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3000万光棍的性需求与养老只是个收入问题

“3000万光棍”的性需求与养老只是个收入问题

浙江财经大学的谢作诗教授最近有些郁闷，郁闷的原因是他的一篇博客《‘3000万光棍’是杞人忧天》被“标题党”了。一家门户网站为抓眼球，擅改标题，变成了《经济学教授谈光棍危机：低收入者可以合娶老婆》。该文被其他网站不断转载后，一时间成了网络热议话题，谩骂声一片，甚至有网友打电话到他所在学院进行辱骂。在网络这种发言没有任何成本约束的世界里，因观点不同而出现“语言暴力”，已是当下常态。其实，谢文的问题只是给出的建议有点草率，相应的分析也不够具体和深入。这里请容许我狗尾续貂，也谈谈3000万光棍难题的破解之道。

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据统计，由于男女性别比失衡，到2020年中国大约有30 0 0多万男性将成为“光棍”，不能进行婚配，组成家庭。一些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这将构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数据是否准确暂且放下，这里假设是准确的，并构成了“社会问题”。

首先来看男女性别比失调的原因，这点不难分析。在社会养老没普及之前，家庭养老仍是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在传统中国社会，女孩出嫁后不承担养老责任，代际间的养老是由儿子承继的，即养儿防老。由于抚养一个男孩或女孩的成本相差不大，而在收益上，男孩要远大于女孩，导致的结果自然是“重男轻女”。父母在男孩的衣食住行，尤其是教育上投资要高一些。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强推了“一孩化”政策，社会养老又没配套，结果是父母普遍希望此生只能生一个的孩子是儿子。而B超等技术的出现又可以提前查知胎儿性别，尽管有或明或暗的禁止，但“选择性生育”仍不时发生。带来的结果自然是生男孩的概率要大一些，这是“30 0 0万光棍”出现的成因。

实际上，若无选择性生育，一个社会整体生男生女的概率大致会维持在1：1，不会出现性别比失调的问题。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既然养儿的投资收益要大一些，为何在传统社会，不见满街都是“儿子”呢？原因即在于父母付出了抚养成本的女儿虽不承担养老责任，但出嫁时夫家是要给予一笔“彩礼”做补偿的。扣除天伦之乐带来的“收入”外，养儿还是养女的“均衡”，停留在两者投资收益的边际等式处。若整个社会男孩子多，女孩自然“物以稀为贵”，“彩礼”上升，会激励父母多生女儿。也就是说，养儿还是养女，也是人类的行为选择，仍受经济规律支配。正是由于“市价”的引导，带来整个社会的性别比维持在繁衍所需的均衡处。

但若“市价”受到了政府对生孩“数量管制”的干扰，使得养儿还是养女的投资收益在边际上“不等”，就会出现性别比失衡现象。“生”还是“不生”，生“一个”还是生“几个”，决策权应该交给父母，因为他们才是市场的主体，才最清楚“边际等式”在何处实现。上世纪80年代强推“一孩化”的原因这里不论，这次计生政策调整，允许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是一个进步，但还不够，应更进一步，让生育权利尽早回归家庭，才能尽早根治数量上“3000万光棍”的失衡难题，杜绝再次发生。

提高收入是关键

既然五年后“3000万光棍”会成为事实，那这个“存量”问题不能无视，又该如何解决？先要搞清楚的是，这一性别比失衡会带来什么社会问题？其实社会学家担心的不外是两个方面。一是性需求不能满足，二是无人养老。

先来看性需求的满足。即使在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条件下，男女性别比的均衡大致是1：1，这时是否仍存在“光棍”或嫁不出去的“剩女”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男女匹配组成家庭不是自然天成，无任何“代价”的，而是有较高搜寻的“信息费用”。传统中所谓的“红娘”，或现在的婚恋网站，即是为降低这“信息费用”而产生的“中间商”，她（它）们挣的即是这“信息费用”的钱。即使这世上有男人和女人各100人，最后也会有十个八个的“剩男”、“剩女”，没能婚配。

美色有价，而女性的身体是其巨大的资产。实际上，不仅女色有价，男色也有价。注意，这么说并不是“歧视”或“物化”女性。从经济学或科学的视角看，凡是能带来“收入”的皆是资产。市场竞争之下，资产落入出价最高的人手中，所谓“英雄配美人”，是市场配置“效率”的应有之义了。抛开价值观，想清楚了这些，就知道“性”本身也是一项商品和服务，与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本质上没有差别。

只有从这个“一般化”的科学视角看待“性”，才能不在价值观“好坏”上纠结，才能摆脱成见，找到答案。尽管婚姻是满足性需求的主要渠道，但无“老婆”的光棍是否就满足不了性需求呢？既然本国的女性少，能否从外国进口“新娘”呢？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不正是过去30多年来中国所走的成功之路吗？

只要愿意，“富人”不会娶不到老婆。因此，“光棍”能否满足性需求，本质是个“收入”问题。只要中国人的收入高，大可以从国外“进口”“新娘”了。实际上，这种事正在发生。缅甸、蒙古、俄罗斯等国的姑娘，受收入的吸引，已有不少嫁入中国。只是受国籍及一些法律的禁制，“进口”的价格目前还比较“高”。

中国在收入比较“低”的时间，也曾“出口”过“新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人，以将女儿嫁外国人为荣。据说嫁得好的“等级”排序是欧美人第一，其次是日韩人，最后是中国港台人。

实际上，撇开“国别”这个变量，或站在外星球上看地球，就一目了然了。所谓的“进口”或“出口”新娘，不过是人口在婚配问题上，受“市价”星光的指引，在地球上迁移流动，实现资源的较佳配置而已。中国要解决这3000万光棍的婚配问题，最重要的仍是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在绝对额上提高“光棍们”的收入水平，使得“新娘”能自愿流入。同时，在制度上或政策上做一些调整，以降低“进口”新娘的价格。

性的合约种类

既然担心“3000万光棍”的性需求不满而产生问题，那除了上面指出的提高国人收入，大量“进口”新娘外，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为此，要探讨一下与性有关的合约种类。且先来看看家庭这一组织或这张合约的本质。

家庭有三种功能。一是种的繁衍，即“养幼扶老”；二是男女交配，满足性的欢愉；三是一旦夫妻组成家庭后，即变成了一个两人“合伙公司”，除了性的欢愉和种的繁衍外，还求家庭这个“公司”的收入（或产出）的最大化。若“边际分析法”学得好，就会明白家庭的本质是一张“种的繁衍”的合约，后两者只是“派生”出来的功能。若求产出的最大化，实在没必要非“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合伙公司来实现。而性的满足也不必非要规定男人一生只与一位女性交欢来实现。无论男女，皆有“多偶”的天性，家庭这张合约是对人的“多偶”天性的严格约束。

为何要约束“多偶”的天性？风俗伦理也一再表扬夫妻间的“忠诚”，谴责婚外“出轨”，答案存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中。人类的家庭合约经过了漫长的演化。从初民时代的群婚乱交，到血婚、伙婚、偶婚制，再到目前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为主体的专偶制，目的是为了避免近亲繁殖，确认“爸爸是谁”，从而以父系血缘为约束，更好地实现“抚幼养老”（更具体的分析，详见南都7月5日A 17版刊发的“为什么会‘歧视’同性恋”，这里不再展开）。而婚外“出轨”，无论男或女找性伴的支出，皆是在未经“公司”合伙人同意下的“毁约”。更重要的是，女性出轨，在避孕和D N A技术出现前，“爸爸是谁”就成了大问题，从而伤害到整个社会“种的繁衍”。在风俗伦理上，对女性出轨的“谴责”或“禁制”要比男性更苛刻，即是此理。

也就是说，家庭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种的繁衍”的合约，为此，它严格排斥男女“多偶”的天性，要求夫妇一生中只能以对方为交配对象。单纯从性的需求看，“妻子”是“丈夫”购买的一张终身交配合约。这张“终身合约”很贵，光棍们支付不起，才导致“落单”而不能婚配。

但“多偶”毕竟是人的天性，即使有法律和风俗伦理的约束，婚外“出轨”现象仍旧频发。而从性交易的合约来看，“终身合约”也只是满足性需求的一种而已，除此之外，还有按“次”计算的短租合约，所谓“狎妓”是也。有“包养”的长租合约。也有“合租”合约，比如1949年前中原地区的“拉帮套”以及个别地区存在的“兄弟共妻”现象等。当然，“合租”合约是特殊局限的选择，从来都不是人类性合约的主流。既然婚配这张“终身合约”很“贵”，光棍们的性需求是可以通过更便宜的“短租”合约来满足的。

“养老”是个伪问题

从上面第二部分的分析可知，由于婚配中有较高的搜寻费用，不受法律或政策干扰下的性别比均衡中，也会存在婚配不成功的男女“光棍”问题。传统上这些“光棍”的养老，从来就没有构成“问题”，为何现在反而成了“问题”？

实际上，传统中国的这些“光棍”养老问题仍是通过“血缘”纽带解决的。虽然没有“儿子”的直系血缘养老，但仍可以靠旁系的血缘亲情来解决，比如“过继”子嗣或直接由其兄弟姐妹的下一代来承担等。当然，下一代承担了“养老”成本，这些“光棍们”是要在劳动力丧失之前做一些“补偿”来交换的。

而“光棍们”是会预先在“储蓄”上对自己的养老问题做安排的。同样的道理，无子嗣的富人虽然不能享天伦之乐，但不会存在“养老”的问题。各种不同档次的养老院服务是市场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供给”。只要能出得起“价”，在当代社会，“养老”从不是问题。何况随着现代金融的发达，各种新的养老合约也在不断涌现，像“抵押住房养老”就是例子。

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放弃传统上有效的“家庭养老”，而逐步在扩大基数，推行近似强制式的“社会养老”。若养老制度大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部分“光棍”也会被纳入“社会养老”。届时，他们的“养老”更不会是一个问题。


而强制式的“社会养老”取代传统的“养儿防老”，是中国养老制度的进步，还是会与西方现有的遭遇类似，把中国也推入财政困境的陷坑？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