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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畅销书，名《管子解读：领袖需要的智慧》。作者魏承思，是南怀瑾的弟子。遇到他的时候，他的对襟中装口袋里插着一个IPAD MINI，坐下来要一份Espresso 说是“功夫茶”……他还是“欧洲思想史”专业的硕士。被有文化追求的大款要求讲“西方经济学”、货币战争之类时，他反而推荐《管子》，这本书早在数千年就解决了货币战争的问题。所以，《管子解读》是他应各方要求，在浦东干部学院的讲课实录。 他给我的最大启发是，本科读的是唐代史，出国却去读欧洲思想和西方经济。因为，他认为，要真正搞懂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必须了解其在全球版图里的坐标。单方面懂得中国传统，与单方面了解西方文化，但是不懂得双方的互动关系，做出的判断，是会有偏差的。 古典音乐在欧美的现状，其实和戏曲在中国是一样一样的。看歌剧的都是白发人。但是很多指挥作曲家，例如已故的马泽尔，始终认为：“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对于古典音乐工作者而言，这真是喜大普奔的好消息，估计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定会绽放。与此同时，谭盾又运用中国古典美学理念融入西方作曲实例，赢得国际声誉。上交公布2015/16新乐季时，透露的主题是“中西对话”，其中有魏海敏的京剧交响片段《贵妃醉酒》与马勒的歌曲集《少年魔角》“嫁接”……音乐界如此乐观，有何启迪？最起码一点，要提升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 戏曲的传承与创新，要结合戏曲身处的坐标。 在艺术版图上，戏曲是否要吸纳戏剧的优势？越剧《鹿鼎记》其实已经在借鉴话剧风格，从编剧到导演，都有戏剧话剧的手法。反之，台湾传奇剧场的《等待戈多》，是把京剧元素分解在话剧框架中，由老生和丑角来演绎两个流浪汉。这为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的水乳交融树立了一个范例。走得最前列的应该是茅威涛与郭小男，在戏剧框架下对戏曲的创新，有目共睹，但也遭受两极化的热议。简言之，反对的都是传统戏曲迷，喜爱的则拥有西方戏剧观。他们把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改编为《江南好人》、具有日本歌舞伎美学特征的《春琴传》也别具中日传统文化的交融特色。茅威涛谈及西方观众对《梁祝》的认可时提及一个故事。演出完“楼台会”之后，有一位德国女观众忽然悄悄离席。正在录制现场的卫视记者好奇地跟上去问其为何离席，这位坐进休息室的德国大妈一边抹泪，一边说：“太感人了，我怕自己哭出来影响到别人……当一个人失去心中的爱时，全世界人心里的痛是一样的。” 在学术版图上，戏曲在历史上，理论不如表演昌盛，眼下也未必有所改观。缺乏理论标杆，这也是造成戏曲乱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市场版图上，近几年有三个较为突出的现象。 一是青年戏曲演员不甘于命运随波逐流，致力于戏曲审美样式的创新。例如曾经组建过流行音乐乐队的张军，在担任上昆副团长几年后，离开体制，自组团队，新近代表作《春江花月夜》。还有史依弘，她主演的《2012牡丹亭》等，均受到市场欢迎。 二是中年戏曲演员热衷戏曲与其他剧种，尤其是音乐剧嫁接的尝试。例如马兰在余秋雨的助推下，把黄梅戏融入音乐剧的框架，形成《长河》。吴琼把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改编成黄梅音乐剧，其中还有hip hop。 三是中国台湾戏剧人，从戏剧到戏曲都发现了“市场新大陆”，纷纷到大陆寻找新机。他们的戏曲，尤其是京昆，主要是源于眷村——亦即向台湾撤退的国民党“文工团”里的戏曲演员，是台湾戏曲演员最高水平。 做以上大致区分，是为了界定传承的到底是什么；创新又要从哪里出发，以及对传统戏曲工作者的鼓舞。西方古典音乐在本土勉强度日，但远涉重洋后“焕发新生”。能认识到这其中的微妙内涵，将有助于戏曲工作者重新定位自身，明确时间、地域以及文化、历史的“优势”，最终寻觅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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