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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民族唱法歌手考 民族唱法起源于战争宣传，又见证了中苏关系的高潮与低潮，在中国人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时曾经给过他们有力的支持，最终不敌群众基础更广泛的通俗唱法。 本刊记者：赵良美 1986年，在第二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简称“青歌赛”）上，声乐第一次被分为“美声”、“民族”和“通俗”三种唱法。 在56个民族之上还存在一个“民族唱法”一度让一些音乐专家感到有些无法理解，不过在1980年代，确实是民族唱法完全成型的时节，尤其是金铁霖门下的弟子。这是一种在中国传统戏曲和民歌的基础上，结合西洋美声唱法而形成的音乐表现形式，中国的主旋律歌曲大多采用这种唱法。少数民族原汁原味的民间歌唱形式则被称为原生态唱法。 中国的“民歌手”和国外一般意义上的“民歌手”不同，后者是唱“民歌（folkmusic）”的歌手，而中国的“民歌手”指的是民族唱法歌手，他们的歌唱主题以主旋律歌曲为主。 民歌手中有不少都服务于部队院团，这就造成了“穿的是军服，唱的是民歌”一种独特的艺术现象。 小品演员郭达和蔡明的小品《某男某女》则充满着对音乐家们的砸挂。“艾音乐同志，究竟什么是军乐，什么是民乐呢？”“军乐就是军人演奏的音乐，而民乐嘛，那当然就是民兵演奏的音乐了嘛。” 大本嗓的魅力 大本嗓时期的民族唱法就像邻家姑娘一样清纯甜美，就是唱到后面会撕心裂肺。 民族唱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此前红军队伍唱的歌非常复杂，士兵来自江西、湖南，有人爱唱客家人的“兴国山歌”，客家人的歌曲中有妹妹送表哥远行之类的歌曲，在1960年代被改编为《十送红军》。一些有过留洋经历的同志则擅长唱《马赛曲》，这支法国国歌很受红军战士的欢迎，时时可见长征回忆录中提到这支曲子对人的鼓舞作用。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从此确立，成为此后几十年间指导中国文艺创作的根本方针。 在解放区，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民族唱法就此开始发端。第一批民歌手以王昆和郭兰英为代表。 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多是唱戏曲和民歌出身，1940年代的民族唱法也因此深受影响。1945年，第一代“喜儿”王昆用秦腔、陕北民歌等传统戏曲民歌的方式演唱了歌剧《白毛女》，大获成功。 “这种唱法根植在传统历史中，特别是农民群众，非常喜欢。”曾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的李西安对《博客天下》说，《白毛女》以艺术的形式在动员人民参与革命斗争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年曾经有战士太入戏，拿起步枪来对准舞台上的黄世仁射击，万幸被干部推开没有伤到人。 刚刚起步的民族唱法完全使用真声（俗称“大本嗓”）演唱，唱的时间一长，嗓子容易疲劳。王昆曾经向别人诉苦说：“你不知道唱到第四五幕时我嗓子有多痛苦。” 在国统区，美声唱法这种被公认为是最科学的发声方法已经在逐渐推广。这种唱法可以使用假声，嗓子不容易疲劳。美声唱法起源于拉丁语系的意大利，这种美丽的语言都以元音结尾，但在演唱中文时会面临失声的问题，导致吐字不清，做不到字正腔圆，对于解放区音乐素养不高的广大群众来说，这种唱法太“洋”。柔软、抒情的流行歌曲一直存在，但被认为会瓦解斗志，是“靡靡之音”，只有大本嗓的原始民族唱法当时在解放区一家独大。 进步歌曲当中也不乏美声唱法的印痕，比如冼星海在陕北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三弦二胡一起上阵，还有搪瓷缸子和饭勺。但在苏联有条件重新整理《黄河大合唱》时，就变成了带有民族特色的齐整的交响乐伴奏的西洋美声曲目。 1949年后，主张民族唱法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主张美声唱法的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共处同一时空，但他们在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和方法技巧等方面难以沟通。前者认为后者“打摆子（发疟疾）、吐字不清、牛叫、唱歌时嘴里像含着橄榄”，后者指出前者“喉咙紧、直嗓子喊、无章法、捏着脖子在叫”，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是为“土洋之争”。有第三方提出可以在民族唱法的基础上，吸收美声唱法的优点，希望大家坐下来谈。 1950年，音乐各界人士分别于5月10日、5月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两次“唱法问题”座谈会，以“建立新中国的唱法”为主题，并就如何结合西洋唱法与中国传统唱法的精华特色，形成完善的歌唱体系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最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洋嗓子大张旗鼓地进军，土嗓子保留了最后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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