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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光(中央歌剧院原院长、一级作曲):3 M; P- G5 p9 v
/ S% w) |! ?' k1 Z! ~; d 我有几个建议:一是文化部要开展歌剧汇演,这对于推动歌剧艺术创作和人才培养将起到很好的作用。二是创作上提倡解放思想。既要立志高远,也要细致地、脚踏实地的操作。我们不光要看到中央的院团,也要看到地方的院团。要扶持地方院团的歌剧创作,从剧本阶段就要关心他们,要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在薄弱环节给予他们支持,包括请一些专家探讨剧本创作、编排、演出等,帮他们出出主意,在创作前期就避免一些缺点和不足。三是要鼓励院团吸收、培养一个到两个作曲家,不用多,找一大堆是不切实际的。如今,院团不再养作曲人才,这值得商榷。还是要培养院团自己的作曲家,让他在创作排练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歌剧的认识。四是在条件具备的时候,隔几年可以召开一次歌剧剧本研讨会。这种研讨会在1984年的时候开过一次,还是很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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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皆(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 I0 h4 b# {' m4 ^- G4 x
& u) X r9 @( g- R9 k6 P4 e) L 歌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老一辈歌剧艺术工作者一方面吸收西洋歌剧的创作经验和手法,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中国民歌、曲艺、戏曲的元素,寻找、开辟了中国歌剧的发展路径,所以才产生了《白毛女》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它的带动下,又出现了《小二黑结婚》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创造了中国歌剧的辉煌,唱段家喻户晓,影响遍及全国。' O! B$ Z, H5 }7 `) N! {7 d5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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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歌剧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从数量上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但民族歌剧的参与者还比较少,大家关心的不够。本来在多元化的发展中,这一元应该成为重要的一元,但现在有点失衡。此外,歌剧创作存在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现象,不大顾及群众的审美,不大观照今天这个时代。, z. M8 l! ~0 l7 i; Y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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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动民族歌剧的传承发展?我认为,一是要推动创作,认准方向。二是要强化领导。像《白毛女》复排巡演的成功,就离不开文化部的支持和推进。三是要优化主创。由于歌剧创作比较复杂,一定要强强联手,一体化操作。四是要坚持创作、改编、移植“三条腿”走路。你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了,你可以创作;如果你没有,可以根据我们的文学作品、电影来改编;还有些作品已经成为经典,如果觉得适合歌剧表现,可以移植过来。五是健全机制。“高峰”不是一下子就能出来的。我们要向数量要质量,向高原要高峰。是否能够找一些优秀歌剧作品,文化部象征性地出一些经费,把版权购买下来,供全国愿意排演的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使用,这样有利于民族歌剧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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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a- Y4 a; s* h/ f1 ^ 黄奇石(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一级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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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民族歌剧的话题,想要说的话很多。刚才听到中央歌剧院准备安排演员向戏曲学习,觉得要是真做好了,一定大有收益。让美声与戏曲结合,“中西合璧”,定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成果。0 O) N' X7 e" W4 s
! M7 ~. ^) G8 s/ O) j) S% b7 y 我总有一种感觉:一个不懂中国的民间戏曲、只会站在钢琴边上唱西洋歌剧的咏叹调演员,很难成为合格的中国民族歌剧的演员。中国一代又一代有成就的歌剧表演艺术家,从王昆、郭兰英算起,很多是精通民歌与戏曲的,有戏曲功底,或是曾经刻苦向戏曲学习过。这在民族歌剧的表演实践中几乎是带有普遍性的,也可说是一种规律,很值得大家研究。! v! x7 n% f! K; v5 X8 _8 W
+ R% R, y. ~8 v) D* i 同样,中国的作曲家如果不懂得中国戏曲,不懂得中国民歌,就写不好中国的歌剧,尤其是民族特色很鲜明的歌剧。记得前辈作曲家陈紫生前曾对我说过,当年他在延安鲁艺学习时,曾用印象派音乐的手法将何其芳《画梦录》中的名句写成了一首歌,他唱给老师冼星海听。冼星海听完说:“如果你自己都弄不明白‘印象派’是怎么回事,观众能明白能接受吗?”这之后,特别是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后,号召“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陈紫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开始花大力气向民歌和民间戏曲学习。后来他除参加《白毛女》创作外,还写了《刘胡兰》、《春雷》、《窦娥冤》等歌剧。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与他向民间音乐学习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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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3 z( ~2 V: `) F% h& S* c! \ 发展民族歌剧,陈紫认为离不开两个问题:一个是民族性,一个是时代性。我很赞同他这一看法。民族性这个问题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艺术在根本上都是民族的。存在决定意识,你在中国,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中国味的。中国人总是要说中国话、唱中国调,连衣食住行,也无一不带有民族风味与特色。每一个民族写的东西都是自己民族的东西、民族的腔调。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里,也都是强调作品要表现民族的生活、民族的精神。离开了自己本民族的特点,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学步很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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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是时代性的问题。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过一句名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笔墨”。清代石涛说过:“笔墨当随时代。”时代发展了,“笔墨”一定要变。《白毛女》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很好,有极大的开创性、创新性,我们必须把《白毛女》的成功经验借鉴过来。但是《白毛女》不能复制,无论什么经典都是不能复制的。在创作上我们不能“复旧”,不能走回头路,而必须沿着《白毛女》开创的歌剧之路继续往前走。前面的高峰都是先辈们创造的,而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高峰只会在后面,等着我们再去攀登、再去创造。我们不仅要继承包括中国民族歌剧、民间戏曲与西洋歌剧、音乐剧在内的一切中外音乐戏剧的优秀创作经验与成果,更要下大力气去创新,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具有“中囯作风和中囯气派”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的歌剧作品。4 r2 K+ Y, x' \5 a; F
! P' I \$ s7 {/ y- c+ S0 i 居其宏(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N0 s/ x! @) H, v5 g3 H8 N4 d8 Q
6 Z, f6 x$ C* \9 q: a 文化部组织复排的歌剧《白毛女》在全国各地巡演,受到了观众和同行的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这一结果绝非偶然,它证明民族歌剧经典魅力之所以能够超越时代,并不单单取决于它在诞生之初所包含的时代内涵之丰富,也表现为其艺术本体是否蕴藏着因时而变的内在因素,以及后来者是否具有发现它并将它转化为当代审美对象的独到眼光和出众才华。" X* J1 z1 \. L/ q L6 i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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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歌剧家经过20余年的艰苦探索,在音乐创作上终于找到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借鉴西洋歌剧通过主题贯穿发展手法来展开戏剧性的成熟经验,另一方面,自觉继承我国板腔体戏曲中不同板式和速度的变化对比和自由组合揭示人物复杂心理和情感层次的成熟经验,从而圆满地解决了戏剧的音乐性和音乐的戏剧性这对矛盾。这是我国歌剧艺术独有的音乐戏剧性思维,是中国歌剧作曲家对于人类歌剧艺术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中国歌剧史上树立起一座艺术丰碑。- Q) w5 ]' A5 d3 S+ y9 w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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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族歌剧在创作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一是在音乐形象的塑造上,女强男弱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从《白毛女》开始,杨白劳的形象很好,但没有贯穿全剧;大春的形象倒是贯穿全剧,但塑造得不够。再看《小二黑结婚》,小芹形象很丰满,但二黑的形象就不鲜明。包括《洪湖水,浪打浪》、《江姐》、《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二是多种演唱形式的运用不充分,比如重唱一直比较弱,乐队在介入戏剧方面做得还不够,等等。三是音乐语言的出新如何让观众接受?是否能做到七分熟悉、三分新奇?过分熟悉了就陈旧,过分新奇观众不能接受。四是剧本创作的问题,民族歌剧剧本跟一般的剧本是不一样的,创作者必须要懂得民族歌剧的特点,兼顾文学性和戏曲性。只有这几个问题解决好了,民族歌剧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6 K# Q$ `% Q' |2 Q8 s9 c-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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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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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4 |5 \! L3 Z( j$ V 作为民族歌剧,怎样把握和展现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层内涵?歌剧界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却针对这种外来形式是全面继承还是嫁接为用的问题多显摇摆,导致明白问题之所在,却在解决的层面裹足不前。! e O- _2 l. f# R9 Y# B% j
X# G/ k3 {* I( m% D7 p. _+ ~ 常常听到歌剧界的人们探讨中国戏曲是否为中国歌剧的问题,我们说这既是又不是。所谓是,因为可以将其作为中国既有的歌剧种类;说不是,因为中国戏曲是千百年不断创造积淀呈程式化样态,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在发展过程中又与方言关联,以致无论道白还是音调都彰显了区域特色。歌剧毕竟是外来形态,也有定规。在其“民族化”过程中,我们应保护其“父本”特征,但既然为“民族歌剧”,则要彰显民族特征,以适应本民族人群审美之需要,又与中国戏曲形成一定区隔。在下以为,从传统曲牌中汲取养料,把握板腔的实质性内涵,去掉传统戏曲的角色与行当,卸去戏曲表演的程式化,依歌剧人物形象和歌剧的多种音乐体裁以为创制,这难道不是中国民族歌剧?扎向海量曲牌中,认真学习板腔体,补上这一课再看效果如何,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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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同样是以歌舞演故事,但歌剧毕竟不是中国传统戏曲,在把握这种外来形式的同时应真正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而不是所有理念都从西方借鉴,否则还叫什么民族歌剧呢?中国歌剧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对民族歌剧的创作模式也逐渐清晰,但软肋还在对传统把握这一边。歌剧在中国需要多次嫁接,把握好父本与母本方能不断走向成功。但有一点,一边理念是原创,一边理念是旧瓶装新酒、移步不换形,两种原本相冲突的审美理念集合在一起,究竟怎样更好地融合值得期许。. T: j A9 f. K0 U9 }0 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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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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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s) W- ~; g) ?; W 中国在文化领域始终面临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民族化。文化要现代化,是因为生产生活方式要现代化,也就是说,一个后发国家,必须实现从农耕到工业化、从乡土到城市化的升级,这样,文化也必须跟进。由于西方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曾遥遥领先,因此,后发国家的现代文化建设往往会模仿复制西方文化。这样,由于国情、传统和民族心理的要求,民族化会成为后发国家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另一面。# J/ A3 s: _0 a z#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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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本身就是舶来品,本土化、民族化的任务更突出一些。上一轮的民族化,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应该说相当成功,涌现出一批民族歌剧的经典之作。改革开放后,再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这一次,歌剧的情况可能要更复杂一些。前两年在保利剧院看歌剧《费德里奥》,国内院团演出,全场德语演唱。这样的演出的确可以演练技术、培养人才,但是目标观众是谁呢?不仅如此,这部歌剧创作于1805年,距今已有200多年了,观众听上去已经有相当的隔阂。所以,除了民族化,歌剧这种传统的、经典的艺术样式,还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歌剧要表达当下时代人们的活生生的经验、活生生的喜怒哀乐,不能搞成“洋”与“古”的结合。说到底,还是毛主席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和洋,都是“用”,当下的中国,才是“主体”。歌剧要面向群众,今天的群众是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今文化消费的主体,是“80后”“90后”,很快就是“00后”。歌剧能否赢得这个人群,能否赢得年轻人,是它能不能发扬光大的关键。电影已经做到了,话剧也已经做到了,歌剧能不能做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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