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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践耳：将“山歌”献给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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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G0 z- ]/ ?/ t8 F. Z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谱写这段深情宽广音乐的人走了。昨天，上海交响乐团确认，我国杰出的音乐艺术家、原上海市文联主席朱践耳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享年95岁。根据朱老遗愿，不开追悼会，家中不设灵堂，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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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 V' Q! ~% T; j 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作曲家，朱践耳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英雄的诗篇》 之所以动人，因为它歌颂的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艺术家，朱践耳23岁加入新四军，从此开始跟随革命理想、与人民同行的人生，注定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深情音乐，能从他的笔下流淌进一代又一代人民心中。此外，他不仅为《接过雷锋的枪》谱曲，还写下了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接过雷锋的枪，雷锋是我们的好榜样……学习他，对人民无限忠诚……学习他，为祖国献出青春。”+ |0 O3 n( J: @" T/ x E" f
! a8 t# e6 @! g, u4 G# l* k& Y7 m; I1 d 一生为革命理想写歌，也以一生回报祖国! h" @& a9 d2 |: }
) ^' E) p! h6 @3 [1 i 朱践耳1922年生于天津，原名荣实，字朴臣。青少年时期的苦难，并未磨去他心头对理想的憧憬。那个年代少有偶像，朱践耳却早早地对聂耳的作品情有独钟。他如今广为人知的名字“朱践耳”就是为偶像而改，寓意“践行聂耳的道路”。他曾说：“只要他的作品出来，我马上要买来。1935年，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海滨不幸溺水身亡。我知道这个情况后，觉得非常可惜，聂耳若活着，一定是非常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v3 b) e; [3 {; v6 E7 ^
! \4 _ N7 c* A% A 像聂耳那样，为救国图存谱曲，为人民呐喊，是朱践耳此后始终不改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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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朱践耳加入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1947年担任华东军区文工团乐队队长兼指挥，在此期间创作了《打得好》等传遍部队的军乐曲。《打得好》问世后，战士们士气高涨，打到哪里歌就唱到哪里。1959年留学前苏联期间，他在遥远的莫斯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岁生日写下《节日序曲》。毕业作品，他也以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为题材，选用了《清平乐-六盘山》《西江月-井冈山》《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以及七律诗《长征》五首毛泽东诗词配乐写歌，组成五个乐章的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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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朱践耳学成归国。不久后，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他根据《雷锋日记》里的一阕短诗，仅用了半个小时便谱成了曲，定名《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层次丰富、情真意切的曲子经由才旦卓玛的演唱广播后，在中华大地引起热烈反响，至今仍在人民中传唱。同一时期，他还为《接过雷锋的枪》谱曲并作词，为千千万万个与雷锋拥有相同理想的青年人鼓舞士气。% A* N9 G7 Q6 u/ P1 a%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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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告诉记者，201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英雄的诗篇》重返舞台演出，“那一晚，已经93岁高龄的朱老格外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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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m" g( u8 ^- F 一生为革命理想写歌，也以一生回报祖国。这些年，上海交响乐团的后生晚辈是朱老家中最常见的客人。团长周平回忆：“老人每一次都悉心准备，他拿出报纸、音乐期刊，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感悟。我们一到，就开始讨论创作。”仅有几次谈话与音乐无关。他嘱咐上交的人，自己身后不办追悼会，家中不设灵堂，遗体捐献国家。) r9 ^8 S* F7 J; k
6 D1 x& ^. L i6 L' f& _ “从他身上看得到一种浓浓的为人民而创作的情怀” t4 t1 f" L5 W. Z$ j
9 S6 I: m4 H! X. g% @% U- X) L 在陈燮阳眼里，朱践耳是前辈也是音乐诤友，“从他身上，看得到一种浓浓的为人民而创作的情怀，让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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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Z% p8 i* p 这种人民情怀，写在朱践耳音乐道路的每一步中。正是他去西南、去村寨，与人民生活在一起，才谱出了风格各异的民族交响。陈燮阳对朱践耳的创作如数家珍：“《第六交响曲》中，他把民歌的原始录音直接植入交响乐；《第八交响乐》是‘二人交响曲’，只用一把大提琴和一件打击乐器，就用交响乐的手法曲式谱了出来；《第十交响曲》中，他将最具民族神韵的古琴和京剧吟唱与现代作曲技法熔于一炉。”朱践耳曾说，中国人作曲有优势，那就是我们的文化背景、音乐传统非常深厚。中国语言本身就很音乐化。音乐本身就是人民创造的，后来慢慢走向专业化，走向精细甚至高级。他现在所做的，是回到了本原，也就是保留音乐的朴素美、自然美、内心美、深层美，还它远古的、历史的、原来的面貌。那些原始的记谱是歌唱家、演奏家模仿不出的，是非常神奇的。; i* s9 o4 {, T; L2 U* N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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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人民的知音。”上海音乐家协会的曹畏记得，1982年《黔岭素描》在“上海之春”首演，朱践耳在后台被一位少数民族听众拉住，“我们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朱老后来告诉曹畏：“1981年，我去贵阳观摩‘苗岭音乐节’，而后前往黔东南的山区生活了一个多月，亲历了他们的生活风情，我惊喜地发现少数民族的音乐中充满了十二音，使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和震撼，好似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朱老把《黔岭素描》比喻成“用音乐的刻刀刻画成的一组单色木刻”，这般对多调性、侗族特殊调式与非三度叠置和弦的运用，在当时既标新立异，又返璞归真。 K- Y& y: k: {% N3 [
# ]& L# i" Z# P! t" \' g: O L 朱践耳那次深入黔东南的采风适逢春节前夕，苗家人热情端出的土菜让花甲之年的朱践耳肠胃不适，上吐下泻外加高烧不退，折腾了许久。但那次深入生活，他带回了《纳西一奇》。“朱老的创新，是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民间音乐传统为创作根基的，同时结合新的创作技法。”周平说，朱践耳在一次次去云贵、去西藏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民间音乐五彩斑斓的个性，“并从中悟出，其实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跟西方现代派音乐很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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