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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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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hifi 发表于 2016-2-22 14:40: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无疑也影响了习惯以“归纳”“概括”“提炼”为己任的文学批评界对她的研究,“蒋韵创作实绩的丰厚与评论界对她研究的单薄是一件怪怪的事儿”。

在中国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一向特别注重现实生存,现实感极强,缺乏超越现实的空灵想象,在山西尤其如此。所以,刘慈欣科幻文学在山西的出现,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奇迹。

但似乎有几年了,王保忠的小说创作一直在一个水准线滑动,似乎是处于一个瓶颈上,等待着阿里巴巴的敲门声,等待着化蛹成蝶。

2012年,就全国的文学创作态势来说,长篇小说处于领军位置,以思想性见长的“史记散文”则是中国文学的标高,在这样的文学生态下,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仍然呈现出比较强劲的发展势头。

山西作家创作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山西的作家共在全国各个刊物上刊发中篇小说66篇,短篇小说94篇,略高于2011年。小说创作的成就自然不能以数量来衡量,但对一个区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来说,一定的“量”,有助于显示该区域中短篇小说创作氛围的浓淡、积累的多少、土壤的厚薄、影响的大小、队伍人数的多少、实力的强弱甚至创作传统的形成等等。

在一个信息时代、“话语霸权”的时代,生活在某个区域的作家的创作,能否得到超区域性的认同,其作品是否被该区域之外的重要的文学刊物刊发或者被有影响的选刊所转载,也是衡量该区域作家创作成就大小的一个考量指标。举一个未必恰当的例子,莫言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固然与其创作实力有关,但也与其作品能被有效地介绍到西方世界相关。2012年,山西作家在省外的许多重要的文学刊物上,如《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当代》《北京文学》等刊物上刊发了作品,被重要的选刊如《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26篇/次,数量也高于2011年的15篇,这无疑扩大了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的影响。

在2012年,山西作家蒋韵获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刘慈欣获首届柔石短篇小说奖金奖,王保忠获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奖。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每一种奖项都代表着一种价值尺度、价值形态,而其奖项影响力的大小,往往与这一价值尺度、价值形态的影响力的大小相关。随着行政体制力量在公众心目中影响力的弱化,随着价值多元形态被公众的认可,被各种文学机构颁发的文学奖项,也成为衡量一个作家文学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尺度,莫言获诺奖之所以在中国公众中产生重大影响,即是如此。

老一代作家,突现名作

山西的老一代作家,在近些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显得沉寂。但2012年,田东照的短篇小说系列“葫芦湾传奇”却一鸣惊人。田东照曾以《黄河在这里转了个弯》《跑官》等作品名世。目下的这组小说,以民间传说的手法,记写“葫芦湾”传统的风土人情,于朴素的乡土真实之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世态人情,传达了一种在饱经沧桑之后沉淀下来的对世界的“敬畏感”,人生的悲凉感与旷达感,加之“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叙述文字,可读性极强而又耐人回味再三。这样的小说,只有步入老年的田东照才能写出,当然,早慧的生理上的“青年”,文化心理上的“老年”的作者也是可以写出的。山西作家,“衰年变法”者不乏其人,但在小说界,尚只有田东照一人。

女性作家,迫人刮目相看

近些年来,山西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山西的小说创作格局中,所占份额、比重日益增大,其所提供的新的文学观念、文学元素、特点等,尤应引起重视。

蒋韵无疑是山西女性作家创作的带头人。2012年,她的中篇小说《行走的年代》获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她的另一个中篇《琉璃》发表于《人民文学》后,又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转载。蒋韵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既汲取中国新时期以来各个文学发展阶段文学主流的创作资源,但又有别于这些文学发展阶段的文学主流或文学潮流,而有着自己鲜明、独特的创作追求。这无疑也影响了习惯以“归纳”“概括”“提炼”为己任的文学批评界对她的研究,“蒋韵创作实绩的丰厚与评论界对她研究的单薄是一件怪怪的事儿”。

小岸近年以 《水仙花开》《温城之恋》等一系列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小说而名世。2012年,以中篇小说《海棠影》为代表,她的创作势头仍然在上升之中且其创作特点愈益鲜明:那就是站在女性与神性互为一体的立场上,给残缺的现实及有缺陷的人生、给世俗的生存法则以呵护、温情、理解、生存合法性的认可,并在价值形态上而非现实形态上以超越。

蒋韵创作中所体现的在现代社会中所固守的古典情怀,小岸创作中的神性与女性互为一体的价值立场,其共同之处在于,在具体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以个体生命的血肉温情来对抗社会历史法则的坚硬无比。这样的一种价值立场、价值姿态,在其他山西女作家的创作中也时时可以看到,譬如曹向荣的《结婚照》、陈春澜的《月光牡丹》等等。

孙频近几年来创作甚丰,她的《合欢》《鱼吻》《耳钉的咒》等,以“她世纪”下的新一代女性叙事而为文坛所称道。2012年,她发表了11部中短篇小说,且有6篇为各种选刊或小说年选所选载。在写作的价值立场、价值姿态上,孙频与上述几位女性作家的写作,基点大体一致,但在表现形态上,却有着较大的不同,具有更为丰富、鲜明的新一代女性所独具的时代新质与特征,譬如,对命运与环境、对灵与肉关系的重新思考等等,给我们以更多的言说空间与解读的难度。与孙频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李燕蓉。譬如她的《春暖花开》写男女情爱生活而又不仅仅止于情爱而是以此揭示人生本体构成之复杂性之所在。相较小岸、曹向荣、陈春澜们,孙频、李燕蓉们更愿意用尖利的锋刃,划破社会现实、人生的表层,面对鲜血淋漓的真相,显示女性的温情与博爱的情怀。

山西女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以其实绩,迫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同时,还有一个“刮目”即以什么样的“目”去看,以什么样的标准去看的问题。

实力派作家,更上层楼

本文的实力派作家,主要是指山西近年来已经取得相当成就且有可观发展前景的一批男性作家,如李骏虎、王保忠、杨遥、陈克海、闫文盛、手指、杨凤喜、韩思中、李来兵、燕霄飞等人。

吕新、王祥夫、彭图、毛守仁、张行健、韩振远等人,或出道、成名较早,或从散文而转向小说写作,在2012年,他们在中短篇小说写作上,均有不凡表现,但尚无新的阶段性质的突破。

刘慈欣的小说创作,在山西是个“异数”。刘慈欣本年度在《人民文学》刊发了短篇小说《赡养上帝》并因此而获首届柔石短篇小说奖金奖。这篇短篇同刘慈欣的科幻长篇小说一样,宏伟大气、想象绚丽,成功地将极端的空灵和厚重的现实结合起来,同时注重表现科学的内涵和美感,兼具人文的思考与关怀,体现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样式。在中国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一向特别注重现实生存,现实感极强,缺乏超越现实的空灵想象,“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也。在山西尤其如此。所以,刘慈欣科幻文学在山西的出现,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奇迹。

李骏虎在本年度发表的三部中短篇小说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中篇小说《弃城》。作者试图从《弃城》入手,走进历史的深处,洞悉历史的真相,从而在观察今天多样、浮躁、平面的社会现实时,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眼光作为支撑。李骏虎的小说创作,从写现代都市一代青年人的生活,到写中国乡村的人与事,再到写中国的政治历史,从不同的写作向度、内容,来训练、提升自己用文学来对社会现实、人生进行发言的话语能力,这对许多拘执于一的山西作家来说,有着启示意义。

王保忠以写现实的乡村生活及底层人物而著称。本年度他发表了13篇中短篇小说,且保持了自己的写作水准,又获了全国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奖,可以算作是一个创作丰年了。但似乎有几年了,王保忠的小说创作一直在一个水准线滑动,似乎是处于一个瓶颈上,等待着阿里巴巴的敲门声,等待着化蛹成蝶。他的这种创作经历、形态,在山西是颇具代表性的。以本年度的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来说,房光的《龙咀》、常捍江的《申柏岩的树》、燕霄飞的《活化石》、韩思中的《挣挣扎扎》、杨凤喜的《在阳光下奔跑》等等,他们的创作,就都与此相似。作家的创作自然有一个积累、转换、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与规律,但长期在一个水准线上滑动,恐怕还是要对此有所审视与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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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秋言 发表于 2016-4-26 06: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杨遥的小说,在山西小说界,有其独特之处:写的是底层人的生存状况,却时时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并因这一手法的运用,深化、丰富了其小说的内蕴,且使其小说的意义有了超越现实具象的抽象的形而上意味。他的短篇小说《白马记》可谓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篇。

陈克海、手指、杨凤喜的小说,更多地体现了现代都市一代青年人,不再如同他们的前辈那样,在大时代中成长、成就了宽广深邃的胸怀和透澈的智慧,而是在无法自己作主人的多元变动世界,体会断裂和碎片式的人生。他们的小说,具有更多的与山西文学传统不一样的创作新质。

山西实力派作家的创作,成果斐然,正欲更上层楼。

新作者,亟需培养发现

本年度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涌现出一批新作者新面孔,如绛云、邓学义、邓瑞芳、刘宁、李金桃、曾强、柳敏、郑非凡等等。

新作者的创作更多地受到了山西文学传统的影响,从现实生存实际出发,贴近、描摹现实生活,强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较少意蕴与形式新异的独创,因此,本年度新作者的写作,没有一鸣惊人之作,但却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譬如,他们的小说具有了超出社会现实层面的可能,但作者对此似乎没有明确的意识,这种“平面性”的缺陷,使他们作品的生命力受到了影响。山西一向有培养文学新人的传统,这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更为明显。文学新人与年龄无关,时闻海外有70岁老翁获文学新人奖的新闻,日本退休老人从事文学写作几成常事,惜乎这一风气尚未东来。山西文化老人写回忆录者有之,但步入老年从事小说创作者,鲜有闻及。

问题与思考

第一,女性作家的创作定位问题。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一类小说,是以各种现实与非现实的手法,以再现社会历史事实的博大、厚重、丰富见长,并在其中,体现了人生形态的气象万千,并从“此在”和未来展开。还有一类作品,以揭示人类精神、思想、感情的深刻、丰富、博大取胜,后者又以揭示人类的某种生存、存在形态或以私人性日常生活作为其载体与依据,并从彼岸世界的“神性”立场观照现实此岸世界,遗憾的是,许多论者常常以前者的标准作为衡量后者的依据,从而指责后一类小说较之前一类小说,眼界不够阔大、内容不够厚重、文风不够大气。

如果设置一架天平,在曹雪芹《红楼梦》那里,左边是女孩子晶莹的清泪,右边是大清的社稷江山;在张爱玲《倾城之恋》那里,左边是一个城市的毁灭,右边是一对俗世男女并不理想的婚爱;在孙犁《荷花淀》那里,左边是女性的情态心态,右边是战争的进程;在茹志娟《百合花》那里,左边是琐细得不能再琐细的日常关怀,右边是战火硝烟;在王安忆《长恨歌》那里,左边是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右边是上海的百年,如此等等,作者们的侧重点都在天平的左边,这是因为,他们要通过左边“拼命求告那被中国历史判为不可能的然而却是神圣的东西,要拼命与‘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法则抗争,拒不承认它的绝对力量的精神意向”。正因此,这些作品在全面拒绝社会现实法则及历史运行对个体生命的消损中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及作品因之而体现的深刻、厚重,是那些单单再现、摹仿再广阔厚重的社会历史现实的作品、是那些单单以揭示社会本质历史规律为己任的作品所无法比肩的。不是说,女性作家就一定要写作前述的后一类作品,写前述前一类作品且写得好的女作家也大有人在。只是说,明了了这一点,有助于山西女作家增强创作的自信心,有助于她们更鲜明地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因之给山西的黄土地带来新鲜夺目的色彩。


第二,多元共生与混合话语。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多元共生相互生成是我们的生存、存在形态,表现在精神产品方面,则是混合话语的生成。但山西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的话语形态,未免有些单一,一方面,是描叙的内容有些单一。中国当今的社会转型期,与市场资本经济进入中国的1930年代颇多相似处,但你只要看看1930年代中国文学内容与形式的丰富性,就可以感觉到山西的中短篇小说写作在这方面还是有些单一了。另一方面,作品所写人、事的价值向度也有些单一,或是乡村形态,或是底层形态,或是都市青年一代漂泊者,或是失落的文明的体现者,文化符号的标识成分有些明显。有些“席勒化”而不够“莎士比亚化”,单一有余,“混合”不足。

第三,对山西实力派小说家、女性小说家研讨尚待进一步加强。在信息时代,传播方式与手段,传播的力量,不容轻视,这对以务实见长的山西来说,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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