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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的《谁来推广本国作曲家》一文，讲述了一些欧美国家，诸如法国、挪威、芬兰、美国和德国是如何推广本国作曲家的。音乐出口局、著作权协会和音乐信息中心分别承担了国家级别的推介功能，它们在国际重要场合开设展位或派驻代表，以统一出口的形象推广本国作曲家和现代作品。除此之外，乐谱出版商和乐团也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全球发行的乐谱出版商诸如博浩、朔特和环球等都会定期向世界各大乐团、指挥家和歌剧院推介自己旗下签约的现代作曲家的作品。乐团每每在出国巡演时，也会把本国作曲家的作品收入其中。比如今年早些时候来华演出的美国洛杉矶爱乐乐团，便在杜达梅尔的指挥下把约翰-亚当斯的《城市之夜》内地首演带到了上海。 乐谱出版商和乐团出访下的作品推介，似乎构成了中国作曲家及其音乐走出去的主要途径。中国的乐团出访，无不会携带我国作曲家的作品，加上一位独奏家一同出访。这一先河最初由第一批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中国指挥家开创，包括李德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境外指挥邀约。1958年，李德伦成为第二位赴芬兰指挥芬兰的赫尔辛基爱乐乐团的中国指挥，曲目中便有吴祖强《祖国交响音画》。待到黄贻钧1982年2月应邀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时，更是带上了琵琶宗师刘德海，以一曲吴祖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威震欧洲。进入21世纪后，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叶小纲、郭文景、赵季平、关峡、叶国辉、许舒亚、唐建平、王西麟、陈其钢等的作品有一部分都随着中国的乐团出访海外，完成目的地的首演。上述几位作曲家更是签约有知名乐谱出版商，从而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广泛渠道。 但是在更为国家级和集中化的推广之路上，中国的机构似乎并没有扮演着其他国家同类机构应有的积极角色。即使存在有类似功能的组织，也在境外推广上缺乏沟通、渠道和主动出击的策略。承担着中国音乐家“娘家”作用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不少地方音协根本没有英文版网站。具有版权保护功能的中国音乐家著作权协会的英文版形同虚设，仅提供了领导人名录和联系方式，对旗下所囊括的作曲家及其代表作一概没有英文呈现。在国际常用的搜索引擎诸如谷歌等输入中国作曲家的英文，得到反馈信息是维基百科的几则页面。在新时代，国际社会想要了解中国作曲家，得到的第一手资讯竟然是严重缺失和不靠谱的维基百科条目。这不啻是中国作曲家国际层面推广的窘境。 谁来推广中国作曲家？与其说这是问题，倒不如说是悲哀。古往今来，作曲家历来居于音乐产业食物链的顶端。音乐史也可以大体等同为作曲家及其作品历史。缺乏对源头和顶端的国际推广，很容易使得国家或地方级的对外音乐项目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可以确信的是，从一个西方普通音乐从业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尚缺少一个集体推介作曲家及其作品的平台。这个平台应该由某些具有职权和功能设置的机构承担。但这些机构的不作为和不思进取，大大拖了作曲家及其创作走出去的后腿。退而求其次，在媒体和宣传层面，几乎所有的国内现代音乐节、作品比赛、作曲家会议和大型音乐奖项在自娱自乐的同时，都缺乏让世界了解的英文渠道和文案。浩浩荡荡的《中国作曲家曲库》在网上连一个英文名录都找不到。这些都暴露了当代音乐出口的无能为力。 因此，建立一个代表中国作曲家的集体窗口，统一对外宣传他们的作品的平台，不管是网络、博客、邮件列表还是全球发行的出版物，便成了文化走出去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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