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与中国当代文学70年

　“狂飙为我从天落”，“雄鸡一声天下白”。70年前《白毛女》的出世，是与一个大时代的来临相匹配的“重要的文化时刻”，这是一个“新中国的桅杆正露出海平面”的时刻，也是一个中国文学重新定义其自身的转折时刻。

　　《白毛女》演出和出版后，郭沫若分别在1947年和1948年写了《序〈白毛女〉》和《悲剧的解放——为〈白毛女〉演出而作》，对《白毛女》的特点和意义提出了两点归纳，认为《白毛女》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的作风完全洗刷干净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文艺形态，这种文艺形态跟所谓的新文学的传统，与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第二，《白毛女》虽与旧有的民间形式有血肉的关联，但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从新的种子——人民的情绪中迸发出来，成长起来。“《白毛女》这个剧本的产生和演出……标志着悲剧的解放。这是人民解放胜利的凯歌或凯歌的前奏曲。”茅盾写于1948年的《赞颂〈白毛女〉》一文则强调了《白毛女》是一种新的人民文艺，但是它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形式，因为原来说到民间文艺，好像是面对底层人的，是一种比较低级、粗俗的状态，走不进文艺的殿堂里边，《白毛女》出来后让人看到了这种状况的改变，用邵荃麟的话说，是从普及到提高的一个标志性成就。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评论代表了同时代人的“时论”，这些评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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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 d- D. x" P& Q" X( z　　《白毛女》是一部深嵌在时代变化中的大作品，《白毛女》的舞台呈现和评价，也与时代的风潮变化休戚相关。正如整个当代文学跌宕起伏的过程一样，关于《白毛女》的舞台呈现和评价，也深刻地内在于时代的变化之中，成为当代文艺乃至时代变化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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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4 F2 }; a' y　　在《白毛女》的评价史中，1962年《戏剧报》召开的座谈会是一次值得重视的讨论，这次由张庚主持的座谈会汇集了当时戏剧戏曲界、文学界、音乐界、舞台美术界的重要相关人物，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应该看到，以《白毛女》为代表的延安文艺是一种综合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的艺术实践，同时又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甚至就是具体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对于《白毛女》这样的批评和研究对象，与处理一般的文本、一般的文学现象是不一样的。1962年的座谈会，参加的人的知识背景非常广泛，对《白毛女》这样丰富复杂的文本，就有较为细致和到位的理解。之后的研究中，由于学科的分化和知识的壁垒，这种讨论已很难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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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L1 `9 C; U. v6 p　　《白毛女》蕴含的丰富的艺术和时代信息使它不可能长时期在时代风潮的变化中沉睡。90年代之后，在新的知识背景和时代思潮下，《白毛女》又成了以“再解读”为代表的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热点之一。

　　《白毛女》从民间传说到歌剧到电影到芭蕾舞剧，有一个丰富、复杂的演变过程，支撑这个敞开的文本演变过程的是三个要素：新文化的要素、民间文化的要素和政治的要素。新的研究者抓住了这些要素当中存在的所谓“意义的裂隙”，展开了新的解读。其中以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最为著名。孟悦认为，《白毛女》故事的叙事中，政治合法性的取得有赖于民间审美原理的确认。《白毛女》存在一个民间叙事动力机制，也即对于家庭的和谐美满和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白毛女》中，政治力量最初不过是民间伦理逻辑的一个功能，民间的伦理逻辑乃是政治主题合法性的基础、批准者和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倒像是民间秩序塑造了政治话语的性质。应该看到，孟悦的独特阐述在一种新的伦理框架下面展示了对《白毛女》等红色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可能性，而且这种研究思路确实在有关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阐释中颇有影响，黄子平就在对革命历史小说或者“红色经典”小说的阐释中挖掘出了潜藏在革命政治这一叙事逻辑下的英雄儿女斗法降魔、脱胎换骨等出自民间传统审美和心理的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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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悦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文学作为工具为政治服务的阐释模式，但它还是在政治为修复民间伦理和为爱情伦理服务的政治/民间的二元对立的框架内，仍然无法解释《白毛女》中民间和政治之间真正复杂的现代性关系。李杨的《〈白毛女〉——在“革命政治”和“文化革命”之间》以瓦解民间和政治的二元对立为突破口，将孟悦的分析作了进一步的推进。李杨认为，对普通社会长期形成的伦理原则和审美原则，修复或者想象恰恰是最大的政治，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直是对传统的修复，甚至是以传统的名义开始的，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形式上不同于五四启蒙革命的地方，因此在他看来，呈现在歌剧《白毛女》中的民间传统其实只是对民间和传统的借用，不是在一个按照非政治的逻辑发展开来的故事最后被加上一个政治化的结局，而是政治的道德化，或者说这是现代政治创造的民间，一个打着民间或者传统旗号的现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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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杨的这一分析有其独到之处，它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分析框架，但可惜李杨并没有沿着这一分析继续深入下去，他并没有继续分析，现代中国政治在形成共同的民族国家和阶级这些“想象的共同体”时，是如何利用民间和传统这些资源的，反过来民间和传统这些资源又如何与现代民族国家和阶级这些“想象的共同体”形成怎样复杂的关系。这个过程不仅是一个政治规划和想象的过程，更是一个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和社会革命的实践过程。

. P$ D5 O; `/ @! Y% m7 s　　《白毛女》刚一出来，就有一个批评，即认为《白毛女》有一个结构上的不平衡，前三幕跟后面的戏，即大春从八路军回来之后的戏，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音乐处理上都出现了脱节。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大春出来用现在比较常见的说法就是一种外来的新的政治形式出现了，怎样表现？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芭蕾舞剧的处理有非常成功的地方，主要是加了一头一尾，是关于整体性的叙述。序幕当中有一个关于几千年历史的叙述：“看人间，往事几千载，穷苦的人说不尽、道不完；看人间，哪一块土地不是我们开，哪一片山林不是我们栽，哪一间房屋不是我们盖……”这是一个关于历史的整体叙述。最后又有一个呼应：“太阳出来了，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今天看见出来了太阳，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今天要做主人，今天要大翻身。”音乐和歌唱又重新回到了开头的“看人间”，与之呼应，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大叙述，而且是一个不仅关于历史，也是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叙述，如果没有这样的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方式，结构上的一致性是没办法贯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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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孟悦还是李杨，在对《白毛女》的阐释中都无不显示了对以《白毛女》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传统的新的阐释可能性的探索，在打开新的可能性的同时，这些探索在某些环节上又有脱节之处。在对《白毛女》的阐释当中，新的视角的发现还有赖于在一些主要的关键点的理解上重新贯穿起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