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作曲 “真我”填词

小说家郑小驴的处女散文随笔集——《你知道的太多》最近出版，从另一侧面展现出那个比同代更为老成而又比他们更向往纯真的郑小驴的同时，似乎让我们更能读懂来自农村80后的“怕”与“爱”，让人能明白一代人一个群落的“歌”与“哭”。

, W- U+ C: T/ a" }% ]# E/ q该集前后分五辑，分别极像五种不同的乐种，有激越朴拙的交响乐，有舒缓安详的小夜曲，也有直诉衷肠的歌剧……但它们的基调是只有一个——悲悯，而且它们的词章都是“真我”来填写的，作者的自序印证了这样的基本判断：“在死于生活的洪流之前，或许我们内心深处都曾经存活过这样一个孤独迷狂、悲哀而充满质疑的自己”，“我从不怀疑我的文字的真实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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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d2 G0 a( N+ r确乎，作为一个出生农村80后的青年在当下渴望活出自我、活出尊严而常常遭受挫折、苦于出路所导致的纠结与痛苦似乎比以前更鲜明、更强烈了，因为“富二代”、“官二代”这些概念正是伴随着他们的青春期成长而来。翼求公平与正义，但又不想丢失个性与自由，毕竟这些年整个中国一直都在耳濡目染着中产阶层的扩军及其生活姿态。向“左”还是向“右”呢？郑小驴的回答是“我也质疑那些非左即右的争吵”。现实生活随时会肢解生命的风向标，将人推向精神的交叉径口。好在郑小驴有文学陪伴，让他得以和解。他在批判国人的“围观能改变什么”，其实背后更回响着一层声音——“不围观，又能怎么办？”嘘，轮回永在上演，悲剧有完没了，哀从中来。所幸，尽管如此，郑小驴依旧在指斥着“廉价的爱国主义”、“冷漠的症结”、“犬儒时代”，担忧着“记忆力的问题”、“公民的戾气” 、“坏人都老了吗”……表现出绝望过后的大清醒和大承担，一如鲁迅式的“反抗绝望”。这些文字都流露出作者不俗的思想锐气和坚定的人格立场，不搞自作聪明的油滑，不搞玩世不恭的反讽，演绎着唐吉柯德式的坚毅和果敢，尽管其根祗是建筑在虚无和茫然之上。


3 t3 M3 O* t" E/ @6 _正是这种虚无和茫然的情绪带入第二辑“云南好色记”中，使得这些作品羞于与风花雪月为伍和规避了沦为一己流水账式的絮叨，而表现出意犹未尽的艺术空白和引而不发的思想力量。这组以“云南”为题的作品明显带有汪曾祺散文的精神印痕，写得很随意，也很轻松，是对作者在云南的屐旅的拾掇。时过境迁，它们是以回忆的面孔浮现出来，时空的距离感让它们变得几分有趣、几分浪漫。这些也正是汪曾祺叙写“民国范型”的精神支点，要知道其时正处国难民瘼，这就提供了文学介入生活又如何超越现实的一种路径。郑小驴抖落那些如烟往事，勾勒出的正是一位秋日下午的丽江古城里独自轻拨琴弦的颓废流浪歌手形象。自由给生命以馈赠，所以郑小驴从中再谈“藏餐”、谈“傣菜”、谈“丽江艳遇”、谈“香巴拉”……这些意象放在哪个热爱生活、渴望诗意的人那里不都是一则轻词慢调？问题是，流浪诗人毕竟在流浪，阳光不能充饥，个性并不能换得立足之地。确切地说，是现实境遇将郑小驴“发配”到云南这一边陲的；所以郑小驴不能不谈到“海男偷偷塞给他几百元大钞”、谈到“出租房”、谈到“北漂女孩的南漂”……种种都在隐现着作者的居无定所、“职”无定“业”的忧愁和惶恐。流浪是美丽的，但也是忧愁的，这正如沈从文所言，“美丽，总是忧愁”。我想，郑小驴在这组散文中所表征的内在意蕴不仅仅是一种诗学的践行，更应是一种生命体验的必然结晶。也正是这些的矛盾与困惑，郑小驴在写到他辛苦恣睢、半生打工的父亲时，流溢的是儿辈的几多心酸和同情，但两代人在价值趋向和道路选择上冲突也是尽显其中，他深铭守持自我和个性，与感恩是同等重要，即使两者不可兼得……人生之路如此维艰，一切正如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中所诉说的。郑小驴的这部散文集因而可谓是比较集中而典型地传达了80后中一个群落的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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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  e4 I0 `0 v《你知道的太多》从另一侧面展现出那个比同代更为老成而又比他们更向往纯真的郑小驴的同时，似乎让我们更能懂读来自农村80后的“怕”与“爱”，让人能明白一代人一个群落的“歌”与“哭”。
出生于农村的80后青年在当下渴望活出自我、活出尊严而常常遭受挫折、苦于出路所导致的纠结与痛苦似乎比以前更鲜明、更强烈了，因为“富二代”、“官二代”这些概念正是伴随着他们的青春期成长而来。冀求公平与正义，但又不想丢失个性与自由，毕竟这些年整个中国一直都在耳濡墨染着中产阶层的扩军及其生活姿态。向“左”还是向“右”呢？郑小驴的回答是“我也质疑那些非左即右的争吵”。现实生活随时会肢解生命的风向标，将人推向精神的交叉径口。好在郑小驴有文学陪伴，让他得以和解。他在批判“围观能改变什么”，其实背后更回响着一层声音——“不围观，又能怎么办？”
郑小驴依旧在指斥着“冷漠的症结”、“犬儒时代”，担忧着“记忆力的问题”、“公民的戾气” 、“坏人都老了吗”……表现出绝望过后的大清醒和大承担，一如鲁迅式的“反抗绝望”。这些文字都流露出作者不俗的思想锐气和坚定的人格立场，不搞自作聪明的油滑，不搞玩世不恭的反讽，演绎着唐吉坷德式的坚毅和果敢，尽管其根祗是建筑在虚无和茫然之上。
正是这种虚无和茫然的情绪带入第二辑“云南好色记”中，这组以“云南”为题的作品明显带有汪曾祺散文的精神印痕，写得很随意，也很轻松，是对作者在云南屐旅的拾掇。时过境迁，它们是以回忆的面孔浮现出来，时空的距离感让它们变得几分有趣、几分浪漫。郑小驴抖落那些如烟往事，勾勒出的正是一位秋日下午的丽江古城里独自轻拔琴弦的颓废流浪歌手形象。郑小驴再谈“藏餐”、谈“傣菜”、谈“丽江艳遇”、谈“香巴拉”……这些意象放在哪个热爱生活、渴望诗意的人那里都不是一则轻词曼调？问题是，流浪诗人毕竟在流浪，阳光不能充饥，个性并不能换得立足之地。
郑小驴谈到“海男偷偷塞给他几百元大钞”、谈到“出租房”、谈到“北漂女孩的南漂”……种种都在隐现着作者居无定所、“职”无定“业”的忧愁和惶恐。郑小驴在这组散文中所表征的内在意蕴不仅仅是一种诗学的践行，更应是一种生命体验的必然结晶。也正是这些的矛盾与困惑，郑小驴在写到他辛苦恣睢、半生打工的父亲时，流溢的是儿辈的几多心酸和同情，但两代人在价值趋向和道路选择上冲突也是尽显其中，他深铭守持自我和个性，与感恩是同等重要，即使两者不可兼得……郑小驴的这部散文集因而可谓是比较集中而典型地传达了80后中一个群落的心曲。以郑小驴为代表的一个群体也处在“左”“右”为难之中。这种“为难”又在该集的第三辑“我是怎样开始写作的”中得以具体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