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淑梅在北京磨铁图书公司“铁葫芦图书”办公区留影。姜淑梅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由该公司策划。
艾苓供图
姜淑梅只是把她80年来“知道的”写出来,不加评论。她一生似乎都没有评判、质疑的权利,只有接受。
有人问她,等自己的故事都说完了,还能当作家吗?
姜淑梅的答案是,我去“上货”。这个“货”,就是收集别人的故事
■新华社特稿社记者屈婷
即使市长把她的书当作礼物送给来客,80岁的姜淑梅走在绥化市街头,仍少有人知她是个传奇:60始认字,75始写书,目前已经出版了3部小说,成了中国作协会员。
满头白发的姜淑梅,腰弯了,眼睛也花了,戴上眼镜,也要贴得很近才能看见细细的铅字。但她却朗朗地说:“我是最年轻的作家。”
76岁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
姜淑梅人生的前60年是文盲。
2012年夏天,她跟三哥说:我要写书了!一辈子沉默寡言、面沉如水的三哥仰头大笑。
2013年,姜淑梅把处女作纪实散文集《乱时候,穷时候》给三哥看。三哥看了,放声大哭。
那是姜淑梅的家史,一部被战乱、死亡和饥饿浸泡的历史。她在该书里写到战争:平地上有一层新土,一踩可暄了,底下好像有弹簧,蹦一下就弹起来,结果土下埋的是死人。
“我是不爱哭的人,不爱掉泪,写着难受,写不下去了,就放一放。”姜淑梅说。
她写的时候,不打草稿,也不多想,闭上眼这些画面就浮现在眼前。她用知道的字,一个一个地写下来。没有形容词,没有成语,没有修辞,因为姜淑梅不会。
姜淑梅是通过电视里的戏曲频道学识字的。她一生中,五六岁时去过几天学堂,字不会写,只记得背诵过的“书歌子”:“弟弟妹妹快起来”“弟弟唱,太阳红,太阳亮,太阳出来明光光”……
战乱改变了姜淑梅的人生。8岁那年,父亲下狱,家道中落。从此,她的一生都挣扎在生死边缘。
姜淑梅的大女儿艾苓,是个作家。她说,1996年,父亲出了车祸,她怕母亲胡思乱想,就鼓励她识字。
“俺中吗?”姜淑梅眼睛亮了:“要不,俺试试?”
姜淑梅有六个孩子,是传统的中国母亲,成天就忙两件事:家务和带孩子。最忙的时候,姜淑梅同时带着外孙女和重孙子。
艾苓说,她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只有学识字,母亲偷偷坚持了下来。
姜淑梅识字的过程很“笨”,全凭问和看。街上人发小广告,别人都不接,她接过来,带回家看,看不懂,身边有谁问谁。
牌匾、广告、说明书、电视字幕……姜淑梅渐渐把字形和字音对应起来。但真正动笔,已经是2012年6月了。
她用干惯农活的右手,笨拙地“画”字,笔画顺序,都顾不上了。十天后,姜淑梅对女儿说:“做梦也想不到,俺会写字啦!”
让人心发紧的故事
姜淑梅是个心软的老太太,笔下的故事却很残酷,书评人史航说:“让人看着心里发紧。”
她在《乱时候,穷时候》中,写了一个女人,谋财杀了亲爹,在戏楼上被点了天灯,一直哀哀地叫,“谁把我杀了吧,太疼了”。
有个女孩在见面会上叫了一声“奶奶”,就泣不成声。过了好多年,姜淑梅还在打听她,知道她有了孩子,生活幸福,这才放心。
“我想跟读者说,以后看我的书不要难过,”她带着山东口音说。“我要不经历那些苦难,哪能写出这样的书来呢?!”
2015年她的《长脖子女人》出版后,有读者说,太可怕了,太血腥了,是意料不到的人性本恶。
姜淑梅却不觉稀奇。书中那个长脖子女人,上吊未遂,活了下来,但脖子却变长了。“我们那个屯子那年吊死了三四个女人。”
姜淑梅只是把她80年来“知道的”写出来,不加评论。她一生似乎都没有评判、质疑的权利,只有接受。
除了生死如浮萍,姜淑梅的婚姻也身不由己。经媒妁之言,1954年她嫁给了山东巨野县农民张富春。她觉得丈夫“跟我哪个哥哥比,都比不了。但他从来不打我,也没骂过我,为什么要离婚?”
1937年出生在巨野县一个大家族的姜淑梅,父亲是当地一个区的区长,大哥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国军军官,二哥、三哥都是读书人,高大英俊。艾苓记得,姥爷的小楷字,工整漂亮,常常替人写合婚婚书,写各类请柬等,不同场合都有不同的修辞,透着潇洒的文人范儿。
姜淑梅每每回忆起父兄,脸上都流露出孩童般恋慕的神情。
艾苓无数次见过这个表情:在艾苓学习、读书、写字时,姜淑梅就一边干家务一边高兴地直看女儿。她说:“妈妈几个孩子里,就你最像姥爷,是文化人。”
姜淑梅是把对父兄的恋慕,转变成了对知识的敬重和追求。过年大家聚在一起,不打麻将,不喝酒,就在一起说笑话。
没故事写了就“上货”
从2013年出版第一本书以来,姜淑梅写了50万字,几乎一年出一本书。
有人问她,等自己的故事都说完了,还能当作家吗?姜淑梅的答案是,我去“上货”。这个“货”,就是收集别人的故事。她去哪都随身带录音笔、小本子和一支笔。
有人说,她像当代蒲松龄。她只笑不说话。
但艾苓知道,“娘这是不懂,怕露怯”。
作为姜淑梅写作的助手,艾苓把蒲松龄的书仔细看了一遍,为了甄别上的“货”中哪些来自《聊斋志异》。“拿不准的,我们都删除了。”
姜淑梅从小便是家里话最多、最爱笑的孩子。她说:“三个哥哥的话都让我说完了。”
“三五句就跟人聊上了,一分钟进入热聊。”艾苓说,最厉害的是,老太太能一眼看出谁有故事。
姜淑梅进的“货”,多来自70岁以上的老人,年龄最小的讲述者也50有余了。
因为“开始忘事,耳朵也背了,”姜淑梅有了“危机感”。她最喜欢的一位87岁的“姐姐”,讲完故事两个月,姜淑梅再去她家,发现“人没了”。
目前,姜淑梅的第四本书稿已经完成,讲的是别人的家族史。第五本收录了100个民间“小唱”,她还想自己学着画插图,“玩啥不是玩呢”。
不管写作,还是画画,姜淑梅都是在一个沙发靠枕上完成的。她不爱在桌上写字,觉着“拘束”。写累了,就直接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大声唱歌。
她也没有专门的稿纸。硬纸板、打印纸的空白面、小孙子的作业纸……遇见什么用什么。这种质朴、随性的性格也投射进她的写作。作家马伯庸说:“这些故事就像莫言笔下《红高粱》中那些底层民众一样,饱含着粗糙、混沌的原始张力。”
她唯一后天习得的“写作技巧”,是对细节的把握。而她所写的,也正是大历史中粗粝的民间细节。作为一个时代的受难者和见证人,她的故事还原了历史现场,令年轻的读者惊奇不已。
“像小时候奶奶给我讲故事似的,一盏灯,一铺热炕,天地就缩在这一个被窝里,妖魔鬼怪好人坏人都在外面。”豆瓣网友在《乱时候，穷时候》的书评里写道。
也有人认为,她“个人写史陷入琐碎”,是一种“无意义的写作”。但对姜淑梅来说,写作“就是一个爱好,一个玩。如果从初学写字算起,“我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姜淑梅说,她会一直玩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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