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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琪，在鼓乐天地辛勤耕耘二十载，无论在舞台上表演，还是在课堂上教人，或者在理论上探索，他都保持着一种虚怀若谷、冥思慎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境界。 从云南“花灯”鼓手打到“上音”教授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打击乐（以下简称“中打”）主课教学副教授罗天琪是一位云南彝族音乐家。在他出生11天时父亲在西双版纳边境的战斗中牺牲荣获“烈士”称号，尽管是烈士后代，但因为那个年代的抚恤金有限，家中又有三个未成年的兄妹，母亲的经济自然很拮据。无奈，在他小学的时候就被“保送”到待遇丰厚（学费全免，还有伙食补贴）的云南艺术学校，随段美高老师学习云南花灯戏打击乐伴奏，毕业后被昆明花灯剧团吸收成为一名年轻的打击乐演奏员。然而，罗天琪的眼光不是“安安稳稳”地在剧团工作，改革开放让他视野更开阔，他在工作之余又随昆明军区著名打击乐演奏家张伯雄老师学习爵士鼓及西洋打击乐，他不仅仅在技术上，更是在音乐的多样性和风格上进行学习和探索。 于是，上海音乐学院成为他的目标。最终他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随李民雄及薛宝轮教授学习中、西打击乐。记得笔者早年采访李民雄教授时，他说：“‘中打’就是植根民间音乐沃土，推展中国鼓乐艺术。”罗天琪不管是演奏还是教学，从根本上展示的就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中打击乐的精粹。罗天琪是个很谦恭、不事声张的人。他说自己从上海民族乐团打击乐表演舞台转向上海音乐学院打击乐教学舞台有很长一段时间难以适应，“表演和教学是两码事，更何况是培养专业人才，我必须培养出站得起来的打击乐专业人才”。的确如此，演奏和教学，前者的中心是自身，而后者则是他人，前者只需要将自己内心的情感用音乐的途径表达出来，而后者则是用语言作为桥梁，让他人学会如何正确地将情感用音乐的手段描绘。 2009年1月，罗天琪正式调入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并担任打击乐教研室主任，在他的呼吁及上音附中领导的支持下，附中在同年开设了中国打击乐专业，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为上音中国打击乐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罗天琪说到“中打”的魅力时情不自禁地回忆他早年的情景：有一年在山西观看农民们表演安塞腰鼓，他们表演得是那样投入，那样忘我，那样动人心魄。尤其是他们在山野踏着泥土的那种表演，他们的粗犷豪放的精气神裹着泥土，直冲云霄，真有一种撼天动地的气氛。“太不一般了，我看得如痴如醉。农民的表演太淳朴了，太可爱了。”罗天琪说，“无论是民间歌曲、曲艺、戏曲、器乐，这种真情十分普遍。”之所以如此，如同文学家、思想家冯梦龙所讲，民间乐人“不与世人求功名，故不肖假”。然而，这种不肖假的东西并不是任谁学做出来都能达到的境界。还要那些淡漠功名、真情投入，境界比较高的人才能体味和传达得更准确一些。“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一片蕴藏着无数宝贝的海洋，这些宝贝每每带着浓淡有致的生活气息，带着清新隽永的艺术魅力，带着风格独特的民族风情，带着辽阔舒朗的原野芳菲……”罗天琪说。 笔者亲耳聆听过罗天琪演奏的土家族“打溜子”《锦鸡出山》 ——一片山野气氛，通过音乐，听者如同身临其境，看到了美丽可爱的锦鸡在逗趣，在欢舞；山西鼓乐——《滚核桃》更是妙不可言，通过音乐，人们能够充分地体味到劳动人民通过劳动过程所发现、所创造的艺术作品。 困惑的“中打”路在何方 许多人对我国民间音乐有很深厚的感情，也知道民间音乐对于专业创作者来说，实在是一片必然要投身其中的海洋。谁进入得深、谁进入得长久、谁进入得忘我，谁就与众不同，谁也就会艺运长久。但现实却是无力展示，因为音乐前进的复杂性就是左右两难，当音乐进入到两难之时，就是最大的问题。今天，中国的音乐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出不了“大才”。为什么？因为“中不中，西不西”。西者，失其偏西；中者，失其偏中；等到“学贯中西”，却又曲高和寡，变成了“历史孤星”，对音乐的前进起不了太大的推进作用。 面对中国打击乐音乐教育今后的发展，罗天琪和他的伙伴们虽有追求但又很困惑，他说：“从当今世界打击乐发展趋势来看，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互补、融合，是一个主要发展潮流；西方的许多打击乐团，已将东方打击乐器广泛运用于新作品中。因为打击乐主要是透过不同色彩的乐器及不同的节奏组合，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所用的乐器绝大多数为节奏性乐器，其演奏方法亦最具共通性，这是中外皆同的。” “中打”的教材不统一，至今还是沿用老前辈遗留下来的“不规范”的教材，让整个专业院校的“中打”师生不知道如何面对日益蓬勃发展的这一世界性的乐器的教和学。罗天琪透露，“中打”即将开展“大师班”，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前来上课，将作为系列活动持之以恒地开展下去，并邀请台湾、新加坡、香港的“中打”专家、教授共同编写教材，期望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 与此同时，罗天琪告诉笔者，“中打”从乐器到鼓棒，标准至今没有制定，许多鼓棒从重量到质地都不统一，有时很难挑选出一副标准的演奏槌：“许多中国打击乐在乐器价格上和西洋打击乐器有着很大的差距，但还是不能吸引大家，主要是厂家为了追求利益不注重保留传统乐器制作工艺及音色，民族特点没了，就会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起到极大的阻碍。” 罗天琪进一步表示：“拿最普通的中国大鼓和西洋定音鼓来说吧，二者性质截然不同，‘西打’定音鼓有很多教材演奏法，更是交响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而中国打击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文化的象征及信息的传递，比如各民族的宗教仪式、民间节庆日等等，其中中国大鼓的演奏要有仪式感，创作就要体现一种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的感觉，但现实中我们的大鼓却画虎不成反类犬，搞的一些教材搬照西方，却不系统、没特色，作品也是如此。日本的太鼓出自中国，却发展得极具日本特色。” 2 |% o& o% M0 _& \, K) 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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