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魂之歌血与泪 ：《义勇军进行曲》原创探访记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我国东北三省后，又在华北大地上肆意横行。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起而抗日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许多知识分子、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的甚至拿起武器奔赴华北。一些左翼的文艺工作者则拍摄了义勇军题材的影片《风云儿女》。

/ G+ |: t- j5 B4 [7 P" t1934年，田汉、聂耳开始为影片《风云儿女》作插曲，当时田汉的军歌》末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等，与后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有所差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1959年，当年电影《风云儿女》经理人孙师毅接受采访时说：“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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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田汉在《影片〈风云儿女〉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说，该主题歌“预备写好几段，但没想到刚刚写成第一段我就被捕了。”在《影事追怀录》一书中，田汉承认：“我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与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可见，《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在田汉《军歌》基础上修改、完善的，也包含了聂耳、孙师毅等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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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 d+ U5 R/ ^5 m) z5 H左翼领导人、作家夏衍回忆道：“《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夏衍就请词作家孙师毅一起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原文××××已很模糊，两人反复琢磨，认为是“飞机大炮”四个字。歌词抄清后，由孙师毅转交作曲家聂耳。

为躲避国民党追捕，聂耳带着初稿去了日本。4月末，他将曲稿寄回上海。据聂耳忆述，当他拿到田汉委托谱曲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

2 {. ~; i( P6 b! s1 Q7 H2 `" j1935年5月10日，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6月1日，《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也刊登了歌谱。因为田汉仍在狱中，所以歌谱只署了作曲者聂耳的名字，歌词附在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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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v: D" p$ q& P3 ^6 u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在上海大戏院首映，当日《中华日报》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再唱一次胜利凯歌！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而《申报》电影广告栏载的该片广告称：“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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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x. u" F/ D1 P随着影片的放映，人们争相传唱电影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像插上翅膀，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并流传到海外。

《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影响了中国，还成为一支国际战歌，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争取解放而斗争。1944年，马来西亚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而田汉还曾收到过一笔寄自美国的稿费。原来，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因为喜欢《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四处演唱，还录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事后，罗伯逊把唱片收入的一部分寄给了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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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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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0 F/ s1 p$ g% J2 v传唱开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唱遍全中国，佐证了近现代的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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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V. N6 ~+ ~& N; y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

征集启事发出后，不断接到从全国各地工、农、商、学、兵的来稿，推荐国歌632件，歌词、歌谱694首，意见书（未附图案或歌词）24封。草拟小组座谈会多次，感到国歌的应征稿都不理想，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困难的。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是周恩来，他要大家讨论。经过反复讨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认为这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有着长期历史，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大多数人都会唱的最好歌曲。个别同志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但主张修改一下歌词，觉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大适用了。

' G! H" |' I% X) x% |5 S0 |徐悲鸿表示：这没有什么不合适，法国就有以战斗性的《马塞曲》作为国歌的先例。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说，抗战时在美国我就听到过美国青年喜欢唱这首歌，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就是用这首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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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晚，关于国歌，毛主席说，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马叙伦汇报说，有人提出修改歌词。周恩来接着说，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毛主席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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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 b* g* {. ?随后，《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上唱响，国歌成了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独立、自由、解放的不朽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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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R# \* V  |! K  n击节抗战 何分国共

! J+ X3 Q) y: ^4 O' ?/ i: d. D& d《义勇军进行曲》不同于《东北抗日联军军歌》（露营之歌）、《新四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属于党派部队军歌。它是全民族精神的凝聚，只认民族大义而不论党派，是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一特殊历史现象产生的精髓和本质。它的出现、传唱、认同度、普适性，使它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强大的激励作用和顽强的生命力。

作为国歌母本的《血盟救国军歌》创作者之一的孙铭武，曾任河北省乐亭警备司令，有与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渊源的传闻。孙耀祖是张学良任命的国民党少将，但仍属于抗日联军将领。出于某种政治考虑，80年代换发的烈属证上，为他们填写了“中共党员”的政治面貌，但至今为止，无法证实他们是否共产党员或国民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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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论证国歌创始人、烈士孙铭武、孙耀祖是否共产党人，似乎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如何，对于他们历史定位的价值、作用，都不应有什么贬损或抬高倾向。不能在他们的墓碑上，一会儿涂抹狗屎，一会儿又花团锦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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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5、29《中苏友好日报》第一版刊登孙铭武、孙耀祖准入忠烈祠.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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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5、29《中苏友好日报》第一版刊登孙铭武、孙耀祖准入忠烈祠

! s5 l# q! F) l3 h9 T) P7 C  x应当承认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抗日，都是全民族抗战的组成部分。在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之下，没必要强调突出哪一个党、哪一个派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孙铭武、孙耀祖他们的非党非派，更能代表超然的精忠报国的传统民族性。

说到国歌，道理也是一样的。《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曾经埋没掩盖过非党非派的孙铭武、孙耀祖、张显铭的首创之功，但无法掩盖他们的创作和牺牲对国家和民族自卫图存以及后来发展崛起的贡献。

) I" u; }6 M9 m* _5 {" r; N' D2 i后来调查发现，国民党抗日将领朱庆澜不仅出资赞助《风云儿女》电影的拍摄，还在聂耳所谱的《进行曲》前面亲笔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并为电影首映保驾护航，于是才有了《义勇军进行曲》及传播。就此看来，《义勇军进行曲》不仅是全民抗战的产物，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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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党非派的孙铭武、孙耀祖、张显铭首创了义勇军歌；共产党人田汉、聂耳重又提炼升华谱写了它；国民党将军朱庆澜出资赞助中共地下党组织拍摄抗战影片《风云儿女》；宋庆龄亲自为美国歌手保罗·罗伯逊演唱、录制《义勇军进行曲》唱片撰写过序言……最后，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新中国把它确定为国歌。

* D. y* o7 |8 M% m亿万歌喉唱响的《义勇军进行曲》，打破了党派的藩篱，得到了普遍的接受，一致的肯定。这种难得的现象，只能说明：《义勇军进行曲》凝炼了一种民族精神，唱出了每个爱国者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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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抗战的艰苦岁月，无论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及全国爱国民众，不仅毫无例外地高唱过《义勇军进行曲》，也都曾以它为号角前仆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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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V! L/ m' Y; D' B/ y不用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唱着它英勇杀敌；国民党也以它为号角，冲锋陷阵。据国民党老兵回忆，《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也成为了国民党军队的军歌。曾在远征军担任上尉参谋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回忆道：“取用为国歌之前，早经国军选用为标准军歌之一；我们在成都草堂寺青羊宫做军官的年代也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其音节劲拔铿锵，至今听来还令人想念当日抗战时的气魄。”而根据远征军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作战秘书张家福少校的回忆，著名的二百师的军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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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0 b. ~6 o, P# @- k( {孙铭武、孙耀祖壮烈牺牲后，义勇军将领李春润等闻听噩耗，捶胸顿足，扼腕痛惜，请恤国民党政府。1935年2月28日，北平发行的东北抗日救国会救国旬刊《半月一人》，刊载了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李春润为义勇军第三军团总参议兼第四梯队少将司令官孙耀祖及其兄孙铭武抗日殉难向国民党政府的《请恤文》称，“伏念孙氏兄弟之忠义，至堪嘉商”。

1946年5月29日，《沈阳日报》载：“国家内政部”即蒋介石政府因“孙铭武、孙耀祖忠勇卫国，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为国捐躯，准入祀忠烈祠。”

% D0 Z' c# F' |% c. m中共建政后不久，也为烈士亲属颁发了毛泽东签名的烈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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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d0 `/ C9 x2 J2 G* M1983年换发的烈属证.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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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4 Y8 B- s/ r: T6 |$ k! m/ q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胡锦涛发表讲话，肯定国民党的抗战功绩，并将“八年抗战”，改为从1931年算起的“十四年抗战”，孙家后人得到了国家颁发的纪念章和慰问金……

这些无疑都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褒奖和弘扬。然而，历史也会作弄人，兄弟霓墙时，两党也曾相互攻讦，国歌居然成了争拗和较力对象。

1947年，《义勇军进行曲》被国民政府正式查禁，违者轻则严刑拷打，重则秘密消失。台湾前民进党主席谢长廷就曾回忆称，两蒋时期唱这首歌是“随时要杀头的”。至于那些偶然出现在旧文艺作品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也被悉数进行消除处理。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跨越海峡，成为台湾抗日团体的战斗歌曲，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作为音乐作品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麻烦。“警总”收集岛内所有的拷贝，销毁这首歌的原声音轨，使得《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公众场合消失了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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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近年，国民党元老郝柏村也曾因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引起过争议。台湾前“行政院长”、95岁的郝柏村，抗日战争时期即从军，他是目前台湾国民党军界辈份最高人士之一。在他前往卢沟桥纪念“七七事变”纪念前，在台北接受电视采访，曾应记者要求当场哼唱了几句《义勇军进行曲》，由此在台湾引起了一场风波。

/ A1 n- a6 D! ]7 V( {, @+ x有国民党“立委”对其此举表示不妥，令他担心郝的子弟兵会不知为谁而战。

有的认为这是一种输诚示弱，是要向北京表达“心向祖国”，以便其子郝龙斌竞选“总统”时，能得到大陆的助力。

; O; W1 k& k: r$ J8 `# f郝柏村之子郝龙斌对此一争议则说：“大家都知道《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抗战歌曲，所有经过抗战与参与抗战的人都会唱这首歌。”

7 I' P9 i6 q: Y, |* {前不久，笔者晋谒位于清原县北三家子孙家祖坟时，发现一座刻有为孙铭武、孙耀祖烈士《请恤文》碑文的墓碑掩映在青松林下，落款“抗日第三军团总指挥李春润呈”。原来这是当年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总司令李春润的儿子，2003年4月20日，遵照乃夫临终遗愿，远渡重洋，特地从台湾觅迹寻踪，找到父亲的战友孙铭武、孙耀祖烈士的安葬之地，竖立起来的铭文碑，用以寄托海峡两岸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爱国志，战友情。

/ O# g8 Y- U; o0 ~0 i真实的历史，悲壮的历程，伟大的全民族保卫战，永远记载在属于全民族的功劳簿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