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开儒：用歌词记录巨变时代的心跳

一心回回家 · 发表于 2015-10-26 17:18:07

1992年12月16日，我是一口气把《春天的故事》写出来的。那段时间，我到南海边走了一遭，回头一看，蓦然发现，深圳就是一个圈：圈外叫关外，圈内叫特区；圈外搞计划，圈里搞市场。过去，我以为这个“圈”是用铁丝网做的，后来我理解了，这是用邓小平理论做的。

有了这样的想法，“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句话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有了它，我便觉得，《春天的故事》已经完成了，后面都是技巧，灵感来了，技巧自然会为灵感服务。

隔天清早，我就将它寄了出去。

路过深圳满眼水田

1992年，我从黑龙江省穆棱县文联主席及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提前退下。3月末，我偶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反复细读了多遍，内心激动，当晚便决定，我要去深圳看看。

这篇文章引起了我十足的好奇。文中描绘的深圳，有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耸入云端的成片高楼、创下“三天一层楼”纪录的国贸中心大厦，还有全球第四个能生产激光视、唱盘的工厂……这与我曾经见过的深圳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上一次，也是第一次来深圳是在1979年。那次，我从黑龙江前往香港探亲，途经深圳，由于去香港心切，深圳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便是下车后，直入眼帘的一片水田。我在深圳住了一晚，次日白天，便一个人从深圳招待所出发，沿着田埂、走着磕磕绊绊的砂石路过了海关，去了香港。

一到香港，眼前的景象全变了。过去，我常听人说，香港用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没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当我亲历香港时，脑海中固有的种种印象开始分崩离析，展现在我面前的香港水蓝、山青、空气好。车子越往里开，楼房越加高大，我就那样趴在车窗上望着蓝蓝的天空，心里想着，“香港咋这么香啊”。

一到火车站，便听到一声清脆的女高音：“表哥！”我循声望去，映入眼帘的全是头上曲卷蓬勃、脸上浓妆艳抹、身上秀丽单薄、脖子上星光闪烁的时尚姑娘，一时没把“女高音”从人群中找出来。后来我才认出我的表妹。我问她：“怎么一下车就听见你喊表哥呢？”表妹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见表哥我心里就亲。”

当时，我只觉得泪珠子在眼眶打转，都说香港这个地方，人情薄如纸，可一到香港，我就找到了亲情。

从第一天起，我就把感动写成词，在香港的50天，我写了38首，一回来就发表在《北京文学》、《香港文学》和《音乐生活》等刊物上。

此次南下，也为我后来移居深圳埋下了伏笔。

再次来深天翻地覆

1992年，我57岁。重返深圳以前，在我印象中，只香港有高楼大厦。那样高大的楼房，我再没在别的地方见过。

5月初，带着妻子为我借来的2000块钱，我从黑龙江出发了。好不容易凑齐的钱，我没敢放裤兜，除了买票的钱，其余通通被我提前缝在内裤里。我就那样，坐在硬座车位上，颠颠簸簸，过了白天，经历黑夜，听着火车广播里邓丽君甜美的歌声一路南下。

我很明确，此次南行，我要来寻找一个答案——13年过去了，深圳究竟变成什么样了？

70多个小时后，我在13年前的同一个位置下了车。我急于寻找关于深圳的回忆，下车却发现，一切与记忆有关的痕迹都消失了。有那么几秒钟，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重又到了香港——13年前的水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我再仔细一看，车站上方分明写着“深圳”二字——邓小平题的字。这才确认，这里就是深圳。

当下，我就推翻了出发前“过来看一眼就回去”的计划，我决定，我要留在深圳。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老伴给我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中，她向我打听，特区人是什么样的？

回信时，我一不留神就给她写了个顺口溜——“特区的女人怕热，特区的男人怕冷。三伏天的男人们西装革履，高贵锁衣领。三九天的女人们，袒胸露背，华丽飘短裙。不讲谦虚讲自信，不排辈分排股份。不找市长找市场，不拜灶王拜财神。不求安稳求创新，不惜汗水惜光阴。光阴就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没文凭有水平也行

那时，我已通过朋友介绍，在蓝天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企业家艺术团上班了。随着在深圳的日子逐渐深入，我接触到的新观念也越来越多。

找工作，我没有文凭，只带了一张奖状，老板一句“没文凭有水平也行”，就把我留下了；去银行取钱，我看到一位姑娘，身边放着黑色塑料袋，她把存折递进去，取出了五万块钱，就那么一摞摞地往塑料袋里放，毫无戒备——我想，这就是深圳，这一场景也造就了《春天的故事》里那句“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当然，这期间亦不乏新旧观念的冲撞与磨合。

初到深圳，我住在公司的701宿舍，那是一间三房一厅的宿舍，与我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作曲家及一位主持人。

有天傍晚，我们正在宿舍休息，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喊“701，拿饮料！”一听有饮料，大家心里都高兴，便拔腿往楼下跑。

我跑在最前面，他们两人都是入编了的，我是新来的，总想着要表现出些积极性来。一下楼，我就看到了汽车旁的四箱饮料，我一下抱了两箱，转身就往回走。还没上楼，我就听见司机师傅在后面冲我喊：“两人份的啊！”我一听，明白了：没我的，入编的才有饮料喝。

但当时，我已经放不下了，只好一口气抱着两箱饮料上了七楼，往他俩的房间各放了一箱，转身回自己房间去了。

关上房门，我有些憋气，想想过去，在北大荒，我好歹也是文联主席、政协副主席和侨联主席。那时，我开会当主席，喝酒坐上席，给别人演讲时，掌声经久不息。一到深圳，什么都没有了。

这时，我听见了敲门声。开门一看，作曲家给我送来5罐饮料。我把它们推了出去，赌气告诉他，我们北大荒不喝这玩意儿，我们喝的是泉子水。

但我很快就拐了弯，有诗为证：既要往前走，就别为丢失脚印心碎；既要奔明天，就别为告别昨天流泪；这世界不问你当年勇，只问今天你是谁；是金鹿你就跑，是海燕你就飞；海阔天空，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我释怀了：深圳这些高楼大厦我还没能为它们添砖加瓦，我现在要饮料是没理由的。我必须对深圳做出贡献，到时候给我的可就不只是饮料了。

三顾茅庐找人作曲

从我来深圳起，我在北大荒的亲友们最常问我老伴的话便是——“蒋主席什么时候回来？”

我是广西桂林人，1958年3月，23岁的我从部队转业到北大荒，在那里一待就是34年。北大荒的人非常善良，由于我是国民党的后代，阶级斗争时，我是被批斗的对象，但在斗争最残酷的时候，北大荒保护了我。因此，没有人想到我会留在深圳。

老实说，最初我也没有太大把握。我只是纯粹地喜欢深圳，喜欢这个城市里的年轻人——年轻人爱谈“明天”，我恰是一个不愿看“昨天”的人，便觉得这座城市特别适合我。

深圳的年轻人还与北方的年轻人不同，他们不依赖父辈和亲友，他们依赖的是机遇。我也在日复一日认真写歌的过程中邂逅了我的机遇。

1993年1月7日上午，我照例前往蓝天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班，门口保安把我叫住了，“蒋开儒！你看报上那个‘蒋开儒’是不是跟你同名呐？”年轻的保安举着一张《深圳特区报》向我招手。

我一接报纸，眼泪就下来了——一眼便瞧见那上面刊登着我在半个月前寄出的《春天的故事》，歌词用的是楷体，歌名是套红的，还镶了一个花边，特别突出。

十几年后，央视采访我，找到了当年的编辑，我才有机会感谢他：“全靠你发表了这篇歌词，要是这篇歌词没发表，可能就没有这首歌，后面的启动也就没有了。”

歌词出来后，我前后给作曲家王佑贵送了3次歌词。前两次给他，他觉得挺好，但这些词句长的长、短的短，写法既非民歌，也非美声，不符合习惯上的创作方法，便一直搁着。

第三次，我花了五毛钱到复印店把歌词放大，然后与他相约上午9点在一处工棚会面。他拿着那张4开大的放大版歌词，依然不知如何作曲，便用他的湖南腔开始朗诵：“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一经方言修饰，这词句有了更多韵味，我一听，赶紧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便迅速将一摞稿纸往他怀里塞，告诉他：“就这样！赶快记！赶快记！”

记着记着，王佑贵又觉得歌词中的“春风”和“春雨”还不够劲，我便又加上了“春雷”和“春辉”两个意象，到上午11点半，整首歌的词曲便搞定了。

我喜欢“春”这个心灵意象，大概是因为经历过人生的寒冬，我对“春”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1978年12月，当我听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公告时，我一下子感觉：春天来了。

1979年，去香港探亲，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春天。当时，我对赴港探亲并不抱希望，我在美国，还有台湾、香港都有亲人，关系错综复杂，我想我的申请一定无法通过审批。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切都变了。

“春天的故事”火了

1994年冬天，董文华在一个军民联欢晚会上第一次演唱了《春天的故事》，歌词中，“有一位老人”被改成了“有一位伟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改成了“在中国的南海边建设特区一片”。

3天后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董文华再次演唱了这首歌曲，我一听，歌词改回来了。后来我听别人说，是老人家喜欢“画一个圈”。当晚我心情舒畅，就在家里喝了点小酒。

春晚过后，这首歌红了起来。有一次我外出，一上大巴就听到广播里一段发生在幼儿园里的对话。老师问：“小朋友，你知道吗？什么是深圳？”小朋友们就回答：“知道，深圳就是邓爷爷画的一个圈。”

还有一次，牡丹江电视台记者到深圳采访我，我们在邓小平巨幅画像那里拍完片子，找了辆的士，一上车司机就问我：“你是不是写《春天的故事》的那个蒋老师？”还没等我回答，那位记者就说：“正是。”司机师傅说：“我车上有你的歌。”刚说完，他一按车上的播放器，《春天的故事》便响起了。他告诉我，只要外地人来深圳，他便会放这首歌，旋律一响起，话多了，人也亲了。

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去世，我心里悲痛。那段时间，我每每路过邓小平巨幅画像边，便会看到不计其数的花圈，一个接一个齐整地摆放。警察就在那边上站着，花圈一直摆到马路上了，他们也不敢动。只有在夜里，才会对它们进行清理。但第二天一到，花圈又摆满了。

2002年1月23日，在莲花山山顶邓小平塑像下，我与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妹妹邓先群见面了，邓先群一见到我，就冲我喊：“哇，春天的故事！”邓垦也说：“你四季如春呐。”因为当时，他们都穿着冬装，而我穿着短袖。

看到他们这么和气，我也就放松了，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个问题，想了千万遍，也没有问过，也不知道上哪里问。邓垦就说：“有这么神奇吗？有啥问题你就问吧。”

我问他们：“小平听没听过《春天的故事》？”他告诉我，“听过，很喜欢听、很喜欢看，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下我就满足了，小平喜欢它，通过这首歌知道了大家对他的感谢和爱戴，这就够了。后来，邓垦又告诉我，邓小平对所有关于他的评论都不做声。我想，这就是伟人吧。

成为真正的深圳人

其实，邓小平刚去世时，我是有担忧的。

那时，我正在给罗湖区文化局写一组关于香港回归的歌，一位领导问我：“邓小平都走了，《春天的故事》还能唱多久？”这句话，我听出了点话外之意——小平走了，他的方针和政策还能不能延续下去？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特别关注社会各界有关小平的消息。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讲话，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那天，我心里高兴，就在日记本上写下3句话——“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这3句话后来被我写进香港回归组歌的最后一首，那时候，它叫《中国有幸》，后来，它被改为《走进新时代》。

从《春天的故事》到《走进新时代》，我一直用歌词记录着时代巨变的心跳。

从初抵深圳至今，我个人的生活也有了很大变化。1998年，我和老伴的户口调进深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深圳人。按理说，我是在北方退休的，户口是调不进来的，但这就是深圳，只要你做出贡献，深圳自然会接纳你。这时，我所收获的，就不只是两箱饮料那么简单了。

2010年9月，我被评选为深圳经济特区30年30位杰出人物之一。榜单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当年以高层人士的身份被调进深圳的，而我是闯进来的。但深圳承认了我，我便觉得，深圳这座城市特别包容、平等和自由。

过去，我用一首《春天的故事》描述了深圳，现在，我总觉得，深圳依然在春天。它留住了春天，不断创新、向上、升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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