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乔建中给听众放了一段陕北一位九旬老脚户的视频。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其唱腔有多么悠扬动听，而是那种“旁若无人”沉浸其中的状态。与太多民歌手们“声情并茂”的演唱比起来，这种状态却会在不经意间击中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某个角落，回过神儿来时，眼中竟已湿润了。
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位置卸任后，乔建中似乎更忙了。2014年夏和今年5月，他和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西北民族音乐研究中心连续两次请陕北府谷县91岁的柴根老人录音、录像。
乔建中回忆，柴根老人年纪虽过九秩，然而两次录下96首陕、晋、内蒙古三地的民歌，一段唱词也不丢。他的一位50多岁的女徒弟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唱出30多首民歌和二人台唱段。可轮到30多岁的年轻徒弟录音时，除了三五首当下高频率传唱的陕北民歌外，其他都需要看着手机上的歌词、曲谱照唱。据说，他经常参加当地的文艺比赛，获奖也不少。事实上，柴根老人的民歌是在几十年的“赶脚”生涯中“听”下的，他真的能够“见甚唱甚”，随便指定一个主题，他可以立即随兴而歌，因为他是在“自然传承”方式中浸泡出来的，他的歌唱状态舒展、自然、顺畅、朴素，听来亲切感人。那位年轻歌手同样喜欢民歌，也下过不少功夫，但却并非自然传承，而是“按谱寻声”，虽然嗓音很好，但缺了应有的陕北风味。更重要的是，柴根唱歌是自娱自乐，无所傍依，不求人夸，更不为名次，可以称作为“无功利歌者”。但年轻歌手的目标很明确，基本上淘汰了“自娱性”，而追求的是“表演”效果，争取在比赛中获奖。他唱歌，“功利”占了重要的份额。
乔建中把这种新老歌手之别归因于近些年“过度”的“舞台化”以及过热的民歌“大赛”。他认为，文化传承向来有两种方式：自然传承与书面记录。千百年来，包括民歌在内的民间艺术主要依靠“自然传承”方式。民间歌曲以口耳为创造传播手段，强调自身的自娱性质；它以天地人间日常生活为表达空间和天然舞台，彰显自身与大自然、与社会的亲近关系。凭借这两个特征，民间歌曲流传数千年而不衰，成为农耕时代民间大众最亲密的精神伙伴。
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民歌传承又有了另一种表达空间，即民歌的“舞台化”表演，或称“舞台化实践”。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就举办过民间音乐舞蹈汇演，通过在各大区选拔，最后集中在北京，共有10台节目，水平之高前所未有，这是民间音乐“舞台化”最早的尝试。此后，国家级、省市级的舞台汇演再未中断，为民间艺术舞台化提供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大平台。
乔建中肯定“舞台化”的民间音乐表演有它自身的优长之处，比如，它可以让不同地区的民歌广泛交流，让某一相对封闭地区的民歌传播得更远；比如，“舞台化实践”追求好听、好看，经过舞台加工、提炼，民歌以更加精致的面貌，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赢得了新的艺术空间，也可以满足更多听众的视听要求。
但是，让乔建中深感忧虑的是，“舞台化”同时带来了对民歌生存、传承、再创造，即“自然传承”的方式及其深厚的历史传统的一系列不利影响。这个影响不是局部的、无关宏旨的，而是全面而深刻的，甚至是“摧毁性”的。特别是近些年举办很多国家级、省级乃至市县级的比赛，更将民歌“舞台化”推进到一个难以回转的境地。
乔建中对于1982年4月的一次考察记忆犹新。当时，他们到广西上林县考察壮族多声部民歌，本来目标是让5位老歌手唱他们的传统“三声部民歌”，但在采录过程中，有两个小姑娘始终跟在他们身边，后来一位老人说她们也会唱二声部的“欢悦”，希望也能为她们录音。当两位小姑娘用稚嫩的声音开唱，让专家们大吃一惊的是，她们一唱就不可收，整整用十几分钟唱完了一首《十二大王》的叙事歌。这两个小姑娘只有六七岁，可她们唱的是两个不同的声部，因为自幼听老人们唱，她们的音准、节奏、感觉都非常好。乔建中后来在考察报告里说，她们根本没有城里儿童接受幼儿音乐教育的条件，但她们的音乐表达能力一点也不逊色于城里的孩童。
乔建中说，这件事充分证明“自然传承”有它无可代替的生命力量，更有它在文化保护、保存方面难以估量的意义。尽管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化进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巨大的，但我们仍然应该在可能情况下，为民歌的“自然传承”创造一定的空间和条件。反过来说，对于愈演愈烈的“舞台化”实践，则应该有所保留，有所遏制。为此，他建议一些有民歌传统的地方尝试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进行一场“自然传承”的试验，包括确认本地传统民歌的“家底”，歌唱应使用方言，而且要坚持口头传习，同时可以建立赛歌制度，比赛时尽量保持自由状态，还可以专门举行即兴创作比赛，以培养歌手的再创造能力。
电影《一代宗师》中的宫二曾说：“所谓的大时代，不过就是一个选择--或去、或留，我选择了留在属于我的年月，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时代总是要向前发展，但是，在大多数人跟随着离开的时候，总有一些固执的人选择了坚守。这也许无关乎对错，但因为这份坚守，后来的人们就会多了一份寻迹往昔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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