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三线老人":原子弹成功爆炸奖8元 胜过千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国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曾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备。我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今年是三线建设决策50周年。当时，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舍弃了大城市优越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远离亲人，到大山深处，面对今天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内地构筑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的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现代工业和交通体系，形成了门类齐全的较为完备的我国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等。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三线老人”周亚男的传奇人生。

　　年近八旬的周亚男，现在跟老伴住在国防科工局附近的一所大院里。在经历了家庭几度的“支离破碎”之后，老两口终于在这栋老楼里有了个安定的家。身为一名前核工业人，周亚男曾辗转青海金银滩、四川深山、东北、华北……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专用设备的研究设计工作。如今，她一脸平静地讲述背后，深藏的是那段波澜壮阔的烫金历史。

　　原子弹成功爆炸 奖金只有8块钱

　　1961年，周亚男从东北大学的钢铁冶金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个“三无单位”：无办公楼、无宿舍、无食堂。周亚男同新来的几个女生一道，挤在了阜成门外旅店的一张大土炕上。屋里除了一张茶几和一个大铁炉子，其他设备全无。最让刚从校园里出来的女学生们受不了的是没有厕所，“刚到的时候，胆儿小，晚上上厕所得搭伴儿。”周亚男笑呵呵地回忆说，要知道，在当年的东北大学里，他们过的可是饭桌上都摆着花盆的讲究生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之间也会打趣，咱们学校都比这儿好多了，这儿还是北京呢，怎么这么破破烂烂的……”但是却不曾有人动过离开的念头。办公室同样也得凑合，最开始只能在其他单位办公楼临时腾出的仓库里办公。几个月后，条件改善，周亚男跟同事们搬到了现在工人体育场的18看台下，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临时宿舍。

　　报到之前，周亚男只知道自己被分到了一个保密单位，其他情况一无所知。“天天上班，但是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在进行了半个月的保密教育之后，周亚男才惊喜地知道，这不起眼的“三无单位”居然是搞原子弹的保密单位——核工业部研究设计院。

　　当时，我国正面对着核垄断、核威胁的严峻国际形势。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协议，撤走专家，带走图纸，使得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受到极大影响。国家领导人发出号召，要“自力更生搞出中国的原子弹”。与国家的绝密任务绑定在了一起，让周亚男既惊喜又兴奋。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周亚男以及同事们便开始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日夜奋战。与往来的同学渐渐断了联系；在父母那里，工作也成了绝口不提的话题。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响起惊雷，巨大火球和蘑菇云腾空升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表彰会上，周亚男获得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奖。“虽然每个参与者只有8块钱的奖金，但在我们心中却是价过千金。”

　　怀胎四月去三线 一家四口住仨地

　　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核工业部发出了“设计思想革命化”的号召，优选科技人员“下楼出院”，去青海现场进行设计。当时已经怀孕的周亚男报了名。“真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是国家需要，能被选上是荣耀的事儿。”

　　1965年2月，周亚男作为首批赴西北前线的队长，怀着4个月的身孕，离开北京的家和爱人，汽车、火车轮流倒了五天四夜之后，最后来到了海拔为3200米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此次前往大西北，周亚男将户口迁至了西宁。

　　周亚男回忆说，当时他们乘坐的专列火车是运货车，到站时并没有站台，车门离地面大约有半米高的距离。作为队长，周亚男除了来回穿梭在车厢里照顾队友之外，每次到站也得先行下车跑前跑后，安排大家的转乘。奔波忙碌之后，周亚男慢慢开始有点儿不对劲儿， “肚子疼得我连嘴唇都咬破了，偷偷不断地擦着，还生怕被别人看见。”到达目的地之后，还没进宿舍，周亚男就先被担架抬进医院，被诊断为“先兆流产”，需要住院卧床休息。

　　这可把周亚男急坏了，“来基地是为了干活儿的，结果先躺进了医院，觉得很不好意思。”病情稳定之后，周亚男以病床当办公桌，笔译了一本俄文专业书，后来成为受同事们欢迎的设计参考资料。除此之外，她还尽可能地帮助组里同志完成的设计计算进行复查和校对。

　　在青海的几年里，周亚男说，他们从来没有喝过100℃的开水，馒头也都是蒸不熟的，发黏的馒头炸过之后才能下咽。8个人住在一间砖房里，墙上的缝隙清晰可见，冬天屋内屋外保持着零下30℃的恒温。现在回过头来看，周亚男有时候也会感慨，“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比三线更大的困难了。”

　　青海任务完成后，周亚男又将户口迁至成都，拼入了国防九院搞核三线建设。后来，老伴王义去黑龙江鹤岗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两个人只得把二女儿送到辽宁老家，让大女儿随着母亲进川。一家四口，分居三地。“我和老伴离开北京之后，退掉了家里住的公房，从此彻底没了自己的家。”

　　家中户主是女儿 全北京城独一份

　　在周亚男家，他们的大女儿一直是“一家之主”。原来，大女儿出生时，周亚男户口迁至青海，而老伴王义是军队系统的集体户口，没法落户。两人单位出具证明之后，公安部门才为刚出生的大女儿特批了一个户口。“我老伴从部队转业，户口落在孩子户口本上；我从四川调回北京，户口也落在孩子户口本上。我们家孩子当户主当了三十多年。可能全北京我们是独一份。”

　　不过，一聊起孩子和父母，周亚男有着满满的亏欠。周亚男说，她的三个孩子都没有享受到正常的童年：老大险些在高原夭折在母亲的肚子里，4岁跟着母亲去了四川，成了三线的“小同志”；老二8个月就被送到了辽宁姥姥家，到了5岁才跟去四川。在探亲的那几年里，每次见到二女儿，孩子喊“妈”的时候都是羞羞答答。“想孩子是真想，但是待在我身边更得吃苦。”

　　苦尽甘来，如今孩子们成了新一代航天人。退休之后，周亚男和老伴爱上了旅游。在国内东到兴凯湖，南到海南岛，西达喀什，北抵漠河；后来又迈出国门，横跨东西半球，穿越三大洋，足迹踏上了六大洲。2006年7月，周亚男在老伴和大女儿的陪同下，从北京专程回了一趟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时隔41年后回到故地重游，周亚男特意带女儿去了趟当年保胎时住过的医院，一砖一瓦，一草一木，41年前的一切仿佛历历在目。大女儿也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41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