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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的晚,加上生在大陆,没能从头历经李宗盛这出戏的每一步。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本世纪的最初10年,流行音乐成为华人世界“时代的审美”,而毫无疑问,李宗盛是这“时代的审美”的一个主角。流行音乐中有一个现象,或可谓之“成长式共鸣”。一个音乐人与他的听众之间,形成紧密的漫长的成长共同体:他们是同龄人,他们一同长大,一同经历生命中的不同时段,同时也一同经历了与这生命时段相对应的周遭世界的时代与历史的风云。一支支歌曲是时间的一个个结晶,通过这歌曲,这音乐人的经历、听众的经历与时代的一段段,都一一咬合起来,成为彼此的投射和见证。由此,这歌曲包含着音乐人的经历,也包含着它发生时特定时空的投影;这投影越出了词曲,拥抱了歌者和听者、人生和时代的诸多隐秘,具有了超文本的特性。 z o1 b Y# H( S; q0 S. b! P
" ?; M3 _4 q! P) K( j- m我是李宗盛“成长式共鸣”的一个见证者,但我错过了李宗盛的第一幕。关于他70年代末在“木吉他”合唱团的起步,我是在10年后、在90年代靠着听录音来加以想象和认识的。他最初的起点是怎样的?这种叫“李宗盛歌曲”的音乐,其原点是种什么形态?这是我听“木吉他”的唱片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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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3 L S4 `* j) m F) k) g起初,李宗盛是受到民谣的感召,而加入到歌手、歌曲作者的队伍中。他最初的创作,完完全全发生在民谣的范畴之内。不同于大多数人的误见,民谣其实是一种西化的形式,即使在台湾校园民歌的风潮中,也同样是如此。只是因为民谣与音乐的密切互动关系,这西化的形式有了汉语的体征,接上了汉语歌曲的传统。从“木吉他”的歌可以想象,最早期的李宗盛,其创作如同歌坛上常见的民谣初学者,抱着吉他,弹唱出民谣旋律的歌曲。这歌曲从吉他的和声套子脱坯下来,清新优美,同时清浅乏味,缺少优秀歌曲卓越高拔的品质。“木吉他”所唱,差不多就是这样一批歌曲。这些歌曲只有极少一部分,是合唱团自己创作的;而李宗盛在合唱团中的角色,不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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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3 v: |7 D, y3 f这之后李宗盛的成长史,即与我自己的成长史,发生交集。我第一次注意到李宗盛其作其歌,是1983年,在郑怡专辑《小雨来得正是时候》,李宗盛是制作人。专辑中的男女对唱歌曲《结束》,稍后在大陆也流行了。非常醒目,尤其是男声。相较于郑怡纤细、嘹亮的女高音,这男声尤显得粗野、高昂,好像较着劲,好像男声一定要强于女声—是的,这是男女声对唱的一个戒律,一定要如此,否则在情爱世界中,男生会显得孱弱,因此不协调。李宗盛显然做到了,虽然这女声几乎高不可攀。这是一个直嗓子,尤其在副歌的重唱部分,杠杠地直上去,用力量支撑起这力与美的组合,非常有个性,甚至有几分气势磅礴之感。' O# i) `7 D. |9 i
9 @0 L% c1 P0 H b( I+ t, z《结束》显露了李宗盛创作的那个初态,从曲词看,歌曲基本上从吉他的和声套子而来。若非反差强烈的男女声所形成的张力,这歌曲本身的张力便显不足。专辑中另一首《如果你说》,如今已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但这首歌不寻常,从创作的角度看,已展示出李宗盛从吉他套子束缚中挣脱出来的成效:它的旋律开始舒展开,像田间的野花绽放开来。/ j' g# R. }, d, Z2 ]
# ^9 m# B3 f& i( X: E( H然后,是1985年《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我1986年在大学中听到。不夸张,《回声》中最吸引我的曲目,是《七点钟》,其次是《飞》。事隔多年之后,我还能不经大脑,一开口就唱出“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七点钟,你说七点钟?/好、好、好,我一定早点到”,并因体会到少女与人约会时的那份青涩急切心情而默默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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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r$ | z- K9 D6 R《七点钟》和《飞》,是《回声》中故事性最强的歌曲。其他的歌曲,即便有故事,也大致抽象,不像这两首歌情节这么完整、细节这么生动、语言这么口语化和不规整。专辑中的曲作者个个是人物,李泰祥、李泰铭、陈志远、陈扬、翁孝良、王新莲,李宗盛位列其中,个性卓然—他把故事性、戏剧性充分表现出来了。并且,仿佛是受到李泰祥、李泰铭、陈志远和陈扬艺术歌曲的感染,这故事性十足的民谣歌曲,平白如话中兼有几分飘逸,颇为高雅,它不是一般的民谣叙事曲,而是艺术化的民谣叙事曲,旋律舒展大方,起伏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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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盛从民谣出发,走通了汉语歌曲的一条路。以后,中国的创作者可以循其轨迹,走到他抵达的地方,寻找到中国歌曲的创作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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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盛自己曾总结说:“唱歌是讲话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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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P, r* [9 C# n6 n z( t* l他阐述说:“很少有人词曲创作都很出色,在创作的最开始,要根据自己的特长确定旋律先行还是文字先行,根据自己的风格,找准自己的位置。当旋律和文字有牵绊时,不要急于解决,让一个为另一个服务,就会突出你的特长,让文字更动人,或者让旋律更动听。文字有三种表达形式,一种是阅,一种是讲,另一种是唱,唱歌其实就是加上旋律的讲话,是讲话的延伸,首先要知道怎么讲话才能知道怎么唱歌。”; F) ~5 i, u0 K1 P: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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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道出了李宗盛创作的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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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盛的歌曲,都是“词曲咬合”的,用中国更传统的经典语汇说,是“依字行腔”。但他并不是通过传统“依字行腔”,而是通过民谣这一外来的形式达到的。从目前的事实看,李宗盛迄今为止,可能受到过汉语民歌和戏曲的自然熏染,却从未自觉地研究、吸取、借鉴民族音乐传统。他是完完全全用民谣形式,自觉追求“讲话的延伸”的艺术,走到了汉语民歌/曲艺大师所走到的近似的地方。6 ]1 V9 B& z/ q5 ^# T0 W2 G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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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民歌尤其是曲艺,其最显著的特质是“说唱性”。“说唱性”在文字上的表现是故事性,在作曲上的表现则是“说唱结合”。细说这“说唱结合”,包括“唱中有说”、“说中有唱”、“半说半唱”、“唱中夹说”、“数板与数唱”(即有节奏的说或近似说的唱)。这五种算是作曲的方式说法。说到表演,即唱的方式方法,有“撕开来唱”、“垛起来唱”、“掏着唱”、“跨着唱”、“花着唱”、“平着唱”。在李宗盛后期代表作中,比如《山丘》,你会发现他把这些传统的方式方法都占全了。 n' c' F2 u4 k( q$ E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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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化地划分,李宗盛歌曲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开场白》、《寂寞难耐》、《没有人知道》、《生命中的精灵》、《风柜来的人》、《十七岁女生的温柔》、《爱情少尉》、《那一夜我喝了酒》这种,比较简单,简短的两段式或三段式,说唱味儿浓。另一种是《领悟》、《希望》、《真心英雄》、《诱惑的街》、《为你我受冷风吹》、《我是真的爱你》、《你像个孩子似的》、《和自己赛跑的人》这种,歌比较大,曲调复杂,旋律大气,大开大阖;其中给女声唱的歌曲,抒情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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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v" a5 S/ z. _7 H$ k0 Z前一种,虽然简单,近似于说,却并不冷场。原因是,就歌曲本身而言,它们或者有非常优美的和声底子,这种旋律性的要素,通过伴唱伴奏表现出来,刚柔相济,丰富了歌曲的美感;它们或者有非常强力的节奏,通过李宗盛加重的、爆发性的唱,鼓动着热情,实现了动力。最重要的是,这类歌曲舍繁就简,直取人心,抓住了真感情、真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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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察李宗盛的歌曲创作时,大概不会有人忽略李宗盛来自于诉说的旋律,但一定会有许多人,未曾发现李宗盛从讲话的语气、节奏和速度中所发掘的音乐力量,这是他与大部分民谣歌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异的原因。% J# b# J.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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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民谣歌手,将节奏当作固定的、选择性的、无须加以特别留意的要素,他们的节奏是沉睡的、模式化的。而李宗盛在“依字行腔”之外,对讲话的节奏、速度予以同等的重视,从而在语言中找到了变化万端的微妙节奏乃至旋律。这彻底摆脱了民谣创作的吉他套子魔咒,因而节奏与旋律生成出特别的生动。1990年代,在与张信哲、林忆莲和辛晓琪合作的一系列作品中,李宗盛的创作打通了任督二脉,达到了神境:曲调依然建立在讲话上,却摆脱了讲话,飞起来,变成彻底舒展开来的抒情旋律,艺术难度极高,内部小节奏复杂,音程跨度极大,感情极为炽烈。 ]% e% V* G- z' C2 ^' c6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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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歌曲的“词曲咬合”,还有着另外一条路,中国传统之路。刘炽、王洛宾、雷振邦、施光南、王酩示范了这一条道路。这是摸着民歌戏曲经典走通的一条路。纯粹从作曲成就看,这一路所达到的成就,比李宗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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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 ?8 G1 o; K0 p7 t/ r* _" D李宗盛和大陆的这几位前辈音乐家,可谓走着不同路线的同路人。跳出技法而论,这是创作中华民族自己的歌、写出中国歌曲之路。比较各自的顶尖作品,李宗盛歌曲的差距在于格局偏小。即使是大歌,也是那种很大的小调。当力图超越小我、创作宏大题材时,比如写作《真心英雄》和《感应》,李宗盛依然会局促在一个较小的曲式格局内。《当爱已成往事》为陈凯歌电影《霸王别姬》而作,却显然不入戏,虽然这是一首优秀的歌曲。真相可能是,李宗盛驾驭不了这歌曲所需要的民族历史背景,这需要历练深厚的民族音乐资源,而李宗盛在这方面,并无多少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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