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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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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生活 情牵基层- P D/ A* t5 P/ Y
1 h& k6 f5 d* L+ h% B- N. ] 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引领下,2015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特别设立了“‘同一个舞台、同一个梦想’——国家艺术院团联手基层艺术人才同台演出活动”。六家院团的六台音乐会各具风采,这些作品或在创作上深入基层采风,或在表演上邀请基层艺术家同台。中国交响乐团的主题公益音乐会《最好的未来》让帮扶对象——重庆的农民乐队和盲童学校的孩子走上舞台,让艺术音乐走进民间音乐团体和特殊教育学校;中央歌剧院的合唱音乐会《黄河大合唱》和东方演艺集团的独唱音乐会《东方情》则分别邀请了河北省安新县端村学校白洋淀荷声合唱团和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共同参与演出。: L+ h9 m$ u' D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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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术家的原生态演唱优美亲切、原汁原味,为首都音乐舞台注入清新淳朴的民族民间音乐气息。除了舞台上的精彩演绎,艺术家在采风中发掘少数民族淳朴的音乐故事,为探寻多民族音乐文化的人文脉络所做出的努力也令人敬佩。“与基层同台”让民间艺人和基层艺术家共享国家级的艺术舞台,也让国家院团在普及和繁荣群众音乐文化方面踏实践行、发挥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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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z" J% ?/ X d 回顾“2015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音乐类的演出,在剧目选择上,既有民族民间音乐也有西方经典名作,既有对原创经典作品的回顾也有新创作品的首演。在演出题材上,既有纪念抗战胜利的专题音乐会,也有展现民族民间音乐、反映地域民俗音乐文化的作品。演出季在展示国家院团实力,推出优秀创演人才和作品的同时,开展了与基层艺术人才合作的新范式。活动强化了国家艺术院团帮扶和引导基层艺术人才成长的机制,对中国舞台艺术的均衡和健康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作为国家级的演出和推广平台,演出季推出的艺术惠民工程,对普及优秀作品、繁荣群众音乐文化生活做出了最务实的举措。它同时也为艺术评论和艺术创作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完善了创评互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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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2 J! N1 s2 v9 f: |" q. b3 [. v 2.风华国乐 余音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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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 i+ F: N) k1 J: X6 M! \: \ “跨界”“融合”“追根溯源”是今年民乐类演出的关键词。演出季期间,中央民族乐团携《又见国乐》、《国乐的追思》、《国乐风采》三台剧目参演,中央民族歌舞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则分别推出了民族音乐会《青甘宁》和《国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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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乐类跨界剧目,《又见国乐》在表演上既借鉴了戏剧的表现形式,又保持了音乐会中大乐队的现场伴奏和高水准的演奏品质。以通俗性、综合性和时代性的特色,去掉了人们对民族音乐过于民俗化和符号化的印象,赋予民乐新的身份。整部作品在现代和传统的“碰撞”中,在大众审美和艺术取向的引导中,在音乐改编的空间和戏剧性表演的借鉴中,引申出更多关于“度”和“量”的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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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乐的追思》是一部融合民族、交响的大型音乐会,共演出了五部现当代民族声乐和管弦乐名作,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以大型体裁表现重大社会题材并非只是西方交响乐的专利;《国之瑰宝》则以民间传统音乐为素材,汇集十余位作曲家的新创作品,以当代语境表达民族传统音乐,整体风格自然亲切,可听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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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是本届演出季民乐类演出的另一特色。《国乐风采》和《青甘宁》两台音乐会向听众展现了宽广博大的传统之河所孕育出的千姿百态的民间音乐:山西绛州的锣鼓、福建泉州的南音、贵州黔东南州的侗族大歌、海南黎族的鼻箫、舟山渔歌、西安鼓乐、浙江的十番锣鼓,天南地北几十种不同曲调、风格各异的《茉莉花》和青甘宁地区保安族、裕固族、回族、土族等多民族聚集区内最经典的少数民族音乐——花儿。这两场展现原生态地区民乐和民俗的音乐会,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追根溯源,是土地与生命的赞歌。- P, {. y2 o% t
, D9 N% B2 R0 J6 R( z+ O1 a 丰富多彩的民乐演出为观众呈现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展现了民族音乐除了“小而精”,还可以“大而美”。热烈的现场反馈表明,传统民乐的现代演绎已经获得音乐市场的生存空间。民乐发展的意义在于使它能在急速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下保持其应有的文化品格,“跨界”“融合”与“旧貌换新颜”使民族音乐抓住新时期文化领域的发展机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艺术与商品之间,中国民乐必将走出一条“秉承传统,保陈出新”的大道。* a) V% U8 ^; a4 \) \
y/ h" _& ~* v$ J 3.原创歌剧比重凸显9 ^! r9 F. h" f. s# m0 t( z% B& U+ T
8 A' W, I8 W! F. V$ r 相比往届而言,本届演出季首演的原创歌剧比重凸显,从侧面反映了近几年中国歌剧创演的红火势头。在三部原创歌剧中,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排的《号角》和《星海》是两部以讲述聂耳和冼星海走向抗战创作生涯为主线的作品,这两部作品均以纪传体写实手法创作。由中央歌剧院创排的《我的母亲叫太行》则以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讲述了一个乡土环境下的抗战故事,编剧将视线放在普通人身上,以全新的人物设定,讲全新的故事。两类剧本的创作手法各有特色:剧作家自创人物和故事情节时在剧本写作上相对比较自由;但写名人传记题材时则在剧本写作上有着特殊的艺术局限性,因此,将观众熟知的历史知识与戏剧创作的虚实结合成了脚本创作的难点,对《号角》和《星海》两部作品的音乐性与戏剧性关系的把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 _; D u0 w* u& s/ C!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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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上,《号角》以《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主题贯穿全剧,同时使用了小河淌水、金蛇狂舞、夜上海等耳熟能详的民歌和时代歌曲为音乐素材;《星海》运用主导动机贯穿的发展手法来抒情、刻画人物和推动戏剧性的展开。《我的母亲叫太行》在音乐中除了个别段落运用了山西民歌素材之外,并没有刻意展现民族风格,相对不少歌剧在音乐创作中所呈现的歌曲化样貌而言,具备了一定的歌剧化思维,但在对音乐素材的多样化把握和整合上、对叙事场面和音乐性伴随的写作上、对乡土生活题材与音乐表现的协调性等方面还有提高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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