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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内地乐迷而言，从深圳坐着地铁去香港看演出早就不是梦。不过香港的几大艺术机构，无论是香港国际艺术节、香港中乐团还是代表亚洲先进水平的香港管弦乐团，在拓宽内地市场和资源方面远远落后于他们在商界和金融界的伙伴。身为亚洲顶尖乐团，拥有国际一线指挥家的香港管弦乐团赴内地巡演的频率尚不及远在美国的费城交响乐团或马林斯基剧院。不过，这种与内地半生不熟的关系即将宣告结束。 “余隆入主香港管弦乐团出任首席客座指挥为期三年”的消息在乐界沸沸扬扬。这一任命具有多重含义，值得解读。首先这是余隆继续“南下扩张”有所突破的最新举措。早在2010年7月，我便在拙作《香港管弦乐团的多事之秋》中，分析到余隆对香港的浓厚兴趣。文中写道：“纵观2009-2010演出季……乐团在新闻宣传中称余隆为中国指挥泰斗，辅以本乐季最气势磅礴之作，大有2004年为迪华特摇旗造势之风，加之音乐会后舆论反响强烈，不禁让人猜测余隆在与广州交响乐团合同到期后会否继续南下的可能性。”2010年9月，林大叶被聘为广州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为余隆在广州减负不少。当初的这一预言如今也得到部分证实。 余隆对香港的“垂涎”源自香港作为国际港对余隆的国际知名度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几乎所有重要的外国媒体都在香港或新加坡设有亚洲总部，内地的城市诸如京沪等只有记者站。香港的外国记者协会（FCC）是西方媒体在亚洲的中枢神经。或者可以这样说，凭借《经济学人》、《南华早报》、彭博社及《华尔街日报》等在香港的分社及这些媒体对余隆的关注，余隆势必会在2015-2016乐季上任后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国际知名度，提高海外媒体曝光度，从而为他向海外乐团进军担任主要职位建立基础。进入香港管弦乐团担任首席客座指挥看似会让本已繁忙不堪的余隆更加争分夺秒，但随着他逐渐从广州交响乐团的日常事务中脱身而出，其实并未增加他的负担。这一任命倒可以为余隆增加在国际舞台上的谈判砝码。 在这一任命的另一面是香港管弦乐团，任命不失为对乐团推进内地的一大促进。香港管弦乐团音乐总监梵志登自2012年上任以后仅随乐团到访过内地巡演一次，少有“摸”内地乐团的机会。这与梵志登在欧洲和美国还各有一支乐团有关，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又谁人不知。通过任命余隆为首席客座指挥，乐团在新闻通稿中列举了三项进军内地的蓝图，包括在沪港两地演出马勒《第八交响曲》，在2017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重要歌剧项目（据闻为“指环”全集），梵志登进入上海乐队学院辅导学生。作为回报，余隆将每季指挥数场香港管弦乐团的音乐会。 香港管弦乐团这一国际平台已为余隆“窥视”已久，内地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也被香港管弦乐团及梵志登“觊觎”多时。双方的意向其实早有达成，推迟到2015年初宣布，亦作万象始新之貌。这一任命带有着经贸合作般的条件互换和资源配置，并且乐团毫不忌讳地在新闻稿中予以表达，但对余隆入主可能提升乐团演出水准之事并未提及，而是以“过往合作擦出火花”一言蔽之。 有意思的是，余隆与上海交响乐团的两届合同将到2018年到期，梵志登及余隆与香港管弦乐团的合同都会在2018年到期。此外西蒙?拉特与柏林爱乐，杨松斯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合同都会在2018年到期。十年一次的国际乐坛大乱斗即将揭开帷幕，也许会从香港开燃。此时余隆的三年客座任期，更显得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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