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清代仅有的短篇小说集

“贵州清代小说仅有短篇集一部《啖影集》”。《贵州通史•清代贵州文学》在“小说与传奇”部分的开篇，就将普安厅（今贵州盘县）人范兴荣所著的《啖影集》推到首位。在贵州文学史上，清代之前是没有小说记载的。
范兴荣，字仲华，号向生，别号三一溪渔人（因盘县旧城有三一溪环绕而取号）。生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卒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普安厅（今贵州盘县）人，清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于道光六年（1826）出任山东文登知县，后历任湖北黄冈、通城、黄梅等地知县，升任武昌同知兼权江夏县事。因“江堤罣误”去职回乡。赋闲之后，以读写为乐，主讲于凤山书院，著有《环溪草堂诗集》、《环溪草堂文集》、《僻字便览》、《啖影集》等。
《啖影集》于范兴荣生前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木刻本刊行。分为四卷，四册线装，竖排，白绵纸印制，版框高14厘米，宽10厘米，每半页8行，每行20字。书前有江右况成春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二月上浣写的《序》与作者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冬日所题的《自志》。但此本不仅存世不多，而贮于范家花园藏经楼的原刻板，民国初年还被驻军毁坏了几块，后来才经人补刻，并拟重印。而适逢盘县平街鸿文石印局成立，遂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交付重印。此补刻重印本除纸质不同外，其它皆与初版无异。民国三十一年（1942），时为国民党中宣部长的张道藩回盘县省亲，从其父处获得所藏之《啖影集》，便携去重庆，校阅一过，除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亲拟序文并请著名老教授蒋梅笙校阅，于该年冬月作有序外，还附了其父张家凤撰写的作者传记，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由正中书局在重庆铅印行世。民国三十五年（1946），正中书局在上海又依渝版重印。此二版皆为小32开本，繁体竖排，活字铅印。但印行数量都不多，除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图书馆有藏外，世皆罕见。2001年5月，作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在中共六盘水市委、市政府资助下，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天海撰写的《啖影集注译》。这一版本，当是迄今为止《啖影集》最完备的。
《啖影集》共四卷66篇，每篇末皆有[赏音子曰]的精妙评语。在卷二后另附有一篇《好人歌》。全书约五万多字。该书之所以取名《啖影》，是因为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皆形影相依，能理解作者著书之旨，就能由虚见实，由微知著。亦即“读其书，方知‘弦中切响’；啖其影，方觉‘谏果味外之甘’”是也。
《啖影集》的全书内容来源有三：一为作者亲历见闻；二为传闻轶事；三为寓言虚构。但不论是纪实采异，还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其主旨均显于劝善惩恶，以影为鉴。据有关资料记载，范兴荣在山东“为县知事。善断狱讼。每听讼必趁集期，让百姓堂下旁听，以讼中善恶教育听众。”由此，即可见其《啖影》用心之一斑。卷二所附〈好人歌〉，即为其精神所在，足解虚诞无稽之嫌。
范兴荣曾在蒲松龄的家乡山东为官，《啖影集》中一些篇章的取材甚至标题，受到了《聊斋志异》的熏染，以致在某些故事（如《令狐超》、《杜履祥》等）中，范兴荣也会不时提到蒲松龄的影响，“……录之以见留仙之谈，非尽属子虚也”。但是，《啖影集》所涉的内容却是十分广泛的，在汲取《聊斋志异》营养的同时，还多有创新之处。比如，开篇的一则《跳神》，虽然他在文中起笔就明说“阅《聊斋》之《跳神》一则，……因忆吾乡，此风尤甚”，但写法上却与蒲翁迥异。他以纪实之法，十分详尽、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一幅家乡“庆神”的民俗活动，是亲历者的见闻和思考；而《聊斋志异》卷十一中的《跳神》一则，叙述就十分简略空泛，远逊于范氏之作。同样，读《啖影集》中的《孙巫》、《龙宫闹考》、《三士辩难》、《梦神》、《杜履祥》等篇，较之《聊斋志异》，有的笔锋更为犀利，有的描绘更为生动，有的揭露更为淋漓，有的意义更为积极。《聊斋志异》诚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之冠。《啖影集》中的某些篇章在取材、写法上虽然借鉴于《聊斋志异》，但在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上，则并不逊色于《聊斋志异》，而是自有千秋，自有胜境，在某些方面还胜过一筹。此外，范兴荣还受到过苏东坡的影响，在他转仕苏东坡当年的贬居之地湖北黄冈时，东坡的行处诗文，均成为他景仰的楷模。
范兴荣少年中举，三十多岁进入仕途，为官二十多年，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其经历见识远非皓首穷经、一身潦倒于乡间的蒲松龄可以相比。《啖影集》在篇幅上虽只有《聊斋志异》的八分之一，但内容上却涉及很广。大致可分为劝善惩恶、揭穿迷信、判案决疑、戒骄反贪、爱情孝道、奇景灵禽、狐妖精怪、传闻怪异、释道仙隐、因果报应等十类。其中描写海市（《海市》）、飞沙（《飞沙》）、溶洞（《小洞天》）等奇异景观的篇章，更是前所未有的美文。其中很多风物民俗，如《跳神》中“竹鞭与纸钱合用”，“开财门”等论述，还不时作为人们对民间傩文化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有力证据。由于作者博学多识，才华横溢，在全书六十六篇故事中，涉及经史子集，巧用事典的就有四十五篇，间用韵文的有二十三篇。因为诗词骈赋曲与散文巧妙结合，事典与文本贴切无痕，全书显得典雅而极富文采。
《啖影集》的另一大特点是所写故事皆短小精炼，结构严谨。《聊斋志异》中故事最长的有四千多字，而《啖影集》中最长的《判案有胆》也不过二千六百余字。其中千字以下的短文占了大半。最短的《产异四则》之一，仅止有二十二字，比《聊斋志异》中最短的记天象的《赤字》还少三字。足见作者结构篇章，驾驭文字举重若轻的功力。
对于《啖影集》的评价，况成春（赏音子）在为该书所写序中言道：“《啖影》四卷，兼坡仙（苏东坡）、留仙（蒲松林）之长，蕴藉处复不让六朝、唐人。余于鄂渚旅次，得窥全豹，可与《齐谐》、《述异》诸书后先辉映。张道藩“认为留仙《聊斋》以外，当以此为巨擘”，“自有其真价值而流传至今”，“复读一过，并访悉其身平，益叹其人与书，殊有不可磨灭者在也”。《贵州通志·人物志》在评价范兴荣时，也说“《啖影集》尤脍炙人口”。黄万机则在《贵州汉文学发展史》中说“与袁枚《子不语》差可比肩”。由此可见《啖影集》不只是第一部由贵州人写的小说，也是《聊斋志异》之后成就较高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不仅在贵州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我国晚清文学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