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面对自己都是一项困难的劳作,经验在这里令人遗憾地毫无用处。”1910年7月7日,一大堆祝贺马勒50岁生日的信电和礼物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乐,许多迹象表明,他把这个进入“不惑”之年的节点看做是一个信号,一种警示,从而促使他进行一次自省式的思考。8月,经过几次往来交换电文之后,马勒终于鼓足勇气,前往荷兰的莱顿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次会晤虽说暂时还谈不上是对尘世肉身的求救,但从日后弗洛伊德的描述中仍可以看到,马勒当时的精神危机是如何的严重。当然,谁也没有预料到,当困扰马勒的病症基本找到之时,做为病人的马勒却只有不够40个星期的人间寿命了。7 E X; r3 u& 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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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近乎套路化的精神分析在今天看来并无新鲜特殊之处,却足以使马勒从云端跌落凡俗。他对阿尔玛的爱不再神圣,甚至有心理变态的成分。他的音乐中所谓的苦难及悲剧性,不过是来源于童年家庭的不幸和他与生俱来的内心自责。而一直桎梏他的创作灵感的轻浮的滑稽和平淡无奇,竟是因为他不断目睹父亲的丑恶和毫无爱心,能够抚平他心灵创伤的虽是音乐,但街头“手摇风琴师”呆板而低俗的旋律总是挥之不去。3 F. i& M7 b5 d5 w" k# ]# H+ K
1 Q4 z3 n0 l8 P6 C2 |8 }2 X 可以想象,马勒在这生命最后的40个星期里,思维一定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中,他力图使纷扰他内心的情感升华为能够称之为“崇高”的东西,从而使他的“飘泊者”形象得以进入浪漫主义的名人堂,并能像瓦格纳那样,具有世界的意义。于是他全不顾从小便受到的德意志教育和他所皈依的天主教信仰,而一再称自己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归属之人,即所谓“在奥地利人中是波希米亚人,在德意志人中是奥地利人,在地球上所有民族中是犹太人。”6 ?( G" F, x: [" E, t
( P7 b! y3 N- F1 ~ 在大洋彼岸的纽约,马勒耗尽了生命的能量,死亡的气味已经能够闻到。他开始为自己谱写对尘世的诀别和墓志铭。《第八交响曲》用马乌鲁斯神父的拉丁文颂歌和歌德的《浮士德》来传达他最后的世界观,《大地之歌》充满感官的爱欲和对异国的向往,尘俗可恋,人生苦短,欢乐不是在醉中便是在梦中,“当大地进入安息和睡眠”的时候,“疲乏的人们,为要在梦中重拾逝去的幸福与青春,赶着路回家去。小鸟安静地栖息枝头,万物皆人梦乡。”马勒再也不必用虚构的天国来麻醉自己,既然别离不能避免,便只有希冀“当春日回到可爱的大地,将会繁花怒放,遍地新绿,直到天涯海角,到处呈现蓝色光辉,直到永远,永远。”5 X5 c+ `) K7 e, W. F8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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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顺应了命运的安排,在完成《第九交响曲》之后,将尘世的厄运留给阿尔玛独自享受(她又把不幸传给了第二任丈夫格罗皮乌斯和他们的女儿曼侬)。他在这首“死亡之歌”的最后乐章表现出惊人的达观与安详,小提琴奏出的宽广流畅的旋律,描绘了在天堂门口徘徊的身影,越来越不谐和的乐句断片,“像一片片云彩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马勒最忠实的学生阿尔班-贝尔格也许能更准确地理解这首交响曲的内涵,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说:“这是马勒有生以来所写的最最神圣的东西。它表现了他对人世的异常热爱,表现他多么渴望在世间平静地生活,渴望享受大自然的深邃奥秘——在死亡到来之前,因为死神的降临是无可抗拒的。”! [' j! E$ w( n) Z4 e4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