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音乐家,尤其是俄罗斯、捷克与波兰音乐家构成了民族乐派的中坚。他们以多种方式表现民族主义:或以本民族的歌曲和舞曲作为音乐基础,或以本国的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英雄事迹、自然风光为描绘对象,创作交响诗、歌剧,或为本国有影响的作家、诗人的作品编配音乐。 4 g5 {% |# f6 V# @3 E: s V: u3 J! K3 X% m% A6 A
走进莫斯科音乐学院音乐厅,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着的大幅油画《斯拉夫作曲家》。这幅群像作品由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完成于1872年,是应实业家波罗霍夫希科夫的要求创作。当时,波氏正在莫斯科筹备开设“斯拉夫宾馆”,他想把“斯拉夫人兄弟般的团结”形象地体现在宾馆的设计布置上。) `3 ]9 J+ `8 E& Z
+ O n. }: v; D 画面上,居中的是格林卡,他正在与巴拉基列夫、里姆斯基-卡萨科夫和奥多耶夫斯基谈话。后面坐着达尔戈梅日斯基,达氏的身后是拉斯科夫斯基。格林卡的右后方,利沃夫穿着宫廷制服坐在椅子上,维尔斯托夫斯基在对他说着什么。而站在他们前面的是谢罗夫。靠墙的是古利列夫、博尔特尼杨斯基和图尔恰尼诺夫。钢琴边坐着安东?鲁宾施坦,旁边是他的弟弟尼古拉。他们身后,自右至左站着波兰作曲家莫纽什科、肖邦、奥金斯基和利平斯基。在画面左边的是捷克作曲家纳普拉夫尼克、斯美塔那、边杰里和戈拉克。斯拉夫音乐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在这里汇聚一堂。因此这幅画还有一个名称是《俄罗斯、波兰、捷克作曲家们的聚会》。事实上,他们中有些人彼此从未见过面,甚至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但是,画作并没有违反“艺术的真实”:这些斯拉夫音乐家们志趣相同,用自己的探索、实践和成就,共同谱写了斯拉夫民族乐派史诗中最重要的篇章。- R4 `6 H; q: K2 a6 n# o
- v1 Q0 ]% D8 V9 I8 E 斯拉夫人是最早生活在欧洲大地上的人群之一。编纂于12世纪的俄罗斯第一本史籍《往年纪事》将古罗斯史与世界史和斯拉夫民族史联系起来观照叙述。书中写道:由于人们试图修建通天塔,上帝震怒,他搅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之不能相互理解,通天塔最后也未能建成。此后,人们分为各种民族,流散四方。包含有72个民族的雅弗部落向西方和北方迁移,斯拉夫人便起源于这个部落。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斯拉夫人是从波罗的海沿岸出发迁徙的,他们逐步向东向南前进,开疆拓土。6世纪左右,一部分斯拉夫人在多瑙河畔遭到抵抗,便定居于拜占庭边境,另一部分则向西北和东北方向推进。于是,统一的斯拉夫人群分裂为东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南斯拉夫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保加利亚人)和西斯拉夫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 z2 n) z. @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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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但共同的起源、共有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依然时时处处展现着自己的存在与影响。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既有支持和帮助,又有矛盾和冲突,悲欢离合。19世纪初,受不断成熟的西欧民族意识的感染,斯拉夫人的现代民族意识觉醒,民族运动兴起。泛斯拉夫主义也因此产生。它有意识地将寻求种族血亲和文化同源引向对斯拉夫民族的集体认同,在唤醒民族意识、反对异族压迫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k8 ?. u( S/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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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变迁总与人类艺术的发展相辅相成。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社会,比以往更强调人文主义,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应运而生。在为《克伦威尔》(1827)写的序言中,雨果宣布,“艺术的自由”是时代的第一要求。音乐史家保罗?亨利?朗格常常把艺术拉去为革命活动服务。随着民族独立概念的出现,艺术的人民性也开始形成。 0 B. z! {" A8 n8 K+ m' @: s6 ]. t& ~+ I. W
音乐领域出现浪漫乐派。音乐与梦想、激情、关于生与死的深刻思想、人类的命运、神与大自然、为祖国而感到的骄傲、对自由的渴望联系在一起。以自觉的方式在音乐中肯定民族传统的民族乐派是浪漫乐派的重要分支。
画上侧身对着观众在与格林卡交谈的,是俄罗斯“泛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的代表和领军人物巴拉基列夫。他属于神童型音乐家,在民间这所“音乐大学”中成长。偏重实际而不太重视理论的习惯也由此养成。1855年底,18岁的他为格林卡弹奏《伊万?苏萨宁》主题幻想曲。音乐泰斗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甚至把他视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格林卡去世后,巴拉基列夫果然成为其最重要的继承者。与此同时,有四位作曲家:鲍罗廷、居伊、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卡萨科夫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同样天赋超群,才华横溢,也同样没有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各自的职业分别是医学-化学家、工程兵军官、陆军军官、海军军官。因此也被包括鲁宾施坦兄弟在内的学院派们视为“业余”。但他们的成就和影响又是有目共睹的。像格林卡一样,他们为创造俄罗斯音乐不懈努力,从民间音乐这口深井中汲取养料。俄罗斯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历史事件、自然风光既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也是他们作品表现的对象。他们自称“民族乐派”。著名评论家斯塔索夫对他们高度赞赏,称之为“尽管数量不多,但强大有力的一群人”。汉语译成“强力集团”, 约定成俗。他们是格林卡之后代表! D# m: Y: t2 c: j/ ]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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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音乐的又一高峰。 ; r& j4 G5 |9 x* J0 f 2 ?1 ?( j6 J! Y% s 令人有些不解的是,鲁宾施坦没有把柴可夫斯基列入描绘名单,尽管作为老师的他非常了解柴氏的才华与成就。1871年时,柴可夫斯基已经写出了《第一交响曲》,歌剧《市长》《妖女》,序曲《罗密欧与茱丽叶》和《第一弦乐四重奏》。而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曾使列夫?托尔斯泰潸然泪下,因为他在里面听到了“俄罗斯人民内心的呻吟”。虽然柴可夫斯基没有入画,但他在斯拉夫作曲家行列里的重要性,是毋容置疑的。画作完成四年后,柴可夫斯基创作了《斯拉夫进行曲》,献给巴尔干斯拉夫人民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战斗。首演由尼古拉?鲁宾施坦指挥。一曲终了,掌声雷动,听众们要求乐队再演奏一遍。一贯从西方视角居高临下的欧洲音乐史论家也由衷地承认柴可夫斯基是俄国“第一个完全成熟的‘专业’作曲家”。而对于柴可夫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一如后来游走西方的拉赫玛尼诺夫,尽管声誉如日中天,但最珍惜的还是“俄罗斯作曲家”这一身份。柴可夫斯基说过:“创作时,我是我生活和活动所在的那一时代和那一国度的教育、环境和特点所造就的那样一个人。”这段话很好地阐明了时代、艺术家和艺术创作三者的关系。与“强力集团”相比,柴可夫斯基更注重理论,并不“摒弃外来影响”,相反,自觉地从外国音乐流派中汲取养料。而与鲁宾施坦兄弟为代表的学院派相比,柴可夫斯基重视民间音乐的价值,在自己的创作中大量运用民间音乐的素材。可以说,他结合了两者之长。如果把柴可夫斯基和“强力集团”作品中的民族性相比较的话,则各具特色:“强力集团”常常直接以俄罗斯的历史和现实作为创作的源泉和反映的对象,其民族性有一种外在的特点。而柴氏音乐的题材更加广泛,民族性更多是沉浸在旋律里面的。 9 K& l( L/ f1 x: u4 }7 w% _0 P y5 E Y: d6 C. b6 T3 r5 ?5 p 对于捷克和波兰两个民族而言,在那个时代,音乐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音乐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