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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废改 终于定音 国歌也像多灾多难的祖国一样命运多舛，在大陆最大的争议就是，借口国歌过时了，国歌不但曾被停止用词，还险些被“整容”。 十年动乱期间，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他写的歌词不准再唱，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 曾经有人借机想废黜《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提议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定为国歌。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继毛泽东之后接受“万岁”欢呼而登基。由于还来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又以拥戴“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名，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建国这么多年了，中国已经国泰民安，远离了危殆的局面，《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作为国歌已经不合适了”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 而且不仅提议，还将修改国歌纳入了日程。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新词。 记得1976年准备改变的国歌歌词是这样的: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 高举毛泽东旗帜， 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前进！前进！进！ 为了这首新国歌，当时邮局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新国歌还成为小学语文课本的一篇课文。然而，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因为有违主流民意，最终落得个不了了之的结局。最后被改变的不是国歌，而只能是要改变国歌的人自己！ 改革开放，从1980年到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各个方面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建议像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那样，作一个决议把国歌确定下来。宪法修改委员会一致同意将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悲壮、雄浑而又激昂的乐曲，不断地将人们带进了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救亡图存的抗战岁月，不断地唤醒着人们居安思危、发愤图强的爱国之心。正是国歌所代表的这种精神，才使它具有了无比强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任是什么达官显贵都是抹煞或篡改不了的，任是什么歌曲也代替不了的。 非也是也 阴阳无着 东北义勇军抗日属于民众自发的行为，是中国近现代抵御外侮抗争史上规模最大、最集中、最典型的斗争。义勇军健儿是民族大义的光辉典范，他们的壮举起到了唤起、强化全国人民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作用，为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毫无疑问，孙铭武、孙耀祖是这样的民族英雄，是应该给以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无论对于英雄本人，还是他们的亲属，都不能另眼相看。但长时间以来，由于种种政治原因，我们却做得差强人意，可以说愧对烈士的在天之灵。更为难以接受的是，连后人执意继承义勇精神，低吟传唱先人创作的国歌母本《血盟救国军军歌》，都会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岂非咄咄怪事！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是该厘清这些大是大非了，还爱国主义以清白，给历史一个公道。这里，我们结合孙家亲属几十年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看看我们还有哪些应当继续做的工作。 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先前因抗日牺牲，备受缉拿，无家可归四散奔逃的孙铭武、孙耀祖的亲属们，不仅没有得到开心和解脱，甚至连平民待遇都会失去，政治压力如同磐石压顶般沉重。原因不是别的，因为他们的先人是进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忠烈祠的人物、还曾担任过国民党少将高官。 刚从日本鬼子、汉奸伪军四处缉拿的惶恐中脱离，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解放了，却又有被审查、被镇压的危险。须知，国民党高官余孽的帽子戴不起呀，牵连后代不说，搞不好还会入狱、甚至掉脑袋的。 万般无奈，尸骨无存的孙耀祖烈士夫人孟庆云，不相信抗日有罪，为了给献身国家的烈士正名，也为了庇护后人免受不白之怨，凭借当年为抗日义勇军绣红旗的胆略和气概，她没有裹足不前，而是走出家门，不远千里来到首都北京，叩响了中南海行政院的大门，找人民政府讨要说法。 她手里拿着东北抗日救国会《半月一人》刊物，那上面印有丈夫牺牲相片和表彰抗战英烈孙铭武、孙耀祖的文章，指名道姓要找丈夫生前多次向她提起过的当年救国会领导、今日的政府高官阎宝航、王化一等人，自报家门，请他们为丈夫做个身份证明。 好在那时共产党的高官，没有拒绝这位上访的村妇。在政务院任职的王化一，认识20年前所办的刊物，更记得当年的抗日英烈孙耀祖。他向病中住院的阎宝航报告，并代表阎宝航和政务院接待了这位老人，亲切地安抚她，让她相信人民政府会承认烈士的功绩，明辨烈士的身份，请她放心回家。 不久，孙家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寄来的信札，里面装有毛泽东签名的、国家颁发的第一批烈属证。这可是荣誉和安全的象征啊！可是，如果没有孙夫人孟庆云的上访，孙铭武、孙耀祖家属能得到烈属的称号吗？据笔者了解，不知有多少义勇军烈士家属，从未得到过这种政治待遇，与孙铭武同时遇难的副官姜少泉——姜学儒的父亲没有，就连“孙氏三雄”中的义勇军神枪手、伤亡的孙铭久也没有。姜学儒用干枯的眼泪，恳请笔者帮助，让他的儿子、孙子也能知道，他们是烈士的后代！ 笔者看着孙家人珍藏的、当年政务院的信札和再次换发的金灿灿、红彤彤的烈属证，再看孙家简陋、陈旧、狭窄楼房门楣上至今还钉着的、拉满蛛网的、豆腐块大小的、写有“烈属光荣”字样的红色标牌，不胜唏嘘！因为我知道这信札、这证、这块标牌，并没有给他们家带来多大好处，更没有阻挡住被多次抄家的厄运。 家，他们的家本应在清原县中寨子村孙家大院，可毁家纾难典出去了，接着又让日伪军一把火给烧了。从此一家人四处躲藏、颠沛流离。起义圣地、国歌初创地、孙家的根，在哪里？至今没个说法。 躲过初一，没有躲过十五。文化大革命来了，清理阶级队伍，造反派说他们家是大地主、孙耀祖是国民党少将、参加过义勇军的儿子孙镇中也有历史问题。1971年，孙镇中被大肆抄家，发现了后代还保留着国民党一级上将（力主抗战）的唐生智1937年为抗日烈士写的祭词：“悼义勇军孙旅长耀祖：‘光耀山河’”。于是，把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先烈的文物级物品、亲笔书信、字画和名人字画悉数收缴，临了开具了一份收缴花名册，总共74件物品被抄走。拿走了东西，顺便还将孙镇中带走，关进了牛棚；继而，强迫年近30岁、已经上班的孙耀祖孙子孙克本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因为株连九族，孙家所有沾亲带故的后人，都长期背负沉重的政治包袱，连要求进步入党都难于上青天。 文革后，烈士儿子孙镇中赴省进京，多方奔走，四处作揖，请求落实政策，按清单返还抄走的烈士遗物。可几十年过去，至今几乎无人理会，一应烈士遗物泥牛入海无踪影。 不久前，设在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找孙家征集烈士遗物，可他家几乎一件也拿不出来。孙镇中只好以不肖子孙自称，跪拜于孙耀祖烈士空穴墓前长跪不起，临终死不瞑目。 再说集中埋葬先人的墓地，长期被一些人唾弃为“地主坟”，险些被挖坟掘墓，幸亏有烈属证充当“护坟符”才保留到现在。 想到烈士留下的“父之体骨，倘能回籍，暂不入土，必等国土收复，民众免遭灾难时，再为安葬”临终遗言，后代子孙因先烈生前抛头颅洒热血，死后仍不得安宁而愧对于心。看着县城北面半山腰上风光的清原县革命烈士陵园，始终与自家无缘，兀自望洋兴叹。可谓烈士身后，至今阴阳两无着！ 这还不算，唱烈士创作的义勇军歌也长期被视为罪过。孙铭武长孙孙显庭忆述，1963年以前就听他父亲孙超唱《义勇军军歌》。受父亲的教诲，他一看见红旗，就想起国歌，就想起《义勇军军歌》。他经常面壁哽咽着唱起“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怀念爷爷闹义勇军的壮举。文化大革命期间，竟因此被诬陷为篡改“国歌”，关进牛棚。 孙耀祖孙子孙滦宁，文革前父亲孙向诚就教他唱义勇军歌，以此怀念抗日英烈爷爷。不料一次在别人唱国歌时，因不经意间哼唱《血盟救国军军歌》，被学校造反派听到，说他篡改国歌，遭到无情批判。害得家人们长时间不敢再唱烈士创作的母本国歌。 今天，可以肯定历史还是进步了。烈士的家人们终于能够带着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扬眉吐气、昂首挺胸地高唱国歌，高唱几乎忘却、甚至失传的、先人们创作的、必将名垂青史的抗日救国军歌了。当下，阖家正以前所未有的兴奋心情，迎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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