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编者、作者,又是歌者、奏者,同时还是自己作品的听赏者5 `% K' U! N' h; Z6 i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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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回忆》获得成功所产生的效应是长远的、多方面的。毫不夸张地说,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所有阮演奏家最喜欢的曲目,也是考验其技艺水准的第一曲。其影响达到了人人爱听、人人爱奏的程度,无论你在中国大陆,或者在港、台地区,还是新、马,只要有阮,就有可能听到《云南回忆》,极而言之,它成了现代阮乐的一首经典,也成为阮身份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的广泛传播,这样的效应是怎么发生的呢?用一句话回答:就是它来自作品本身。 6 u9 N4 Z6 O( \+ |5 W% B0 O) M$ g 6 {, w9 Q9 I" }2 F7 |( z7 G 1988年,《云南回忆》在香港演出并准备在电台播出时,一位职业乐评人梁宝耳在《信报》(1988年4月27日)写了一篇短评。他说,在《云南回忆》中完全听不到“例行公事式的乐句,但整首作品流露出中国音乐的韵味”;“所用和声新颖而不新奇……更不以制造怪诞抢耳音响为目的”;“曲式及乐句、乐段之组合十分符合美学原理,对照中有均衡,均衡中有变化”;“主题乐句十分有个性,证明作曲者有运用乐音组成有格局之旋律之才华,是一位伟大作曲家之标志”;作者是“作曲技术主人而非技术奴隶,刘星将来必成为国际之作曲大师”。应该说,该文所给出的评语,并不过分,是一位对民乐有独到见解的乐评家的心语。 5 ~ w9 I8 r* G( M+ D5 d+ r3 D# r" G+ P! u
为了进一步探寻《云南回忆》的创作过程,我日前与刘星有过一次长谈。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云南回忆》是怎么写成的?+ G3 O8 I+ U. z
; B9 z" T, h N' x1 W( m 刘星说,《云南回忆》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手“弹”出来的。从最初主题的酝酿,到全曲基本轮廓的完成,他都是通过自己弹奏,自己听、审,等自己满意后再记录下来的。这应该是作为演奏家刘星的一种特殊创作方式。它立即让我联想到,我们古往今来的无数优秀的民间艺术家们,在他们进行民歌、民间器乐的“创作”时,既是编者、作者,又是歌者、奏者(所谓表演),同时还是自己作品的听赏者。正是在这样“三位一体”的音乐实践中,才产生了千千万万首优秀的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作品。对于熟悉阮这件乐器演奏技巧、充满创作冲动、学过现代作曲技巧而又不愿意循规蹈矩、才智皆备的刘星而言,他“选择”这种具有深厚传统的民间创作方式,是顺理成章的,也被证明是成功的。其实,说“弹”出来只是一种“表”,从“心”里流淌出来才是它的“里”。, w5 D9 j+ D. y3 v. a/ b6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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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说,《云南回忆》的独奏和协奏是同步构思、同步写出,而不是完成独奏部分的写作后再回头考虑乐队音乐的。当他对一段独奏音乐基本满意时,他不仅已经有了乐队音乐的“腹稿”,而且还会让乐队继续往前延伸,等到这个段落可以暂时停顿时,他再回头根据乐队音乐的织体和情绪“弹”出独奏部分。这可能又是“刘氏作曲”的一种特殊方式,我们无须判断它有无普遍性,但可以肯定,采用“同步”写作方式,既可以给独奏与乐队音乐充分发挥的空间,又能保证其结构与语意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云南回忆》三个乐章的音乐之所以给人流丽、明畅、气贯长虹般的感受,似乎与这种写作方式不无关系。/ i! n0 O; G f( h9 Z5 N)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