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街头艺人

yuan123456 · 发表于 2018-8-12 10:06:57

高学历街头艺人

　　俞涵译和妻子刘丽媛上周日的街头演出泡汤了，因为一场台风。

　　俞涵译深感惋惜，但街头艺人本就是“靠天吃饭”的职业，计划常常说变就变。

　　7月20日下午，俞涵译早早来到静安公园。刘丽媛由于临时参加电话会议，没法赶来，俞涵译得更换搭档。他话不多，见上一摊演出即将结束，就默默摆好自己的设备，踩着一双飞跃鞋，脚步轻快，动作利索。

　　7月的上海潮湿闷热，演出19时开始，天色渐晚，路人来来往往，驻足的不少。为了方便看清琴谱，俞涵译特意在谱架上别了一盏灯。蝉鸣声中，他拨动了吉他弦，一瞬间，人群聚拢。

　　俞涵译夫妻在上海做街头艺人，如今已近两年。他们俩看似身份特殊，高学历海归，又是上海所有街头艺人中唯一一对“90后”夫妻档；细想却也寻常，不过是两位普普通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

　　在申城，他们有不少同行者。2014年10月，上海首批8位持证街头艺人在静安区试点表演。今年5月，上海的持证街头艺人达到123人，每个周末在静安、长宁、徐汇、虹口这4个中心城区16个表演点进行逾百场次演出。诚如上海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所言，“上海的街头艺人作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共同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公共空间文化品牌的一部分”。

　　当一座城市容得下街头艺术，当大街小巷都自然而然地弥漫文化气息，反过来，这些表演者也在传递这座城市的文化自信。

　　走上街头

　　如果按照正常轨迹，俞涵译本应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安安稳稳地当一名公务员。但他偏偏选择踏上另一条路。

　　俞涵译现今是全职音乐人。演出时，他总爱戴一顶灰色的帽子，颇有些艺术家的气质。实际上，他学的是农业相关专业，和艺术丝毫沾不上边。

　　而数年前在美国纽约和朋友拿起吉他随便玩玩的刘丽媛，也从未想过，回国后她在上海街头，竟“玩”出了一份事业。

　　本职是商业地产分析师的刘丽媛最近在准备考CFA。工作几年，与她同届的很多同学朋友不是当了部门经理，就是升任主管。她和俞涵译倒是看得开。“这都是个人选择。我们羡慕别人收入高，人家也羡慕我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俞涵译在一旁接话。

　　2016年，刚到上海的俞涵译和刘丽媛在静安公园偶遇街头艺人的表演，第一次了解到上海“持证艺人”的存在。在上海，这群街头艺人的演出许可证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并管理。从2014年试点管理至今，在多个部门的配合下，管理日渐成熟。

　　一回到家，俞涵译就上网搜索，恨不得立刻在上海的街头开唱。从夏到秋，他一有时间就坐在电脑前。直到10月，他终于刷出了开放申请的消息。“如果不是天天上网刷新，说不定就错过了申请。”

　　街头艺人的文化程度往往较低？这早已是刻板成见。

　　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张倩，是表演者，也是街头音乐的研究者。参加演出行业协会考核的当天，恰好是她的研究生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她冒着大雨从学校赶往协会，连毕业照也没来得及拍。

　　去年夏天，张倩正式成为上海第8批街头艺人。她的第一次街艺表演，也在静安公园。几年前，正是因为《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这本书，她决定报考导师洛秦的研究生，学习音乐学理论。

　　本科毕业的小元，“资历”老一些。2012年，他从IT公司辞职，拿着把吉他，过上了天天和城管“打游击”的日子。

　　最开始的那段日子并不好过。人民广场，是小元最初站上街头演出的地方。为了方便每天表演，他将房子租在不远处。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除了床和桌子，还要腾出地方放键盘、话筒架、音箱。每次上街表演，连拖带拉，设备加起来得有七八十斤。一趟演出过后回到家，他的肩上全是包带勒出的红印。

　　人民广场附近，路人来去匆匆，没太多人有闲心为他的歌声驻足。收入极其不稳定，正常情况下他一天能有两三百元，少的时候只有几十元。然而，很多时候，他倒更愿意选择人少的地点，不图挣钱，只想安稳地表演，即使完整地唱完一首歌也好。有时，余光瞥见管理人员过来，他装作没看见，硬着头皮唱下去。也有时候，好心的管理人员并不打断他，等他唱完歌，再说明情况，督促他离开。

　　成为“正规军”

　　每次演出，俞涵译都要带上两张“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小证挂在脖子上，大证摆在前方琴盒里，缺一不可。路人偶有好奇，会凑上前看，或是等一曲唱罢，前去询问。对于像他这样的街头艺人来说，这两张证，很多时候，代表着尊严和安全感。

　　为了许可证，小元等了近7年。他清楚记得，在街头艺人面试现场，自己竟紧张到手抖。为了不让评委发现，他只能故作镇定假装调设备。“直到评委问可以开始了吗，我才稍稍平复，一时间都不知如何作答。”

　　按理说，小元也不是没见过大场面，他曾经为汪峰的演唱会暖过场，大大小小的商演和驻唱经历过不少。“毕竟是盼了这么多年的愿望，快要实现时，总归是激动的。”

　　面试当天，他和乐队的伙伴一同前去。“评委说，听我们的歌是一种享受。”虽然没有当场得知结果，但小元心里一块大石落了地。

　　他们成为上海实行街头艺人管理以来，第一个以组合形式拿到许可证的街头艺人。

　　由于许可证得之不易，每一次演出小元都格外珍惜。在他看来，这或许是一种责任感。“路人一看，这是拿了证的上海街头艺人，我就不仅仅代表我自己了。”

　　上海的街头艺人在拿到证前，都会和演出行业协会签订“不定价”“不转让摊位”“不乞讨”“不扰民”等14项职业约定。看似是一种约束，但这些约定的存在，才能在包容多元文化发展、活跃城市艺术生态的前提下，让街头艺术规范发展，也让这些表演者更长久地驻足于上海的街头。

　　在街头艺人外，小元还有另一重身份——督导员，需要协助艺人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他给记者发来一张静安公园演出排班表，表格上从周一到周日的15时到21时，都有乐队和手艺人在指定的演出地点表演。凡是自己演出，他总会提前一二十分钟到达演出场地。“如果迟到或是早退，两组表演没法接上，中间就空了档。”在小元眼中，这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在成都，今年4月29日起，街头艺术表演项目首批街头艺人正式持证上岗；在深圳，自2015年夏天，街头艺人开始持证变为“正规军”；在台北，街头艺人执照考试早在十余年前就启动，已累计核发街头艺人活动许可证1000多张，其中还有发行过唱片的艺人……

　　目前就职于上海金融行业的李适，在墨尔本大学读研时，曾在墨尔本街头演出过1年有余。那时候，他一唱就是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

　　在纽约读研时，刘丽媛住的公寓楼下，每天都有许多街头艺人在表演。东方面孔也不少，在纽约的地铁站里，她见过中国姑娘弹奏古筝。

　　《2017年度美国文化追踪报告》显示的调查结果颇令人惊讶：在54%的受访者看来，公共空间和街头艺术都被定义为文化；而37%的人却没有把美术和设计类博物馆当成文化。显然，人们把文化体验拘泥于特定场所的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文化活动不再限于“大雅之堂”。

　　前不久，小元和其他上海街头艺人完成了演出行业协会的半年考核。他不时会去网上搜索国外的街头表演，正思考着，乐队可以转变风格，有所突破。“没几个在街头演出的表演者是为了名利，更多人还是惦念着心中那份热爱。”

　　表演之外

　　连俞涵译自己都承认，能坚持下来的街头艺人，多是凭着一腔热情。一整年，在上海，真正适合街头艺人演出的天数加起来也不过一个月。

　　冬天长时间站在街头，冷风好似钻进骨子里，刘丽媛的手常常被冻得通红，没法舒展开，好好弹琴。“我就先钻进旁边的店里，暖和一会儿，再继续。”

　　好不容易盼到冬天过去，没过几天又迎来飘柳絮的日子，一唱歌，柳絮纷纷吃进嘴里。夏天，在大太阳下站不到半小时，汗水就冲掉了涂好的防晒霜。整场演出下来，刘丽媛所站的地上，汗水一滴滴，围成了一个圈。

　　夫妻俩从未想过放弃。除了过年回家，他们几乎每个星期的演出都不曾缺席。

　　长年累月在街头表演，小元被晒得皮肤黝黑。他指了指自己肤色不均的胳膊，“大夏天唱完歌回家，胳膊经常被晒到脱皮”。

　　这些倒好，街头艺人更怕碰上梅雨季，有时拖着一堆设备刚赶到现场，还没架好乐器，大雨就哗啦啦落下，又得连忙收拾东西，生怕雨水弄坏了音箱。

　　而且，在当下，不是所有路人都能理解街头艺术。

　　俞涵译和刘丽媛演出时遇到过情绪激动的大叔，“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要出来做这个？”边说边冲上来收起他们摆在地上的吉他盒。

　　更有街头艺人收到路人塞过来的馒头，想要还回去，追都追不上。刘丽媛哭笑不得，“可能还是有不少人觉得，街头艺人就是卖唱的”。

　　张倩偶尔会把自己在街头演出的视频和图片发到朋友圈，却很少告诉父母。每次分享做街头艺人的日常，她都会收到很多疑问——“好好的研究生毕业，不在办公室待着，为什么要去街头唱歌？”

　　即便是同院校学音乐的同学，也有人对她做街头艺人表示不理解。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给朋友、同学解释，街头艺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学院派出身的很多同学，或许更向往音乐厅、歌剧院。但街头也同样是很好的舞台。”

　　相较繁华路口，张倩更偏爱地铁里的音乐角，“没有风吹日晒，相对封闭的空间又能带来独特的回声”。在人少的地方唱歌，她觉得没什么不好，尽管收益少，她却不怎么在意，“就当是练习也好”。

　　接触多了街头艺人这个群体，她经常会惊讶于很多人的音乐天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是专业出身，却有着很高的专业水准，绝对不是玩玩而已。”张倩很开心，当街头艺人的经历，让她见到了和学校里不一样的，来自街头的才华和创造力。

　　有无限可能

　　直播兴起后，小元和乐队伙伴将表演场地转移到直播间。在室内架起乐器，唱得轻松，收入来得也快。赚得最多的一次，因为唱了一位网友点的《红日》，他们收到了网友连刷的3万多元礼物。小元有点慌，“我觉得不好意思，连忙让他别再刷”。

　　在直播间唱了半年，虽然收入不菲，小元却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对着屏幕唱歌，看不到实实在在的观众，慢慢下来，整个表演连同人一起都是封闭的。”

　　小元觉得，街头看似随意，面对的反倒是更严苛的观众，“在酒吧或是商演，观众可能并不在意你唱了什么；但在街头，唱错了词或是弹错了音，观众都能轻易捕捉到，人群或许就散了”。

　　如今，小元的乐队已经积攒一批忠实观众。每场演出结束，都有观众走上前交流，想交朋友的也挺多，后来他干脆给乐队弄了个二维码。当记者问起现在有多少粉丝时，小元不好意思地笑了，“算不上粉丝，大家都是朋友”。

　　他不愿称这些观众为“粉丝”，“粉丝这个词太有距离感，他们更像是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是音乐将我们聚在一起”。短短半年间，乐队的两个微信群里，已有600多名好友。

　　每个星期排完演出表，小元都会第一时间发到微信群里，有人场场都来支持，和他们一样，在路边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有朋友下了班从嘉定坐车赶来静安，可能刚到，听上一两首歌就结束了。来回折腾好几个小时，就为了支持我们。”

　　还有初中生和老人找他学吉他，他一概义务教学。“大家熟了后，都变成认识的人，没必要收费。”

　　去年，俞涵译和刘丽媛一起被评为十大杰出街头艺人。刘丽媛常常感慨自己很幸运：有爱摄影的阿姨场场不落，每次都专程赶来为他们拍照；有路人特意找到他们，邀请他们为自己的婚礼写歌。以此为灵感，工作室拓展了新业务。俞涵译的写歌效率挺高，灵感来了，一天就能创作出一首新歌。

　　俞涵译说，有时他们会琢磨路人的口味。“比如说，静安公园的观众年龄层次偏高，经典歌曲唱得更多；而在虹口的月亮湾，我们可能会选择唱一些年轻人爱的民谣。”

　　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坚持。去年，几部电视剧的歌曲大热，在街头每走几步便能听到，刘丽媛本想尝试，也许能吸引更多观众。“我们回家再仔细一看歌词，还是算了。”刘丽媛摇了摇头。“我们不会刻意迎合流行。比如，抖音里火的歌，并不适合我们唱。”

　　街头成为他们检验原创歌曲最直接有效的现场。“写得好的歌，即使陌生，如果能引起共鸣，路人也愿意为你驻足。”俞涵译说，他们正在慢慢升级演出设备。起初，俞涵译只有简简单单的一把吉他，两年间花了2万多元，购置吉他、非洲鼓、布鲁斯口琴、专业音箱等设备，就为了给观众呈现更好的演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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