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每次面对自己都是一项困难的劳作,经验在这里令人遗憾地毫无用处。”1910年7月7日,一大堆祝贺马勒50岁生日的信电和礼物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乐,许多迹象表明,他把这个进入“不惑”之年的节点看做是一个信号,一种警示,从而促使他进行一次自省式的思考。8月,经过几次往来交换电文之后,马勒终于鼓足勇气,前往荷兰的莱顿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次会晤虽说暂时还谈不上是对尘世肉身的求救,但从日后弗洛伊德的描述中仍可以看到,马勒当时的精神危机是如何的严重。当然,谁也没有预料到,当困扰马勒的病症基本找到之时,做为病人的马勒却只有不够40个星期的人间寿命了。
; r$ Z- G+ n& j* V& t9 S' C
" F, b/ j8 ^4 s2 F6 E3 O2 T) O z 弗洛伊德的近乎套路化的精神分析在今天看来并无新鲜特殊之处,却足以使马勒从云端跌落凡俗。他对阿尔玛的爱不再神圣,甚至有心理变态的成分。他的音乐中所谓的苦难及悲剧性,不过是来源于童年家庭的不幸和他与生俱来的内心自责。而一直桎梏他的创作灵感的轻浮的滑稽和平淡无奇,竟是因为他不断目睹父亲的丑恶和毫无爱心,能够抚平他心灵创伤的虽是音乐,但街头“手摇风琴师”呆板而低俗的旋律总是挥之不去。5 o1 o4 v! b( c9 p, f% U/ ?8 v
, n0 @) W' H% G; _, F0 \ 可以想象,马勒在这生命最后的40个星期里,思维一定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中,他力图使纷扰他内心的情感升华为能够称之为“崇高”的东西,从而使他的“飘泊者”形象得以进入浪漫主义的名人堂,并能像瓦格纳那样,具有世界的意义。于是他全不顾从小便受到的德意志教育和他所皈依的天主教信仰,而一再称自己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归属之人,即所谓“在奥地利人中是波希米亚人,在德意志人中是奥地利人,在地球上所有民族中是犹太人。”. L( y+ V* t% {- V, y* e
( J: ?$ _3 P: s0 R# a# A! l7 @
当晚年的马勒不得已而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看到,他的一生虽然不乏辉煌亮点,却实在缺乏能够激动人心的重大事件。他的音乐内容何其丰富,却远不如瓦格纳、布鲁克纳、勃拉姆斯甚至理查-施特劳斯那样风格统一,基调纯粹。特别是他的艺术生涯总是在辉煌中透露着世俗与平庸甚至小人勾当。马勒也许属于不善言表、内敛很深的那种性格,但一个具有深邃生命意识的“艺术哲人”却经常近乎病态地关心自己的心脏。他使周围的人感到“无法捉摸”,“像是来自遥远的地方”或“漆黑的深渊”,而并非因为他的思想与时代格格不入。他乖僻,敏感,自私,在对某个重要职位的谋取上还有似政治家的野心与铁腕,有时还需要不择手段。伴随他一生的是背叛,是谄媚,是乞求怜悯。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无法掩盖马勒内心的敏感和脆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