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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玉4 d; d+ M0 q: J* e# e* w2 }. |% ]
3 _; w- J+ B' [0 r 中国音乐文化·第二届广东汉乐理论研讨会论文
! j; a4 }3 O2 S1 z& Y) } 我家乡饶平与大埔为邻，这大埔地，乃汉乐乡。古以今来，筝弦琮琤，笛韵悠扬，丝竹相衔，不绝于耳。“和弦索”、“锣鼓吹”、“中军班”加“清乐”，把我国民间音乐多彩多姿的演奏形式，全演绎于其中。若细细聆听，三日三夜也嫌短；若用心提笔，墨韵滚出中原音。- l7 ~/ l0 {* o, o/ c0 ~
. B' L/ g! I6 L6 O/ s* o 儿时，我目睹耳染汉乐演奏，加之家父酷爱此道，社乐、家教濡染，当对此乐情有独钟，但若问及汉调的来龙去脉，我则有如“伏夏虫语冰，井底蛙问海。”故因此，把问题提出来，把浅见说出来，期望抛砖引玉，得到诸多方家证验。2 _( w1 v k d0 d$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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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乐”称谓的由来？; U5 e, ^4 i$ P
- F( @2 P7 V: d “汉乐”原为外江曲。昔时曾称它为“国乐”、“中州原音”、“儒家乐”和“客家音乐”。1927年，大埔人钱热储先生认为“外江戏”是源于湖北汉阳的一个剧种。他在民国22年（1933年）出版的《汉剧提纲》称：“何谓汉剧？即我潮梅人所称外江戏也。外江戏何以称汉剧？因此种戏剧创于汉口故也。”他在分析汉剧形成的经过之后又说：“唯在赣之南，岭之东，及闽之西部者，皆本其原音，不加增易，故特标其名曰外江。”对于钱先生的这一结论，清朝嘉应州人李宁圃也作《程江竹枝词》加以附和，云：“江上萧萧暮雨时，家家篷底理衰丝；轻他楚词兼潮调，半唱销魂绝妙词”。（袁枚《随园诗话》）近人据此，就认定广东汉乐与湖北汉乐同源同宗了。另一外在因素是，当时钱先生在提出此论时，恰好是民族战争时期，举国上下一片振奋民族精神之声，钱先生此举正合时宜，故此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才生成今天“汉乐”这一称谓。4 @ t+ q3 _- u1 y+ o2 G;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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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汉乐”与“湖北汉乐”是否同源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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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_4 [# X) v i6 T3 I+ L 非也！两乐相去远矣！广东的外江音乐并非来自湖北的汉阳，更非与湖北的汉乐同宗同源。它是安徽、湖南、江西等地方戏剧与北方西皮调结合而成的皮黄戏音乐。“外江”的含义就是“外省、外地流入本省的东西，即非本地生本土长之乐。”讲得更具体一点，外江的“外”字，可解释为“外来”，“江”字即指浙江、江苏、淮河流域一带，传入潮地的音乐。6 {" c4 m& k2 w,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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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直到1957年广东汉剧团赴湖北演出和1960年汉剧团到合肥演出，与该地剧种互相探讨、研究、对照才得到证实，确认广东汉乐与湖北汉乐并非同宗同源。故1962年，广东省举办首届“羊城音乐花会”，与会领导及有关专家，才将本乐种正式定名为“广东汉乐”，以区别于湖北之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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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此不必大惊小怪。我们中国不少民间音乐乐种的称谓、历史，至今未能弄清的也不为少数。就说广东音乐吧，《中国音乐词典》及中国著名音乐理论家李凌先生，就说它“源于粤剧牌子曲”，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说它是“硬软弓时期的产物”；汪毓和先生著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却说它“源于广东民间小调”；冯少佳、黄家齐二位先生则说它是“源于粤、中、外三体音乐的共融体”。执是执非，但见实证。广东汉乐也是经与异地同名乐种相互印证，才予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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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o* W' h3 @5 A2 p3 { 三、“潮州汉调”与“客家汉乐”是否同源同宗？7 H5 Z P' A% A$ 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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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是肯定的。其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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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7 C5 u5 e8 b3 h) L 潮州外江曲（汉调）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成因：昔时梅县、兴宁、大埔、五华及海陆丰等地，统属粤东区。自唐代至清末的一千余年间，或设为路、府，均以潮州为名，管辖原潮州府地域的行政机构，如“潮循道”、“潮梅镇守使”。民国时，汕头设市，管辖“广东省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这一地区的远古先民，原为中原汉民族，历代定居于黄河流域和汉水一带。历史上由于连年战乱连绵，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匈奴入侵”、“两晋、南朝中原混战”……等等，天灾人祸造成中原汉人南迁入粤东，一路从东经福建浦田进入潮地，一路由北进入客属地区。并以“先至为主，后至为客”命名“客家”。客家人大量南迁规模最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四世纪（即公元331年），在今五华，兴宁境内建立了齐昌县，在大埔境内设义招县，用以安置南迁移民；第二次在唐黄巢起义时，河南汉民5000余人进入客地石壁村；第三次是南宋末年，文天祥护驾到梅州。这三次的大迁移，带来了汉民族的音乐文化这是必然的。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大埔县最早的县志称：“埔之在潮弦诵媲邹鲁”。同一时间《大埔县志》记设祭祀礼乐栏目，详载入琴、瑟、钟、磬、笙、箫等乐器，并附“钟、吕”文字乐谱五首。明代，这里的民间音乐，儒乐，中军班音乐，锣鼓，八音也极之盛行。故认为，“汉乐”的历史应在700余年到1600余年以上。但这仅仅只是一个考“源”的问题，说得更详一点，也就是考其“始发源”的问题。至于中州音乐，到这一地区后，怎样形成变化为该地的乐种，那还要有一段渗透融合的过程。这就是“继发源”的问题了，“继发源”要经过吸收、溶化、发展、创造等过程，这是其一。( f* f% O. G0 f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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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外江戏的入主粤东，带进了外江音乐并给当地音乐的影响。过去潮汕地区称粤东区，包括五华、兴宁、梅县、大埔、惠阳、海陆丰……一带。这里居住着潮州人和客家人，潮人多靠海而居，客家人多靠山而居。据《广东省志——文化艺术志》载：“潮州古为府治，地处所属沿海平原的中心，人口密集，经济、文化发达。清代嘉庆后海禁大开，这里是行政、盐税官员和外省商贾云集之处；又据韩江出口、为闽、粤、赣边区出海货物的集散重地。自三庆徽班进京为乾隆祝寿后，讲官话、唱皮簧的外江戏，因为戏文雅驯，曲调高朗悦人，既为士绅文人崇尚，也得到衙门官府器重，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外江戏在潮州的发展。咸丰、同治年间，任潮州总兵的卓兴，在潮州兴建卓府时建有府第园，常演外江戏娱客。曾任水师提督的普宁人方耀，同治年间在府内蓄有外江老喜天香班，以应官宴娱乐之需。" a& k w# E7 s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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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史料《梦华琐薄》又载：“广州乐部分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大抵外江班近徽班。”潮州府当时是粤东与闽、赣两省交往的主要通道，随着商业、交通的发达和官员、商贩的流动，唱西皮、二黄为主的外江班也来这里演出，并逐渐以红阳（今普宁），潮阳为基地扎下根来，形成清人龚志清在《潮州澄海四时竹枝词》里咏唱的“正月花灯二月戏，乡风喜唱外江班。”（缪莲仙《梦笔生花》三编卷三）的习俗。……一时之间，上行下效，奏唱外江之风盛行潮地。“光绪年间，外江戏有上四班、下四班、童子班、咸水班等称谓，正式班社多达30余个，潮阳的老三多、澄海的老福顺、普宁的荣天彩和潮州的新天彩，统称外江四大班。”（见《广东省志——文化艺术志》2001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潮地一些小乡社镇，也成立了外江乐社，如庵埠镇的“咏霓裳外江乐社”、“庵江儒乐社”……等等。故因此“潮州汉调音乐”与“客家汉乐”素来不分家。3 S$ H; V3 d" U
! J4 z: t1 ~1 t6 y) p# |- X 当时潮地的外江班，不论是专业和业余团体，其乐手均由潮人与客家人组成，如二十年代显有盛名的“汕头公益国乐社”就是一个潮、客一体的外江乐馆，社长张公立、李伯桓，乐师饶淑枢是客家人。而其中乐师张汉斋、魏松庵、王一如、陈福安却是潮州人（这些人解放后均为“汕头潮乐改进社”的骨干）。潮州的外江儒乐社如“友声儒乐社”、“扬风国乐社”的演奏者中，也多为潮州人，如洪沛臣、王泽如、张汉斋、荣贞、蔡少梅、刘隆炎、柯志青……。他们均把外江（汉调）加入轻、重乐类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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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1956年11月10日“广东省戏曲研究会汕头专区分会”出版的《潮剧音乐》，就把“汉乐”（即外江）统统归入潮乐的“轻六”、“重六”曲中；1986年由“汕头市潮乐曲集编辑组”编辑的《潮乐曲集上下册》油印本中，也把“汉乐”（外江）归入潮乐“轻、重”调类，只是加注“外江”二字而已；1997年8月由“汕头市艺术研究室”和“汕头潮州音乐研究室”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潮州乐曲300首》中，也把“汉乐”（即“外江”）归入潮乐的“轻、重”调类中，只是括号旁注“外江”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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