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首歌》作词人陈哲：远遁深山20年

zgycgc · 发表于 2015-10-16 09:52:43

　“人类只有20几组基因，可以演化组合出万千形象，但如果其中一组出问题，癌症、残疾等各种毛病就来了。”陈哲认为中华文明可以套用这个逻辑—中华民族是一个漫长时间里各地区文化相互融合的命运共同体，当下只关注主流的现状导致很多“基因”在变异

　　撰文：章伟升徐会坛题图摄影：张旭

　　来源：《中国慈善家》7月刊

　　音乐带给陈哲盛名，又带给他挫败。

　　1990年代前后，陈哲随着由他作词的歌曲《让世界充满爱》《黄土高坡》《同一首歌》《真实的故事》声名鹊起，却又突然远遁江湖，几近销声匿迹。

　　“我写歌时发现中国音乐丢失了人文情怀，要么娘得要死，要么吼得干干燥燥。”陈哲尝试用《让世界充满爱》的歌词来表述人文理念，但是当他用“人文”这个词时，还有人以为是大学的一个学院。他遗憾，那首歌这么成功，社会却没有明白。“那个时期也出过好作品，但后来中国唱片倒了，功利表演过度，陷于争权夺利，太多脸都变得面目全非，挺正常的脑子都不正常了。”

　　陈哲不能改变乐坛，只能“转战”别处。“在那样一个拥挤又庸碌的时代里，如果我还扮演自认为能呼风唤雨的角色，我自己都感到幼稚、无聊。”

　　此后，这位中国内地流行音乐早期最重要的作词人，把近20年的岁月抛进西南群山。进入云南第一天，他就探访怒江，接着去大理、红河、普洱和文山，此后他的足迹还遍布广西、贵州、四川等西南各地少数民族，甚至特少民族的边陲地区。后来走多了，就懒得在地图上标记，“我这20年只干了一件事，进山。” 保住人，保住文化的元气

　　最初进山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采集中国民间音乐元素，但这个过程让陈哲更焦虑：如果所有人只是偏重固化摄取静态保存，古老民族的艺术继承者在哪里，谁来继续创作？

　　2012年7月，贵州举办保育乡村的主题论坛，陈哲对着时任贵州副省长、统战部长等多位省厅高官和一百多名专家的发言很不客气：不赞成盲目地城乡一体化，不赞成国家一刀切的政策，更不赞成下人头令，要求每个村必须有多少个外出打工者。“一个族群总共就那么几千人、几万人，它连接续都没有的时候，何谈保育？你保育什么，保育老头吗？”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陈哲在2000年发起了推动民族文化传承的土风计划，“以前的形态是建博物馆，搜集整理成书，我们叫切片式固化传承。土风计划做的是活化传承。”现在，他大部分精力放在云南，那里有土风计划施行的50个坚持“四有原则”的村寨文化传承示范村，“有人教、有人学、有自组织系统，村民自己组织做事、有阵地和成果。就是村民组织起来做自己的事、有相应的村寨文化空间、传统领域和环境，恢复或说修复一种民族文化土壤，包括乡土基因与节日。”

　　2003年，土风计划将云南普米族一批20岁左右的年轻姑娘组成了村寨民间文化传习小组—由村寨里最熟悉民族风俗和民间艺术的老人授课，学习独有的语言、习俗、服饰、祭祀、乐器、歌唱和舞蹈。“更早的时候，我们组织一帮女孩上山找老人学唱跳弹奏，还受到全村讽刺。隔一段时间，村里人主动过来问：‘你们还搞不搞了？叫上我吧，别不告诉我。’后来，这个村还组织恢复传统节日，四邻八乡来了几千人。”

　　云南哈尼族至今沿袭着传统组织制度，由追玛（寨主）、贝玛（祭师）、巴吉（铁匠）共同管理村寨事务。近年，在土风计划和当地政府制定了基本原则后，哈尼族一个仅32户的村寨举办民族聚会，吸引了周边40个村寨的代表和各民族头领前来。哈尼族的仪式、礼俗、歌舞、纺织、刺绣、手工艺得以真实、自然地重现。陈哲回忆，活动场面宏大热烈而井然有序，接待和调度均由族人自行负责，“文化局的领导和我们这些专家来了只管作客，民间艺术传承进行得很顺利。”

　　长年累月在乡村的经历重塑了陈哲的皮肤、气息、语言、姿态，“有的人进屋站了半天坐不下来，我一屁股就坐在脏床上，他们让喝水就喝水，别看碗，拿起土豆就吃。”他会向有威望的老人询问村寨的真实情况，绝少住在村官家中，“我试过，非常糟糕，时间久了村民可能觉得你是村官的人，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经过土风计划前期摸索和设计，云南省政府将示范村升级为全省文化传承工程，并立项为每个村寨拨款30万元作为经费。“历史证明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很难做成，孔子、老子和庄子都是如此，但是不能干预过度。”

　　政府搭台、专家指导、乡村遵照原则自我实施被陈哲称为文化传承的新型框架，“如果老人愿意教，学生愿意学，政府支持，这样还好。要是大环境是冷漠的，学这些还被鄙视，你做了半天孩子还往外跑。” 他认为眼下最迫切的是尽可能多留下苗子，即便他这一代人解决不了，还可以留给下一代更具智慧的对策或公益项目，“我不在沙漠里种树，先在有绿洲的地方慢慢扩展。”悲观的时候，他会说起码可以延缓毁灭的速度。

　　《中国慈善家》问陈哲是否担心这50个示范村变成一项政绩工程，他回应，“客观地把政府利益、民众需求，还有企业赞助、公益款项的利益放在一起反复地审视，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觉得更好一些。” 他最喜欢的四个字是“平实、有效”，而非众多朋友包括土风计划同仁评价他的“理想主义”。

　　有人把陈哲的人生归纳了三个阶段，但他自己却说都是一个阶段、一件事—把看到的虚妄还原为事实，“我更多的是理性思维和推导，不喜欢假象。”项目执行过程中，他会谨慎地判断有多少可以帮到村寨，“可能会被一部分人巧取豪夺，被一部分人切蛋糕，被一部分人化作政绩，土风计划留一块。” 期待文化特区落地

　　而土风计划的施行，也让陈哲反复受挫，“我做了这么多年，我的经历很惨痛，也很可怜，大家可能根本想不到。”

　　多年前，他邀请一个相识的老师到村寨给孩子授课，由于凑不出学费，老师无论如何不肯再来，看着孩子眼巴巴地等待，陈哲深感无力，为孩子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迎面撞上荒凉的现实悲哀，“政府不管，没有人管。”后来，他发现村寨的文化传承效果跟大学生数量、当地学校教学的质量成反比—传承好的村寨都是偏远地区，尽管孩子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很容易接受，而大学生多，或教学水平高的村寨通常不乐观，“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体系里。”

　　看到人们一边高喊新农村口号，一边义无反顾奔向灯红酒绿的城市，陈哲意识到乡村空心化是一项持续且难以逆转的挑战，并不认为中国乡村传统眼下能经受住经济利益的考验，“一个百万的工厂上马，一个村就被干掉了。”他希望有一个地方做微型的社会试验，给中国政府提供几个能够同时解决生存尊严和文化传承的样本，以此来推动政府层面的文化传承机制创新，“如果将来国务院咨询，我会把现有的监管机制、政策评估、政绩评估、学校教育、就业等问题叙述一遍，再给出一套我的方案。如果他们觉得可行，就实践。”

　　在陈哲的眼里，现有的机制要重塑，形成平衡的人文关系。有人评价他的想法太理想化，不可能实现，“不可能也得做，有了问题要医啊。癌症向人类的智慧作出挑战，就要去探索，去解决。这不光是陈哲和土风计划的事，是全社会的事，包括推动政策变化。”为了让土风计划能够更贴合村寨的实际状况，陈哲花了大量的时间观察和调研，没有轻易采取行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音乐家田丰在云南红河致力保护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并为之倾家荡产，在环境限制、操之过急等各种原因下，他的试验以失败收场。

　　有一次，田丰创立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招生不顺，他到当地一名文化局长家中寻求帮助，“……传统文化是无价之宝，不存在过去的就落后，现在的就高级，文化上不应这么分……”

　　因为喝酒而微醉的局长愤怒地看着田丰：“你们打着关心少数民族、研究少数民族的牌子，人民群众在这里穷得共产党每天都在扶贫。拯救，拯救什么？”这一幕，被当时的摄影机真实地记录下来。诸如此类的挫折几乎贯穿田丰的晚年，一位画家曾将一幅堂吉诃德的画像送给田丰，这幅画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云南艺术界对田丰的看法。

　　2001年6月，田丰逝世，成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殉道者”。弥留之际，他流下两行浑浊的泪水。

　　同一时期，在红河的另一边，陈哲却在平静地观察政府、文化、教育和就业的状况，思考一家社会机构如何在当地扎根。“过去二十年，我们都在摸索和体会，地基要稳，因为上面还得盖大楼。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信服自己，靠忽悠别人一块来壮胆，这事儿我不干。不管多伤心，出了错误还得退回来再摸索、再琢磨，这事必须合国情、合历史的规律。”

　　故而，陈哲排斥“理想主义者”的标签。他向《中国慈善家》说起在工程队当工人的往事。当年，工友们劝陈哲去考试以争取深造的机会，但“成分”不好的他预料即便考上也会被顶替，最终选择了放弃，“说明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事情已经很理智了，不是你们现在理解的热情澎湃。”1986年，他从工程队辞职。在那个年代，辞职尚且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但陈哲却异常平静，“我觉得把人生成本放进去不值，我要做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所以我出来了。”

　　但陈哲承认自己性格矛盾，有时候也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苦哈哈地坚持20年，他的小学同学说他从小就杞人忧天，还特别大方，“其实我很傻的，我妈就说我傻。” 他能想到的原因是喜欢分享，“现在做完这个事也是因为这个，它的成果可以为社会分享。” 静候良知资本

　　“我关注的领域呈现大面积的真空状态，全社会没有人管。”陈哲犹豫片刻，还是谨慎地表露了对中国慈善界的不满。他批评慈善家们视野狭隘，把几乎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用来应对非核心问题，“贫困、灾害、疾病是很重要，但整个社会建构的核心不在这儿，而是重建弱化、流散的精神家园和文化。” 他试图用欧洲的一些精神文化在数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湮灭的例子，来证明中国正在重蹈覆辙，“人家几百年导致的遗憾，我们的慈善家看到了没有，有动作没有？没有。还在搞什么发明，盖不务实的学校，可见他们的着眼点非常幼稚。”

　　在近二十年的摸索后，陈哲想把成功的经验和模式推广给社会，他计划成立一个传播民族文化的社会企业，一个部门负责公益项目运作，另一个部门负责资产的保值、增值。他正在等待一批财力雄厚又志同道合的慈善家一起修复中华文化，“土风计划运作的模式、理念，跟各级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基本都已完备。哪一些人适合合作，我也大概清楚了。我是靠实践得出正确的经验供社会参考，不来自任何教科书。”

　　曾经的经历让陈哲心有余悸，使他对资本强势压过专业意志保持足够的警惕，他会花很长时间去“审核”一个人的认知、胸怀和能力，才决定是否跟其合作。“我遇到过很多不靠谱的企业家，以为坐到钱上就比你高。组织内部再为贪婪、幼稚的问题争执不下，就太愚蠢了，我这个年龄不会再做这种事。”

　　出人意料的是，自称拉小提琴、看洋书、看歌剧和舞剧成长起来的陈哲，并不是因为钟情而投入民族文化保护，他为之奔走近20年，是出于维护中华文明完整结构的考量。“人类只有20几组基因，可以演化组合出万千形象，但如果其中一组出问题，癌症、残疾等各种毛病就来了。”陈哲认为中华文明可以套用这个逻辑—中华民族是一个漫长时间里各地区文化相互融合的命运共同体，当下只关注主流的现状导致很多“基因”在变异甚至衰亡。

　　在最近回复《中国慈善家》的邮件中，陈哲仍在强调中华文明完整性、乡土传承行动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盲区和误区。他希望力所能及地让中国的脚步走得更加坦然、平静和健康，“别再一路狂奔、丢盔弃甲，走豪华的弯路。”

　　但是眼下，陈哲是孤独的。至少，他的企业家朋友们大多还只关注经济利益，“我的事情不在他们的主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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