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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作曲家崔炳元的创作与以上几位作曲家相比，在民族性与交响性的运用与结合上做得更加细腻（也许不是最好，但却是最实用的）。举例来说，人们在聆听他的作品时，发现每部作品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而这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就是一种鲜活的、真实的民族性的体现（民歌、小调、地方戏曲等）。4 m+ W( t) k1 D& G2 `$ u% D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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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崔炳元的作品在气势上并非惊心动魄，内容上也不具备深奥的哲理。他的作品往往似奔放的音诗，绚烂的音画以及辉煌的史诗，其中既有清新自然的风格和沁人心脾的意境，又有憨畅淋漓、热烈厚重的豪迈之情。8 t. a5 r- `1 v2 H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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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炳元是一位扎根西北大地的作曲家，他数十年辛勤耕耘，努力学习，潜心实践，将西北音乐的独特民族性掌握得扎实而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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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i0 a- `% g( i7 g 当晚的音乐会中，他的交响序曲《九曲秧歌黄河阵》、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及“五台社火”（选自《大秦岭》），“丝路小交响曲”（选自《长安》）等作品，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民族性烙印。这些作品中丰富的民族旋律，娓惋的民歌特性和鲜活的民俗舞蹈感，均显得清新、流畅和自然，没有不舒服的做作之感（《如九曲秧歌黄河阵》中的安塞腰鼓场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的陕北民歌色彩，《丝路小交响曲》中的西域乐风等）。! X, a9 k% | [' O: |
, r: y( S3 n2 Y+ D 由此看来，崔炳元在创作中所采用的民族性元素，是一种基于原始的，带有创造性的“蜕变”元素，它超越了以往借鉴、拼贴、节选、修饰等初级形式，成为了作曲家个人的，通过内心涌动而产生出的独创乐思（最近听了女高音歌唱家沙莎演唱崔炳元创作的歌曲《好一朵青花牡丹》。通过这首歌曲，我真正体会到了作曲家与民族、民间、民俗融为一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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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当人们回过头来仔细倾听这些作品时，便会自然地发现一个规律，而这个规律，就是崔炳元作品中民族性与交响性相结合的特点。7 Y- c7 {8 C' ]4 r% K
3 `9 h8 y$ n6 B( @) @) O 我个人感觉，崔炳元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不仅“自然相生”地运用了民族性元素，还将其与内心的交响性思维进行了主动的融合。且以富有中国特色的和声、配器及复调技术，将这两个方面的精华结合在一起（如“山丹丹”中采用的赋格、变奏、近远关系转调等手法，“丝路小交响曲”的复调处理和特性节奏运用等），形成了框架、内容、色彩“三合一”的整体，取得了富有韵味和气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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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2 b$ \. H3 ~8 d( P, r 由此看来，民族性与交响性的结合，仍然是中国交响乐创作的根本原则。因为只有依靠这一原则，作曲家才能创作出真正富有生命力的作品。19世纪欧洲各国民族乐派的兴起与壮大，几乎带动了全世界的音乐艺术走向。而现在看来，当时他们走的也同样是这样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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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j- C: e( O$ b$ K' m9 e4 t 然而，那些死抱着20世纪现代技法的人（特别是没有创作经验的院校学生），他们今后的创作之路必定会越来越窄，越来越“死”。没有民族性，没有音乐内容，没有深刻的交响思维，只会玩弄几下现代技法，这样的“杂耍”式创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9 c, b# A7 L7 C
$ t; c, A/ a+ J+ E4 a5 \- a' a9 { 反观崔炳元的创作，大部分作品都是富有民族生命力的，而其娴熟的交响性手法，更是将这种民族生命力升华到世界性高度的必要技巧。二者的结合，正是中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的根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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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的崔炳元交响乐作品音乐会，是一场能够给人们带来联想的音乐会。音乐会上所演奏的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含上，都有着民族性与交响性相结合的突出特点。如此一来，这场音乐会的本身，就成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实际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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