况让斯大林受到强烈刺激，听费德林说，“手气得发抖”。据苏、俄已解密的档案材料，还在毛泽东出发去莫斯科之前一个月，斯大林就从多种秘密渠道得悉，美国在华谍报人员四处活动，企图阻止毛泽东向斯大林“一边倒”。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苏方谍报人员还从多处发回情报，称毛泽东指示中国外交部派员与英国及一些英联邦成员代表密谈建交事宜。这使斯大林对毛泽东“倒向西方”，又平添了一分疑虑。


更令斯大林恼火的是，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谈话，说什么“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苏中双方各自发表一项官方声明，而且中方声明在先，对艾奇逊的谈话进行驳斥。毛泽东表面上虽然表示同意，但内心另有打算。他当即想起了远在北京的胡乔木，决定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19日，毛泽东给正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发回只用了三四十分钟写就的“胡乔木谈话稿”，挖苦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因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痛斥艾奇逊之流一天“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这篇长达1500多字的稿子，次日即由新华社全文播发。这真可谓一个大“笔杆”的文字，由另一个更大的“笔杆”捉刀，这大概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奥妙之一。斯大林对毛泽东“言听而计不从”感到不满，派员质问：为何违反约定不发表官方声明，而让一个新闻机构负责人发表声明敷衍？！其实，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懂得个中奥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毛泽东，感到“官方声明”会让他束手束脚，骂艾奇逊之流骂得不够痛快，只有通过新闻官员的嘴，才能将其讥讽得酣畅淋漓。

对于斯大林的责问，毛泽东不予置理，好让他也尝尝受怠慢的滋味。笔者每每重看上述这段文字，总觉得这是对世界革命领袖的一种大胆试探，看他是否奈何得了。而这种试探带有相当大的冒险性。

事实证明，斯大林虽怒，却反而增添了对毛泽东的几分敬意乃至畏意，感到他所面对的，是一位不易对付、只能与之平起平坐的大国领袖。可能也因为这一缘故，《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体上按照“周恩来版本”得以签订，中方有关经援（包括贷款）的“超大型单子”基本上得到落实;在稍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斯大林对毛泽东提出的空军和装备支援要求，达到了“有求必应，事不过夜”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