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在台北的蒋碧微，与子女只能在照片上见面了。

　　徐伯阳说：“把我们儿女的情况，告诉我母亲的，是我父亲朋友沈宜甲先生。还是在1927年4月，我母亲发现她怀孕了，我父亲当时在新加坡卖画，我母亲决定回国内生孩子，她把六、七大箱书画交给航空运输公司，直接运到国内来。她一个人从巴黎搬家，沈宜甲帮了很多忙。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很感激他，没什么好东西给他，就指着自己的肚子说：这孩子生下来认你做干爹。1976年沈宜甲回来探亲时找到我，就跟我讲起这段事。我们还一起在我父亲的墓前照了相，他把这张照片辗转到我母亲手里。

　　“1978年我写了一封信，托人交到我母亲的手里，我还告诉她，我看见你写的回忆录，回忆起好多小时候的事了。她的回忆录在台湾出版的，是廖静文借给我看的。1978年8月份，她看见了这封信，写了一封回信给我。”

　　徐伯阳给我看了蒋碧微给他的信，写于1978年10月17日。

　　伯阳：收到你的信和你们全家的照片，看了以后，我有无限的感慨和伤痛?选三十多年的离别，你的容貌，似乎已不是我所记忆的儿子了。你为什么这样瘦？你的身体不好吗？数年前沈宜甲先生回国，率领你和你的妻儿们到你父亲墓上去吊祭，他曾把所摄的彩色照片寄给刘大然先生，刘先生拿来送给我，看到以后，我就觉得你瘦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至于你的妻儿，那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我总觉得你的二儿子很像你十几岁时的模样，可爱极了。我怕的是今生今世还能不能再见到你和我从未见过的媳妇和孙儿一叙呢？因为我已八十高龄，身体又多病，还能活多久是不能预料的。我只希望你夫妇和两孙能申请到香港一行，我也会到香港去和你们欢聚，这是我有生之年，唯一的希望了。

　　你的来信说你读了我的回忆录，令我非常惊奇，你从那里得来的？我很好奇的想知道，不再写了，祝你们全家快乐健康！

　　分离在海峡两岸，曾是翩翩少年的徐伯阳人到中年，而在蒋碧微心目中，儿子仍然是当年模样。徐伯阳给蒋碧微的信里有他的照片，蒋碧微却觉得这和她挂牵的儿子大不一样。蒋碧微不加掩饰地表白对于儿女的思念之情。

　　徐伯阳说：“我母亲接到我的信后每天都在想我，那年12月她就去世了。沈宜甲告诉我，你母亲的死，是思念你太切。我到1979年3月才得知她去世，沈宜甲从比利时寄给我一封信，附了一张台湾联合报，写蒋碧微女士生前藏画在家中被窃。我看了以后，本来盼望跟她见面的，现在见不成了。我就写个申请，要求去继承我母亲的遗产。”

　　“两个月后我拿到港澳通行证。听说我母亲老想我们，我们照片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到台湾跟张道藩生活十年，就分开了。她有18年是一个人过，听说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老太太，只有打麻将消磨时间。她是很坚强的，晚年过的很凄惨。”

　　当徐伯阳在第三地香港住满五年，再来到台北时，蒋碧微已经去世。她毕竟是冲破世俗观念的不凡女性，生前长篇回忆录，从她的角度记录了与往日的恩怨，被誉为“中国女性的第一部自传”。当蒋碧微这部书出版之际，正是张道藩生病进住医院之时。以张道藩身居高位的道德形象，暗藏日记体方式四大册《思雪楼杂记》，15万字地下情书公开披露，在社会上激起的震荡不难想像。虽然蒋碧微说是他们有过约定，但仍有人推测，张道藩是因蒋碧微自传而气病的。1968年6月，张道藩去逝，终年71岁。十年后，1978年12月，蒋碧微也去世，终年79岁。她对徐悲鸿指责甚多，对张道藩却无一微词。

　　一位著名画家研究蒋碧微得出这样结论：蒋碧微回忆录合订本，《我与悲鸿》占三分之一，而《我与道藩》占三分之二。前一部纯粹叙事，后一部情深意长。在《我与悲鸿》中，她提到徐悲鸿代表作十幅，为她画像七幅，国内外闻名的《愚公移山》、《马》、《雄鸡》、《狮》等只字未提，将《九方皋》说成伯乐相马，水墨画说成油画，《蹊我后》只说内容而说不出画名。蒋碧微不像一个艺术家妻子，太不了解徐悲鸿。

　　曾在徐悲鸿家当过保姆的刘同弟说：“徐先生走的时候，我在台湾，听蒋碧微讲的。说句良心话，虽然他们夫妻是离开了，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当然她不讲，我看她那个表情，也看得出来，她说徐先生走了，念念不忘的样子。”

　　刘同弟形容，蒋碧微说徐先生走了，面色凄然。徐静斐至今没去过台湾，也就无法以女儿丽丽的名义，给要强而孤独的母亲蒋碧微扫墓。她外孙是一个手球队员，应邀到台湾参加手球比赛，徐静斐嘱托他，抽空去看望她家老保姆，90岁的刘同弟。他们一起来到台北蒋碧微墓前。徐静斐的外孙，叫蒋碧微曾外祖母。这个第四代人点燃一炷香，袅袅青烟带去了亲人的问候。

　　1994年6月，廖静文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当廖静文乘坐的客机缓缓降临在台北桃园机场时，她望着弦窗外说第一句话就是感慨：“想不到梦想成真，要是悲鸿能亲眼看到多好啊！”

　　在国内外举办过许多画展的徐悲鸿，来不及到台湾办展。这似乎有些可惜，徐悲鸿生前没有到过台湾。然而，他与台湾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他的许多弟子在台湾，他的同事和世交在台湾，他的素不相识的崇拜者在台湾。廖静文在做徐悲鸿没做成的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虽然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文化交流设限重重。旅居美国的徐悲鸿次女徐芳芳，遵从母亲廖静文之嘱，通过国外友人联系徐悲鸿画展赴台，台湾历史博物馆表示了浓厚兴趣，具体操作却一波三折。

　　我在北京采访回国办事的徐芳芳，她是个非常干练和直率的人。父亲徐悲鸿给她栽种了艺术种子，她学过绘画，也学过钢琴，文革中断艺术之梦，她做过下乡知青，文革后自学英语，出国留学。徐芳芳说：“我从我父亲那里得到最多的，就是学有所成、奋斗打拼的精神。”也像徐悲鸿当年一样，徐芳芳走出国门，不靠父辈余荫，用勤奋努力拿奖学金交学费，在周末和休息时间教中文，教钢琴，解决生活费。

　　徐芳芳赴美国加州大学读完本科学业，又取得艺术管理MDA学位，而今在美国已经有了事业，而她仍在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兼课，时常回国。她在国外立足的身份和人脉，和她中英文俱佳的语言优势，使她在美国大学能举办徐悲鸿讲座，推动香港1988年徐悲鸿画展和新加坡1990年徐悲鸿画展，并联系台湾展出。

　　徐芳芳说：“实际上徐悲鸿画展到台湾展出的事，前后谈了好几年，这中间的困难说不完，两岸交流当时还没正式开始嘛，一会儿说行了，一会儿又说不行了。和台湾历史博物馆联系，一直到当时馆长退休，也没办成。接任馆长是陈康顺先生，他上任了又找继续办。在这之前，正式的大陆画展还没在台湾办过一次。”

　　廖静文有着湖南人的倔犟，不达目的，死不回头。徐芳芳很像廖静文，快人快语，却粗中有细，百折不挠。就徐悲鸿画展赴台，来回折腾，几上几下，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盯住不放，廖静文母女性格中的韧性发挥到了极致。得到台湾当局放行的传真，已是五年之后。

　　当我在台湾联系到陈康顺先生，他早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埋头写作回忆录。然而提起徐悲鸿画展操办的艰辛，他感慨不已：“一个名家画展，很早就联系，这么晚才开展，五年啊，为什么？不是普通的画展，是从大陆来的画展。当时文化交流突破不易，徐悲鸿画展渡海来台，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难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