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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德国南部行
这些年来，去了不少次德国，就是极少乘搭德航（汉莎）；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时德航还送给商务舱客人一张笔者仍然保留着的CD——梅纽因演奏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可说是非常“高档”兼“政治正确”的礼品；贝多芬是德国人，演奏家（傅聪前岳父）是英籍犹太人！
此次德国之旅，所以选择汉莎，是想试试其食物是否特别可口。德国不以烹调出名，唯汉莎是世上仅有一家凭声波调校食物味道的航空公司，这里且让笔者“偶拾”一段旧文：“若干年前，食品制业巨擘利华（Unilever）与曼彻斯特大学合作做过一项实验，以求出背景音响对感知味道（perception of flavour）的影响，结果显示入耳的声音愈响，食客对咸和甜的味觉愈迟钝，当音量降低时，味觉敏感度相应提高。这种试验结果其实大有道理且无处不在，只是大多数人包括笔者没料到声音会影响味觉而无知无觉未予理会。德国科学家对此早有心得，这是何以汉莎（德航）试食机舱食物的场地设于模仿三万英尺高空大气压力、温度、湿度及噪音（喷射引擎）的机舱进行。何以设定在三万英尺高空的环境试食？以在此高度，比较干燥（湿度极低），生理反应是乘客很易脱水（口渴）、口腔唾液（口水）及鼻腔黏液俱‘供应不足’，意味着食客很难‘分解’食物不同层次的味道和分辨（闻）其香味，因此高空食物的配料分量必须倍于地平……”（《声音影响“食神”饮酒读书“配乐”》，收远景《圆谎超人》及天地《龙迷津渡》）。今回当然细细品尝，笔者觉得汉莎的“飞机餐”淡而无味，内子则说知名的巴伐利亚白肠（Weisswurst）过咸！看来“高空试食”也许无效，但也许只是宣传噱头！
有点令人费解的是，肯定是欧洲政治经济神经中枢的柏林，竟然没有与外国直航的机场，那等于说赴柏林公干的外国政要，若非有专机，并获得特别安排，都得在外埠转机！一向以来，西德有法兰克福和慕尼黑这两个香港人熟知的国际机场，柏林因“东西”分治，没国际机场不足为奇；东西德合并后，柏林市政府决定建国际机场，但十多年下来，柏林国际机场仍启用无期，未免令人啧啧称奇。
1990年统一后德国定都柏林，翌年便酝酿建首都新国际机场，至2006年由柏林市、勃兰登堡省（十六联邦之一，首府为波茨坦）及联邦政府合组的控股公司批出二十三亿八千三百万（欧元，下同）的预算，2012年重新评估后，预算翻近一番至四十三亿，但多项工程尤其是防火设施过不了质量检查的大关，几次定下开幕日期，有一次甚至已印备请柬，都因这样那样的“质检”有问题而延误。笔者在柏林听到的消息是最快2017年最迟2019才能启用！柏林新机场本名勃兰登堡国际机场，2009年殿以布兰特（Willy Brandt, 1913-1992）总理的名字，以纪念这位促成东西德统一的社民党（SDP）政治家。
德国人以高工作效率名于世，但一个机场竟然搞了这么多年，完工仍无定期，真是咄咄怪事；2001年当选、于2006年负责督导此事的柏林市长Klaus Wowereit（就任誓词中宣布是同性恋者），在笔者抵达柏林前一天宣布辞职，主要理由是新机场大失预算及一再拖延落成日期无法“交货”，令他无面目见柏林选民而引咎挂冠；他没有说出的原因也许是，他经手的机场，可能成为该国最大的“大白象”，因为数十年来已奠定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法兰克福及慕尼黑，早已结合各种政治力量，竭力反对柏林国际机场启用，以那会抢走她们不少人流物流的生意，进而打击她们的经济。
工程无法通过“质检”及内部政治角力，令这位在机场问题引爆之前甚孚民望的市长意兴阑珊。
我们专程赴德，皆因笔者年前读了一本书而起。这本书为巴伐利亚古镇班堡（Bamberg；该市有一名内地〔海南文昌〕出生的民选市议员谢盛友）同名大学早期现代史教授黑勃莱恩2006年的德文著作，于2011年由他亲自译成英文：《奥斯堡的福格家族——在文艺复兴期的德国追求财富和荣誉》（M. Haberlein: The Fuggers of Augsburg : Pursuing Wealth and Honor in Renaissance Germany）。该书记述十五至十七世纪德国（甚至世界）首富福格家族的兴衰（未亡）史。作者在《导言》中指有关此家族的德文著作达四十一种，本书则为第一部英文译作。由于德国人做事认真，什么事都记录在案，本书因此数据极丰，连此家族主要成员五百年前交了多少税都清楚列出。虽然译文不算流畅，仍令笔者“着迷”，早拟作文，只是德国毕竟太“遥远”，所读一切有点难以捉摸的不实在，因而久久无法成篇。刚好《信报》资深作者、现仍为《信网》写稿的汉堡大学荣休教授关愚谦在柏林觅得新居所，邀往一游，遂因利乘便，经柏林“速赴”奥斯堡“实地观察”。
柏林围墙拆除后，笔者与友人数度经柏林赴东欧，只是每次均匆匆过境，所见甚少。此次在柏林逗留四五日，总算去了一些久闻其名而未曾一见的“景点”，颇可一记的有被鲁迅先生“高度评价”的版画家、雕塑家柯勒惠支（Kathe-Kollwitz, 1867-1945）竖于同名广场的雕像；在“柯勒惠支博物馆”侧的“文学之家咖啡座”下午茶（此处每周有定期文艺讲座及音乐表演数次，“文化气息浓厚”）；在十分兴旺人山人海的“索尼天幕广场”（Sony Centre）晋食为于西九设天幕之议被否决而兴叹；在上次因航机误点而失诸交臂的国会餐厅（极难订位惟菜肴一般只是入场“安检”尤严于机场）午餐……
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大厅位于卡拉扬街（Herbert van Karajan Strasse），早上参观其旁的“器乐博物馆”，展出乐器不算太少，没想到那位在门券之外要另收费用的“导赏员”，竟能示范多种乐器，管乐及键盘乐器尤为出色，这种“服务”其他博物馆似未之见；“示范”之后，他还有管风琴表演，真是值回票价。晚上在演奏大厅“听”钢琴家兼指挥家巴伦博伊姆（D. Barenboim）指挥柏林歌剧乐团为俄罗斯女高音Anna Y. Netrebko伴奏，演出巨匠理查·施特劳斯晚年（去世前一年）的作品《最后四首歌》，笔者听不出“所以然”，皆因修养未足以欣赏近“无调性”音乐的水平；而这位今年才四十出头仍红透半边天的歌唱家，已无复我们数年前在莫斯科及维也纳所见令人晕眩的风采（令人不由得想起各位游伴印象深刻的日本箱根露天博物馆的巨雕《岁月之胜利》——证明人类无法跳出衰老病死宿命的雕塑）；下半场为施特劳斯巅峰期力作交响诗《英雄的一生》（A Hero's Life；颇有他的名作《堂吉诃德》的余韵），长约五十分钟，一气呵成，把已七十二三岁的指挥家累得挥汗如雨……那位未忆其名的第一小提琴手担当的独奏部分极之动听，是独奏家之才！
德国精英学府之一洪堡（Humboldt）大学便在柏林城内，该校十九世纪初叶为同名兄弟创办，历史不算悠久，惟大学之分院分系为其所创并获世上其他学府仿效。洪堡大学图书馆是笔者到过最有文化气息而乏“书香”的地方；当天我们去的是位于格林兄弟中心的中央图书馆，流连其中或端坐计算机前的绝大部分是青年学子，其藏书与读书（计算机）位置的设计，笔者这支秃笔（不是计算机）无法形容，建议各位到gizmodo.com上的《我希望我能住在里面的图书馆》（The Library in which I would like to live）看个真切。其六百五十多万册书籍存于高度普通人可及（平均身高的亚洲人必须踮起脚尖）的书架，与大堂有玻璃墙之隔，因此没有半点书的味道（这与都柏林图书馆完全不同），藏书都上网，读者可于馆内计算机读之，当然亦可取书在馆内阅读及借书（孤本不外借）。
洪堡大学“名垂青史”的“史迹”是，1933年5月10日黄昏，纳粹党徒（右翼学生会邀请宣传部长戈培尔〔P. J. Goebbels,1897-1945〕作主礼嘉宾并发表演说）在大学西翼大厦广场（今为法学院大楼前广场）当众焚烧包括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两万余册；现在洪堡大学学生会每年此日在此广场举行卖书会……
焚书之外，纳粹还“坑犹”。1941年1月20日，纳粹德国多个部门首长在万湖（Wannsee）一间已落入纳粹党卫军之手的别墅召开秘密会议（史称“万湖会议”），决定从是年8月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大规模驱逐和屠杀犹太人。以研究“蓄意大屠杀”（Holocaust）出名的英国史学家罗思明（M. Roseman, 1958- ）据纽伦堡法庭搜集所得记录“万湖会议”的纳粹秘密档案“万湖议决书”（Wannsee Protocol），于2002年写成《万湖会议及极终议决》（The Wannsee Conference and the Final Solution），细说当时这班纳粹党徒如何作出“可能是现代史上最可耻的决定”（Perhaps the most shameful document of modern history）。
召开“万湖会议”的别墅现在辟为“纪念与教育馆”，参观者络绎不断，有简体中文小册子，可惜平面图说明把别墅大堂的“入口”译为“输入”，肯定是计算机翻译而负责人不屑一顾，真是丢人现世。如此的小册子，不看也罢。
万湖湖水清澈，沿湖有多家游艇俱乐部，绕湖别墅掩映在高耸翠绿乔木之中。二十世纪初期，十数德国犹太资本家相约在此购地建别业，1933年3月纳粹当权后，不少半卖半送（抢）落入纳粹党人之手，恶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焚书的主持者）戈培尔（1945年德国投降前夕、希特勒自杀前一天，他亲手毒死六名子女及妻子后自杀），1936年以“超低价”购进德国银行主席位于湖滨占地七万平方英尺、有近八百英尺“湖滨”（Lake front）的巨宅；战后巨宅为柏林政府充公，近年拟以公开拍卖方式出售（条件为不得成立戈培尔〔或纳粹党〕纪念馆），但数度“流标”。9月初笔者仍见“吉屋待售”的街招……
万湖建筑风格各有可观的别墅，除了“万湖会议纪念馆”，现在多为名人居所及博物馆，其中似以德国犹太印象派大画家利伯民（Max Lieberman, 1847-1935）博物馆最出名，参观者摩肩接踵。内子对画家的处世哲理着迷，对其画作神往；也许有一天她会就此作一文！
别说距离柏林大约只有一小时车程，即使再远，德累斯顿（Dresden；意为来自森林的人）亦为必游之地，此一原为东德工业重镇的城市，现在已是德国文化、教育和政经中心；不过，令我们尤其是内子认为“必游”的原因，是其长凡一百零二米，高达三四米的巨型“壁画”《王公出巡》（Procession of Princes），此一描绘历代萨克森统治者骑马出巡景象的艺术作品，本为绘画（1871至1878年完成），为使其在风云骤变的天气下不褪色不变形，二十世纪初期（1904-1907年），市府斥巨资代之以两万三千多块举世知名的梅森瓷砖（Meissen Porcelain，在拍卖会中经常卖得高价，其投资价值甚于黄金！），此一历久常新的“壁画”，如今仍吸引无数游人驻足仰观。当然，德累斯顿值得一游的真正理由，是此一德国名城于二战结束前数天，由英相丘吉尔亲自拍板轰炸该市，英美两国空军一共投掷了两千四百三十一吨高爆炸力（黄色炸药）炸弹及一千四百七十六吨燃烧弹，几乎把市中心炸为平地（罹难人数右派说有两万五千多名，左派则指超过五十万！）。战后东德政府将其重建，现在市中心那些具巴洛克（十七世纪）及洛可可（十八世纪）特色的建筑，用了不少残存的原材料，粗看并无重建痕迹。
莱比锡距柏林约九十分钟车程，雇车前往，皆因要在此铁路枢纽乘火车前往奥斯堡。莱比锡为港人熟识，大概与其为闻名的博览会之城有关。事实上，1497年该市已“被允许”开办展览会，至今举办多项商品展览，包括世上最大规模图书展（以规模看，早已取代法兰克福书展的地位）；对性喜音乐的人来说，她则因为巴赫（1685-1750）及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 1819-1869；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的妻子）长期在此工作而更具吸引力；如今圣多马教堂（Thomaskirche）游人如鲫，以1723年至1750年巴赫为此堂的管风琴师兼合唱团指挥；他的《马太受难曲》写于此城并于此教堂首演。不过，参观教堂者众，“做礼拜”者则寥寥可数（这是欧洲诸国的普遍现象），圣多马教堂的每个座位上都摆放一个要“朝圣”者捐款的信封，上写教堂每年维修费达二十一万欧元，因此不得不向参观者“募捐”，这比大多数教堂于进门处设“自动捐款箱”，又进一步。
莱比锡最重要的“地标”为高达九十一米（底部登上顶层共五百零一级石阶，现在当然已有电梯）、建于1913年的“民族之战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Battle of Nations），纪念百年前的1813年10月13日至16日，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及瑞典联军，在此大败法国拿破仑，这场史称“莱比锡战役”的大战，双方出动六七十万士兵，阵亡人数十万以上，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最大规模的战争；经此一役，法国军队元气大伤，拿破仑率残部退出普鲁士，翌年4月被放逐至厄尔巴岛……
德国第一个工人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年在莱比锡成立，当地人热衷政治的传统，一直延续至现在；东西德的统一，便源自1989年9月4日反对昂纳克（E. Honecker，东德总书记，1971至1989年在位）统治的群众和平示威（史称“星期一示威”〔Montags demonstrationen〕）！
莱比锡有藏书八百余万册的“德意志图书馆”，又有乐器博物馆Grassimuseum……因为要赶火车，只有过门而不入了。
从莱比锡乘搭普通班次火车往奥斯堡，大约四小时；这是一次愉悦的旅程，服务简单快捷周到，铁路两旁尽是丛丛木料用作制纸而非建材的高瘦杉树，“十分养眼”，作为“经济评论者”，笔者想到的是，当无纸化一旦全面落实即印刷媒体完全为电子产品取代时，还有谁（也许要向纳税人征“植树税”）会植这种已失经济价值的树?!
奥斯堡是德国巴伐利亚西南部重镇，公元前罗马开国君王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在位）在此设军营，奥斯堡的得名，也许与这位罗马皇帝有关。奥斯堡地居阿尔卑斯山脉要冲，罗马驻军的行军路线后来成为商旅驿道的终站，加上位于两大河流交汇处，和当年的国际（欧洲与中东）贸易中心“四海之后”（Queen of the Seas）威尼斯近在咫尺（海路航程只需十天！），奥斯堡很自然地成为连通北意大利、荷兰、汉莎同盟（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商业联盟）及德国大城纽伦堡的转运站；由于中世纪巴伐利亚天主教主教驻跸于此，在政教合一的时代，奥斯堡遂具备了成为宗教和政治经济中心的条件。现今旅客抵埠便见反映其中世纪人文历史工巧细致的喷泉、巍峨壮观的公会大楼、庄严的教堂和市政厅等建筑，昔日的贵胄豪门及商贾府邸鳞次栉比，成为这个小地方令人赞叹不已的景观。笔者入住的是德国普通连锁酒店，谈不上豪华但位置优越（各地俱如此，为其主要特点），左邻为皇宫（外观平平无奇唯其藏画可让你流连一整天），右侧则为十五、十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金融机构“福格私人银行”（Furst Fugger Privatbank），城中心“地标”大力神雕塑喷泉只有数步之遥。奥斯堡到处可见具“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建筑（其中以沙兹拉宫〔The Schaezler Palace〕的镜堂〔The Mirror Hall〕最动人心弦），徒步穿越市内，那种多元融合的魅力，诱人驻足缅怀中世纪政经盛世；其多间博物馆的收藏及各教堂（天主教和新教）的雕塑以至绘画，均令人目为之眩。所有这些，皆归功于当年德国甚至欧洲首富（与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不相伯仲）的福格家族的“家训”指出赞助艺术有利提高社会地位而该家族出过数位热爱文化乐于斥巨资赞助艺术（包括音乐）的族人。《奥斯堡的福格家族》一书翻查市府和教会档案，详细列出赞助金额，这里不赘。
令笔者有点意外的是，发明柴油机并以其姓氏命名这种“压力点火内炽机”的狄塞尔（Rudolf Diesel, 1859-1913），竟是奥斯堡人；柴油机的原型如今存于“狄塞尔博物馆”进口处。
大家熟知的那位莫扎特，1756年于萨尔茨堡出生，他的祖上数代则是奥斯堡“原居民”，其父利奥波特（Leopold）的最后居所，早已成为纪念馆，虽然有点空荡荡，现在却是旅游热点——他便在这里写信批准其儿的婚事。从馆内“图文并茂”的介绍，知道利奥波特善于经营，尤擅向权贵推介其天才儿子；他不仅自己出版音乐著作，如数年前笔者在维也纳购得的《小提琴的艺术》，以保障版权全归己有，还在居所辟室教授小提琴、摆卖钢（大键）琴，更晓得利用传媒作宣传（登广告、刊“蟮稿”）……这些都是1984年的好莱坞电影Amadeus所欠缺的。
莫扎特曾祖法兰兹（Franz）的名字出现在奥斯堡市府记录，是1681年，这一年年底，他以建筑判头（Master Builder）身份，迁居他有份参与建造的“福格小区”（Fuggerei），那显示法兰兹是虔诚天主教徒，同时是“老实穷人”（honorable poor，有工作但入息微薄；小区派发的英文单张指法兰兹为其承建商亦有称建筑师，均误），他于1694年在此病逝，其旧居墙上的纪念石匾，显然是他的子孙成大业得大名后业主的“追赠”（可惜笔者未记下立匾的日期）。
参观“福格小区〔社会福利院〕”，是笔者与内子不远千里而来奥斯堡的目的，它是世上最古老的廉租屋邨（Social Settlement）。话说从头，这得从福格有记录可查的老祖宗汉斯（Hans Fugger）1367年从小镇Graben移居奥斯堡说起。这一年，奥斯堡税局有“福格成为纳税人”（Fucker〔Fugger德文的原始拼法〕adrenit〔arrives〕）的记录；汉斯本以织布为业，娶织布商之女为妻后，形势大好，不但做起布匹生意，还当选布业公会会长兼市议员；到了1396年，汉斯已在奥斯堡纳税榜上排名四十一，俨然己成小财主，以后的发迹史不必细表，只要知道他的儿孙中出了不少经商奇才且擅于勾官结府及成为罗马教廷的“金主”便够。1518年，在“富翁雅各布伯”的调协下，创立新教的马丁·路德与罗马教廷特使大主教卡邦坦（Cardinal Legate Cajetan）在奥斯堡福格府邸（Fugger Palace）会面，福格对教会的影响力，不难想见。建立了这种深层次的政教的关系网，便可了解福格家族能够于短短数十年间积聚巨额财富并成为中古世纪欧洲行非官式“王位商选制”下最大“造王者”的底因。
汉斯的次子（大子无后）雅各布伯（Jakob, 1398-1469），少时被乃父遣往罗马和威尼斯学习经商之道，稍长回奥斯堡“承继父业”，并在奥地利（Tyro，奥国一行政区）和匈牙利开矿（银、铜及铁），为方便矿产交易，成立了银行及贸易行，商业版图北至北海西及大西洋，和欧陆诸国更结下牢固的商业及金融网络。雅各布伯的幼子雅各布伯二世，史称“富翁雅各布伯”（Jakob the Rich, 1459-1525），长袖善舞，是金融奇才且富冒险精神（这可说是孪生性格），他不仅投资“商业探险”船队远赴印度，还独力赞助意大利探险家卡卜特（S. Cabot, 1474-1557）于1525年在哥伦布（1492年）之后赴“新世界”，还曾试图组探险船队赴中国而不果；他更以巨额资金进行游说、疏通，收买政敌，用大撒金钱的手法在1519年把已投闲置散等同被贬的王孙捧上皇座，成为西班牙皇帝查理五世（“竞选经费”共八十五万二千金币［Florin］），福格的投入共五十四万四千）……福格家族的财势，1560年因为匈牙利矿务出现大亏损及与当地政府发生纠纷而失去扩张动力，但直至在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称为欧洲诸侯争权夺地大混战［战后定下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诸国的疆界］较易理解）中因为“押错注”才财势两失，盛极而衰，其金融、矿务与贸易均受重创以至负债累累而相继倒闭（被清盘的公司近百家）。
福格家族之所以死而不僵，皆因自雅各布伯以次的族人皆重视不动产尤其倾力建购巨宅（可保值并彰显身份，可算是古代典型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二三百年间购进大量土地、房产及艺术品（因此有“德国美第奇〔Medici，中世纪意大利首富〕之名”）。直至今天，冠以福格的物业在奥斯堡仍随处可见。福格依然是殷实富裕的家族。
福格家族在1511年前后便成立慈善基金，“为身后名作投资”；1514及1516年，“富翁雅各布伯”二度斥资购进郊区一片土地及其上数间旧屋，决定在此兴建新小区，供本地贫苦大众居住，并于1516年与奥斯堡市府达成税务协议（157页；并无说明协议内容，料此慈善事业获豁减有关税项），同年聘请当地工匠克立布（Thomas Krebs）为承建商，1522年完工时有多列排屋共有六十七间平房，每屋二层即楼上楼下共两个住宅单位，单位面积四十五平方米（四百九十平方英尺）。五百多年后，经过无数战乱特别是二战的摧毁，残败不堪，“福格家族基金”遂于1945年及1973年二次进行全面翻修，如今“福格小区”外观仍然保存原状，若干纪念福格族长的雕像或修复或新铸，点缀着幽静的街角、小公园；住宅内部装修则全部“现代化”——除了一间维持不变，作为博物馆以供游客参观。这间（小区编号二十）五百年不变的“廉租屋”有两间睡房、起居室（客厅）及厨房，没有浴室厕所（这是当年的“常态”）。此种实用面积约五百平方英尺的住宅单位，创建时定下的月租为一个弗洛林（florin，始于十三世纪佛罗伦萨，后多个欧洲国家均以之作为其货币单位），这是当年奥斯堡受薪者的平均日薪，这即是说，当地工人阶级以一天工资，如为虔诚天主教徒并乐于每天三次向上主祈福以报福格家族大恩大德的“老实穷人”，便可申请入住。
雅各布伯斥资（预算为一万五千弗洛林兴建小区之外，还规定拨出家族企业定额利润以实基金，且定下家族基金（由本姓二男丁及二社会人士组成管理委员会）负责维修及不得加租的规例，因此，时至今日，每单位月租仍为一弗洛林，其购买力于2006年本书德文版出版之年）约为零点八八欧元；近年后者汇价升了不少，一弗洛林已不值这个价钱。非常明显，这种租金再穷的人亦住得起，因此供不应求的情况严重，我们雇用的司机便说申请人太多，他早已断了申请入住的念头——事实上，他说他没资格，因他是土耳其移民，并非虔诚天主教徒。
“福格小区”围以矮墙，自成一“园”，有三个围墙门（gate），晚上十时关门，居民不得出入；大门进口处的住宅为管理员住所，加上另一所为办公室（亦为福格基金会会址），原本还有一专为居民及工作人员而设的“病房”（小型诊所），可容六病人入住，只因为社会福利医疗制度日趋健全，早已不需要而被拆除，旧址再建两间住宅；如今可以出租的单位共有一百四十个。小区中心有小喷泉，排屋墙壁爬满常春藤，加上住客不多（九十年代起改例，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才有资格申请），环境不恶。我们参观的那天，游人不少，见有“耆英”住户带小孙儿在禁止汽车进入的路上骑单车，一派与世无争的样子。但看此书，这样的福利社会仍招来批评，比如指其没有小区中心和公园，且缺乏休闲、运动、社交与欢庆场所，令居民只能困于屋内；又有人指建于1581年的小区教堂圣马克不够庄严气派、修饰简陋。“有钱人”真的不易为！
和世界各国的“世家”一样，财阀除了在赚钱方面要有过人策略、识见和贪得无厌永远追求最大利润之心，还要“子孙繁衍”，如此族人才能在守住商业帝国之外，尚有人在商业以外的范畴“服务社会”,成为不同领域的“头面人物”，家族方能顺应时势，在风调雨顺时发扬光大，在狂风暴雨时持盈保泰、保住家产；而这些非商业范畴，都与“建制”有关，比方从军、从政、当法官和神职人员（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更出过两位罗马教皇，福格家族则赞助过数名大主教当上教皇），加上要大力赞助种种艺术，才能于坐拥巨资之余，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受各方敬仰。福格家族可说是此中的翘楚。非常明显，福格家族早已无复十五、十六世纪呼风唤雨的财势，但如今奥斯堡仍是福格家族的城市！
现代学者对福格家族买官鬻爵、勾结教廷及做有犹太人本色（223页，作者并未指福格为犹太人，只说作风为犹太人）的放高利贷和藉“诡计诈财”（其实是精明的商业计算），抨击不遗余力，指他们以这些“不义之财”换回来的荣誉，令荣誉本身大大贬值（when money acquires honor, then every yardstick for measuring the true value of things is gone。同页）。无论如何，五百年后的“福格小区”仍由福格家族基金管理和支持，不足一欧元的月租还使数百奥斯堡虔诚天主教徒的“老实穷人”受惠。不论从哪一角度看，即使在福利不错的德国，亦真是无量的功德。
这趟德南之旅，为时不长，却因意不在游山玩水和觅食，因而对德国社会有浮光掠影之见且有点体会，比如德国是少数因为政府不批准而没有“唐人街”的国家，这是德国的移民政策虽然“有容乃大”，但不希望不同肤色移民聚居而成为与“非我族类”的本地人区隔的“风景”，因此兴建冠上任何“地方色彩”名字小区的申请，都被市政府婉拒；香港著名地产商曾在柏林购地，欲建“中国城”，却因无法通过城市规划局而告吹（地产商索性把土地卖掉）。
此外还有数点比较特别且可供仿效的物事——
甲、火车稽查员兼侍应，是笔者前所未见（也许是不经常乘火车所见有限），唯这确是人尽其“才”的好办法；众目所见，稽查员工作不算繁忙（在总站及分站有客上车时才有工作），且其工作非技术性，尤其是国内线工作不必通什么外语，利用非查票的闲暇替茶水部接单送小食，小事一桩，这样做不仅不致造成人力浪费，身兼二职的员工还可赚点小费，因此是合理精明各方受惠的安排。
乙、德国开始售卖机舱食物给“地面”顾客，港商似乎可考虑“照办煮碗”，替汉莎“包伙食”的LSG Sky Chefs最近通过与Allyouneed.com合作，在网上卖商务舱“飞机餐”，有肉的（Classic）每份九点九九欧元、素食的（Vegetarian）八点九九欧元；这种服务据说很受职业人士欢迎，以他们在网上下单，急冻的食物依时送达府上，顾客用餐时只要放进焗炉或微波炉，便可享用“高空三万英尺的食物”（卖给“地上”顾客的菜色也许不必在高空“试食”）。
丙、德国尊重历史的精神更值得钦佩，二战临终时盟军与苏军报复性的狂轰滥炸，大城小镇的多少古迹名厦受摧残，但战后德国人（东德和西德）集中资源，默默地或重建（用不少旧材料）或把它们“还原”，仅此一端，便值得国人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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