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2015年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了理论评论委员会，并于不久前推出了中国民族器乐作品的评论征集活动，这对推动中国民族器乐理论、评论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 P" w. N' y, F9 r) \* O4 w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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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津：的确如你所说，我们的民族音乐理论评论建设，是多年来民乐事业的一个软肋。国内的民乐评论，大多是一边倒的吹捧，很少听到科学的、有诚意的、具有专业水平的批评声音，尤其是对作品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引发作者及演奏者去反思的评论更是少之又少。以此为契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了理论评论委员会，可以实现资源集中整合，一方面从理论层次高度总结，另一方面进行现实评论，共同为民族音乐发展总结出更多有益的理论成果。我们特别希望能够集合一批民乐理论家、音乐评论家和众多关注中国民乐评论的社会各界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和力量，促进民族音乐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i& H; B1 c! F4 E$ m
! n# V: r( ?8 }$ Y 记者：中国民族器乐系列巨著《华乐大典》的发行是今年民乐界的一件大事，您认为这套丛书出版的意义是什么？ [0 E. W# `, d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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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津：我认为《华乐大典》的出版是历史的必然，当代民乐人立志修典体现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国民族器乐曾产生了众多名垂青史的音乐大师和艺术巨匠，留下了许多家喻户晓、启迪后人的音乐故事、成语典故和经典音乐作品，但是一直没有一部全面完整地记录、印证和浓缩中国器乐艺术发展历程的乐典。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都为修撰《华乐大典》创造了最合适的历史机遇和社会空间。本着尊重历史事实、再现历史原貌的宗旨，这套丛书由中国管弦乐学会组织近千名当代民乐人、音乐工作者以其经年积累与心血修撰，由上海音乐出版社编辑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部大型民族器乐图书典籍，不仅填补了中国器乐发展历程上的学术空白，也为传承华夏音乐文化遗产，为弘扬民族器乐艺术经典奏响了新篇章。有专家称《华乐大典》是一套传得远、立得住，对得起“大典”二字的好书，我想我们还是深感欣慰的。我们也希望它所承载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当下，更在于未来。8 A9 V& n( a% k* j& y. Y" W
& t; [) u1 t' G. S 记者：记得《华乐大典》最早出版的《二胡卷》当年曾震动了整个音乐界和出版界，并获得海内外胡琴工作者的热情响应，请您具体谈谈治“典”的过程。 & @3 V6 g7 j# z% }. \ f7 s * x! L! a0 @$ I) Z5 ] 刘锡津：《华乐大典》从《二胡卷》 2000年编撰至今已有16年。就记录中国乐器的成长发展而言，其编写时间之长、动用人数之多、编撰规模之大、收录资料之全、涉猎内容之广、案头工作之繁杂辛劳，也为国内音乐类书籍所罕见。《二胡卷》 2010年7月出版时令人十分振奋，因为终于看到了曙光。《二胡卷》出版的同时我们启动了《笛子卷》《古筝卷》《琵琶卷》《扬琴卷》《打击乐卷》的编撰工作，更为浩繁和重大的编撰工作随即展开了。里面涉及“文论”部分和“乐曲”部分，可以说史、曲、传、记、目等形式十分详尽，比如“乐曲”部分是从数以万计的作品中遴选出的近千首经典作品，既有传统乐曲，包括以原貌呈现出的6部琵琶谱古籍，也有改编、移植、吸收借鉴民间音乐的优秀之作与探索现代作曲技法的新型作品，涵盖面广泛、经典性突出，很实用，对民族乐器演奏和教学的应用创新也有重要意义。! R2 C$ h& S( {) D4 K
9 Q% t9 m( _( Q' x! F) e 记者：今年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30周年，学会在繁荣发展民族音乐事业中起到了凝神聚气的重要作用，站在新的起点上，您认为中国民乐人应该具有怎样的胸怀和气魄？5 K. {8 P) [6 U* {*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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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津：我想我们身上都有着很强的使命感，中国民乐人，要以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精神，担当起抵制社会暴戾之气、提升国民文化素质的崇高使命。无论是举办高层次的民乐艺术活动，还是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培训展演、经典欣赏等普及民乐艺术手段的有效开展，希望用润物细无声的努力，让社会以平和睿智的情怀，操健康之琴，赏礼仪之音，重彬彬有礼、情高义重之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