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家族记忆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左二），母亲黄素琼（右二），姑姑张茂渊（右一）等在天津英租界住处的花园里。


　　2015年9月，南京白下路273号院内的一栋旧式红砖洋楼即将完成大修，民间叫它“小姐楼”，文物部门将其定名“张佩纶宅”，正是张爱玲祖父母住过的地方。张爱玲祖宅原本占地近150亩，可见当年之显赫，历经兵燹拆迁，如今只余这栋小楼。

　　今年也是张爱玲逝世20周年。廿年前她悄然长逝，身后“张爱玲热”却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退，不仅作品长销不衰，无论学院研究还是大众接受，有关她的文字可谓铺天盖地，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鲜有比肩者。

　　张爱玲也不可避免地被过度谈论，身世、恋爱、人生境遇，哪一桩都是八卦追逐的谈资，充斥着各种想象、臆断与流言。仅仅是她的死亡，就有不少以讹传讹。比如她晚年不似有人描述的那般困窘，死的时候躺在地板上，家徒四壁。事实上当年张爱玲留下了一笔20多万元港币的银行存款，另有交给宋淇夫妇打理的股票债券约计32万美金，完全称不上贫穷，极简节省的生活只是个人选择。

　　“在现代中国作家里，张爱玲是唯一兼具显赫家世、天才写作和传奇人生的人。”追溯传奇的诞生，这份为人津津乐道的家族往事，也许是影响了她一生的记忆重负——“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祖父母佳话被写入《孽海花》

　　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皆是清末名臣，李鸿章择婿一段，还被写进了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中。李鸿章的原配夫人周氏病故后，1863年他娶了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原配生下的儿子夭折后，李鸿章过继了弟弟李昭庆之子李经方；赵氏生了次子李经述和两个女儿李菊耦、李经溥。两个女儿都受到良好教育，聪慧过人，据说李鸿章迟迟舍不得让她们嫁人。张爱玲写过，“我祖母也是二十三岁才订亲，照当时的标准都是迟婚。”“因为父亲宠爱，留在身边代看公文等等，去了一个还剩一个。李鸿章本人似乎没有什么私生活，太太不漂亮……他唯一的一个姨太太据说也丑。”

　　长女菊耦容貌秀丽，琴棋书画皆通，李鸿章为她挑选的夫婿让赵氏很不满意，一度极力反对。因为张佩纶那时是年届40的鳏夫，有过两任妻子，相貌也极为平平。他是清流派的代表人物，耿直自负，曾经到处弹劾官员，“一疏出，朝野耸听”。他也弹劾过李鸿章议和。

　　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力主抗击法军，1884年7月被外放到福建海疆督师。踌躇满志的书生缺少实战经验，既对法舰掉以轻心，又和闽籍将领缺少配合，最终致使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他自己在兵败时头顶一只铜脸盆逃生，后饱受讥讽。战后追责，张佩纶被革职发配到察哈尔，遣戍3年中并未消沉，而是埋首治学、勤勉著述，先后完成《管子注》24卷、《庄子古义》10卷，还写有《涧于日记》等。

　　1888年张佩纶戎满归京，继室边氏已于2年前去世，他的声名地位都是明日黄花，无财无职。当时李鸿章作为洋务派的领袖权倾朝野，他格外赏识张的才学，不念旧恶，将其招为幕僚，还把掌上明珠嫁给他。时人都不看好这桩婚事，但李鸿章却相当满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幼樵(张佩伦的字)天性真挚，囊微嫌其神锋太隽，近期愈近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菊耦对婚事也颔首赞同，“爹爹眼力必定不差”，颇有巨眼识英雄的意味。曾朴在《孽海花》中把东床选婿这段写得非常生动，不妨照录：

　　一日威毅伯感冒，要请仑樵去商量一件公事，踏进房门，早被威毅伯看见，便喊：“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姑娘红了脸，道了万福，转身如飞逃进里间。庄仑樵一面与威毅伯谈话，一面看见桌子上有一本锦面的书，……一翻就翻到两首有关中法战争的诗，起首便是“鸡笼南望泪潸潸，闻到元戎匹马还！”这个“元戎”除了他还能是谁？两首诗一气读完，末一句竟是“功罪千秋付史评”，对他竟是既有责备更有谅解，庄仑樵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下来。威毅伯看见就笑道，不过是小女的涂鸦之作，又说 ：“小女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庄仑樵接着说：“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样的才貌！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威毅伯听后哈哈一笑竟说：“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说完竟“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领神会，马上托人提亲，威毅伯竟一口应承了。

　　《孽海花》里的庄仑樵、威毅伯，人人皆知是影射张佩纶、李鸿章。张爱玲小时候听说此事，很兴奋找来书看，还特向父亲求证，“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实际上曾朴和李家也有亲戚关系，常有往来知根知底，张爱玲的推论是“《孽海花》里这一段情节想必可靠，除了小说例有的渲染”。

　　张佩纶此后未像岳父设想的官途亨通，大展宏图。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抱养的长子李经方欲出任前敌统帅，为张佩纶谏阻，郎舅关系遂势同水火。李经方指使御史端良弹劾张佩纶，光绪下旨将张驱逐回籍。他没有回祖籍丰润，而是携妻往南京安家，买下了前面提到的大宅园，内心也许并不痛快，不过至少有良人相伴。

　　“我祖母的婚姻要算是美满的了，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夫妇俩留下不少琴瑟和鸣的佳话，闲时两人还合著了本食谱，甚至一起写了本武侠小说《紫绡记》自费付印，不过张爱玲说“故事沉闷得连我都看不下去”。1901年李鸿章逝后张佩纶觉起复无望，2年后因肝疾忧郁离世，时年55岁。张爱玲长大后也好奇翻看家藏的祖父全集，“他的诗属于艰深的江西诗派，薄薄的一本本诗文奏章信札，充满了我不知道的典故，看了半天看得头昏脑涨。”不过“多年后我听见人说我祖父诗文都好，连八股都好，我也都相信”。

　　李菊耦丧偶时仅38 岁，带着7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靠带来的嫁妆生活。张爱玲小时候缠着老女佣讲祖母的故事，“她想了半天方道：‘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我觉得大煞风景，但是也可以想象我祖母孀居后坐吃山空的恐惧。”李菊耦守寡终老，“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于1912年辞世，时年46岁。

　　父母离异，亲情离散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是典型的遗少。当年寡母旁无依靠，望子成龙，致力于闭门教子，“背不出书，打！罚跪”。“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他在天津铁路局短暂做过英文秘书——李鸿章要求子侄们都要学习外文和洋务，此后就赋闲在家，抽起了鸦片、嫖妓、娶姨太太。

　　张爱玲母亲黄逸梵与他的矛盾很快爆发。黄逸梵也出身名门，祖父黄翼升祖籍长沙，跟随曾国藩湘军征战太平军，官至长江水师提督。她是那一代的新女性，缠过脚，却深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敢想敢做，“是个学校迷”。她说自己的婚姻“为了门第葬送了她一生”。张爱玲4岁时，黄逸梵便借口小姑张茂渊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于是同去英国，上美术学校，“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都熟识”，“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

　　张志沂一度因毒瘾深重而差点丧生，“离死很近了……我很害怕了”。逃过一劫的他打算振作，承诺戒鸦片，遣走了姨太太，黄逸梵回国过了几年孩子们眼中童话般的家庭生活，但丈夫故态复萌，还想花完妻子的钱就此将她禁锢在国内，这场婚姻于1930年最终破裂。张爱玲和弟弟被判给父亲抚养。

　　1934年，张爱玲有了一位继母。父亲第二次结婚的对象是民国政府前总理孙宝琦之女孙用蕃，当时年纪也不小了有36岁。孙用蕃是陆小曼的好友，婚后床头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她们都有阿芙蓉癖。父亲和继母婚后经常在榻上一同吞云吐雾。

　　张爱玲对于母亲抱有特殊的感情，“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最初的童年记忆之一就是看母亲在镜子前梳头，想着自己赶紧长大，就能梳爱司头穿高跟鞋了。

　　黄逸梵讲究穿着，酷爱剪裁，经常自己动手做衣服，这一特点直接遗传给了女儿。40年代张爱玲成名时，她奇装炫人的爱好和她的文名一样有名。所以当初继母带来一箱自己的旧衣服送张爱玲，强调“料子都很好的”，只会让十四五岁青春期的少女难堪发窘，担心被贵族女校的同学取笑，“有些领口都磨破了”；而穿着一件颜色像碎牛肉的旗袍，“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她后来自言，“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于后来一度clothes-crazy(衣服狂)。”母亲喜欢艺术尤其是绘画，张爱玲也颇有天分，“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后来出书自己设计绘制过封面、插图，更别提她用字遣词中那种色彩的敏锐感。

　　少年时的张爱玲看母亲，既是崇拜也是向往。“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张爱玲年少时开始写小说，父亲是她最初的知音，还曾为她的《摩登红楼梦》代拟各回目。而她一贯爱看市井小报，也缘于父亲的这个嗜好。

　　但这种父女关系一去不复返了。1938年，张爱玲和继母矛盾激化，大闹一场后，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关在自家后院几个月，差点病死在里边。这段经历后来被她直接写进了小说《半生缘》中。一次偶然，她得以逃出家，投奔了母亲，从此与父亲恩断义绝。

张爱玲张爱玲
　　家族故事成为小说材料

　　母亲黄逸梵虽收留了她，但也表示手头很紧张，她现在有两条路：“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选择了后者。1938年，她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伦敦大学。但天不作美，二战迫在眉睫，局势不稳，她只得放弃远赴英国，于1939年进入香港大学就读。

　　张爱玲在港大读书时格外用功，功课每每名列前茅，因为奖学金对她来说很关键。与父亲关系破裂，他不会再给她一个子儿，而倚靠母亲久了，她也曾写过“母亲的家已经不复是柔和的了”。

　　在港大，她是宿舍楼唯一暑假无家可归的学生。1941年底她又见证了香港沦陷，一个炸弹落在对街，“差点炸死了，都没人可告诉，她若有所失”。当时她还未及毕业，战争让求学无望，只得重返上海；于是下决心写文章养活自己，踏入文坛。再到1943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打响，随即进入创作的井喷期，代表作《倾城之恋》《金锁记》相继问世，一举成名。

　　张爱玲不写革命，只写爱情。她熟悉的豪门旧事、家族逸闻，成为她信手拈来的小说题材，“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她在6岁时写的第一个故事就可窥见端倪，讲一个年轻女子趁哥哥不在家，设计阴谋来对付她的嫂子；7岁时又写了一部家庭悲剧小说。父亲代表的中国传统，与母亲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她身上水乳交融。那些看起来鸳鸯蝴蝶派的题材和章回体小说的气质，内里贯彻的却是西方小说技巧与弗洛伊德式心理学。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后来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把小说里的原型老老实实挨个对号入座：《金锁记》是写的李鸿章次子李经述一家，《花凋》则影射的是张爱玲的舅舅，《创世纪》有六姑奶奶李经溥的身影……以至于张爱玲把一众亲戚都得罪光了。她的舅舅气得够呛：“她来问我，我什么都告诉她，她却在文章里骂我们！”而多年后几乎所有李家族人提起张爱玲都意气难平，有人说，“张爱玲写小说是为了出风头……李家人出来工作的也不少，他们的挣扎和奋斗她不写，这算什么？”

　　但这些张爱玲全不在意，她深知在世上立足完全得靠自食其力。她一生都坦承爱钱，对于金钱，亲兄弟明算账，最好的情况就是了不相欠。这也是她的家庭给她的教育。即使和她感情很深的姑姑，两人在上海同住公寓，张爱玲收衣服时撞到了阳台的玻璃门，膝盖流血，“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早早便将世情看得通透。

　　2009年出版的张爱玲遗作《小团圆》，真实袒露得几近残酷，基本上可以认定为作家本人的自传。除了写到与胡兰成的爱情，有专家说这本书写得最好的地方是展现了一对复杂难解的母女关系。其中有件事让张爱玲深受刺激。某学期她没拿到港大奖学金，一位赏识她的教授资助她一笔800元的学费，让她深为感动。母亲说代为保管，后来张爱玲无意间却发现母亲打牌时轻易就将这钱输掉了。无法形容她当时心中的震荡，这份鼓励被她视为一张“生存许可证”，“这世上最值钱的钱”，当下如遭猛烈背叛。

　　所以当姑姑警告她，母亲回来会生气触怒舅舅的事，张爱玲回说，“二婶(她的母亲)怎么想，我现在完全不管了。”她告诉姑姑800块钱的故事，并说一定会把母亲花在她身上的钱全还给她。后来她果真积攒了二两小金条送去，说是还母亲的，黄逸梵被激得落下泪来，“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子’嗳”，坚持拒收。

　　张爱玲与胡兰成1944年结婚，1947年离异，人们以前都说她慷慨大方，分手了还不忘寄给胡兰成“分手费”30万元。其实也是相交之初，张爱玲提起需要还母亲的钱，于是胡兰成某次拿了一箱钱来给她，“她对币值完全没数，但是也知道尽管通货膨胀，这是一大笔钱。”于是后来她剧本一卖了钱，就全都还了他。这倒是她一贯在感情和金钱上的理性清洁。

　　晚年沉迷回忆

　　1950年，张爱玲还应邀参加了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柯灵回忆，张爱玲“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她也意识到自己恐与新社会格格不入，1952年以恢复十年前中断学业的理由避居香港，1955年远赴美国。

　　1956年，张爱玲在麦道伟文艺营认识了大自己19岁的美国作家赖雅，同年两人结婚。她在怀孕后堕胎，用古老的“药线”将孩子打掉，《小团圆》中写得触目惊心，“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恐怖到极点的一剎那间，她扳动机钮。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张爱玲选择不当母亲，其中也有经济考量，她在散文《造人》里探讨过人们为何要生孩子，称“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而“造人是危险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迫处于神的地位”。所以要做父母的得为孩子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不然小孩会很艰难。她和赖雅当时都没什么收入。

　　张爱玲在英文上狠下过一番功夫，40年代在上海，她便用流利英文给《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上写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文章。不仅成名要趁早，她年轻时还立愿“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一向想把中国介绍到西方。赴美之前，她的英文小说《秧歌》登上了《纽约时报》的书评版面，广获好评，但之后的写作再不复此盛况，《北地胭脂》《粉泪》等不是迟迟无法出版就是毫无销量。

　　当时西方看重的中国题材写作，除了林语堂，是英国女作家韩素音的半自传体小说，以及赛珍珠以中国为母题创作的小说，半是真实半是迎合了固有的想象，追求跌宕起伏的情节性，与晚年“平淡而近自然”的张爱玲，自然差别很大。张爱玲深知于此，但从未要效仿，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我反对那种猎奇的文学俗套，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儒家学者满口说教的国度……”而讽刺的是，她写旧式家庭的残酷故事，被有其政治立场的美国编辑无法接受：如果她写的情况属实，那后来的共产社会实际上就是解放，共产党变成了救星。

　　她后来几乎停止了英文写作。张爱玲在美生活了43年，但对美国题材不感兴趣，生前只有一篇相关散文《1988——》发表，身后有一短篇遗作《同学少年都不贱》有所涉足。让她魂牵梦萦的还是中国故事。张爱玲晚年开始记录自己的人生，在《雷峰塔》《易经》《小团圆》中一遍遍审视过往。一部《小团圆》从55岁提笔，中途搁置，直到73岁时最终改完。“我确是爱好真实到了迷信的程度。我相信任何人的真实的经验永远是意味深长的，而且永远是新鲜的，永不会成为滥调。”


　　多年研究张爱玲的学者止庵，认为张爱玲“对自己的身世太看重了”，“她是中国现代作家里身世最显赫的一个，没有哪个作家能和她相比……所以她家族的故事，她认为是可以写成类似于《红楼梦》这样—个作品的。”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痴迷众所周知，“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但这样的作品始终未曾写出。

　　“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萦。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这是张爱玲祖母李菊耦唯一留下来的诗。临终前两年，张爱玲写了生前最后一本书《对照记》，少有地贴出54张家族老照片——出版“藉此保存”，任回忆弥漫。“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时再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