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的音乐，朴素的人

254969084 · 发表于 2016-5-25 06:50:58

　——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徐宜先生

　　徐宜先生给人的印象却是那样的“素朴”、“平易”。这是一种艰难困苦后的玉汝于成，这是一种洗尽铅华后的清纯芳芬，这是一种返朴归真后的天籁和童心。无论是从人生还是从艺术的意义上讲，这都是一种审美的化境。

　　在上海淮海路、汾阳路一带繁华的大道上，在路边光怪陆离的商店橱窗前，在熙熙攘攘、光鲜亮丽的人群中，人们常会看到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的身影。她穿一件灰不溜秋的半大风衣，戴一副黑色细边的大眼镜，迈着与她那斑白的头发颇不应的矫健步伐，有时，手里还拿着一张大饼，边走边吃，仿佛在赶火车一般，一路疾行。

　　她的女儿说：妈妈像是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人。

　　其实，她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徐宜先生，一位精通俄语和英语，熟悉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享誉国内外、桃李满天下的声乐教授。

　　徐宜先生于193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她出身名门，母亲是一位画家。1949年上海刚刚解放，她便加入上海广播乐团担任演员，同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洪达琦，周小燕教授。1954年由国家选派到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其间跟随著名音乐教育家妮-列-朵尔里娅克教授，主攻俄罗斯艺术歌曲、歌剧、室内乐；同时也学习巴赫、亨德尔、莫扎特、勃拉姆斯等音乐家的作品。朵尔里娅克的丈夫是世界著名的钢琴大师斯-李赫特，由于她聪慧好学，这对教授夫妇格外喜欢这位来自东方的小姑娘，经常带她到家里做客。徐宜先生回忆说：在巨匠面前，使我开启了多扇音乐艺术的世界之窗。在苏联留学期间，她不但观看了许多大师们精湛的演出，古典的、浪漫的以及民族乐派的作品。同时，她还参加了许多音乐会的公演活动，演出过歌剧《费加罗的婚礼》、《撒尔坦王的故事》、《水仙女》等。

　　自1960年回国后，徐宜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声乐和室内乐课程，并一度担任声乐系的副主任。数十年来，在她的辛勤培育呵护下，她的许多学生由此走上成材之路，从这座神圣的音乐殿堂飞向祖国各地，飞向美国、日本，飞向法国、瑞士、奥地利，在那里的音乐厅、歌剧院演出《图兰朵》《阿依达》《罗米欧与朱丽叶》《波希米亚人》。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青年歌手的光彩和魅力。1994年，徐宜先生受国务院文化部委派，率团赴莫斯科参加第十届柴可夫斯基国际声乐比赛，我国选手获得金质奖章，再度为祖国争得荣誉。

　　徐宜先生不但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同时她还具有精湛的文字功底，是一位硕果累累的音乐作品、音乐理论翻译家。在繁忙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之余，她曾译介了许多外国作曲家的声乐作品，如歌剧《叶-奥涅金》《西方神剧和歌剧咏叹调集》《法尔斯塔夫》《费加罗的婚礼》《浮士德》《沙皇未婚妻》《丑角》《蝙蝠》《唐-乔凡尼》《伊戈尔王》等；她还翻译了舒伯特、沃尔夫马勒、柏辽兹、穆索尔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柯维奇等19位作曲家的歌曲共500余首，汇编成十多册，已经陆续出版。此外，她还曾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曲家的介绍及其作品的分析，达十部之多。她的这些翻译成果，有的已经全剧公演，有的则作为教材被音乐院校的学生们广泛使用。

　　当然，徐宜先生的人生道路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也曾有过荆棘密布，有过坎坷崎岖。

莫秋言 · 发表于 2016-5-25 06:55:18

1963年，正当徐宜先生由苏联归国不久，所谓的“反修斗争”愈演愈烈，上级提出文艺应该走民族化、革命化、群众化的道路，徐宜这个受“西洋音乐流毒”太深的留学生自然就成了改造对象。于是她被下放到广州军区政治部歌舞团做声乐教员，不久又进一步下放到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既做教员，编剧，又兼做独唱演员，手风琴演奏员。在那里，徐宜无怨无悔，随遇而安，干一行爱一行。她把这次“下放”，看作一次深入基层、贴近民众、学习民间艺术的机会，以弥补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欠。几年的时间里，她的足迹踏遍了广东、广西、江苏、江西、海南，河南等地。每到一个地方，她都认真地学习当地的民歌和戏曲。在广东，她向当地的戏曲演员学习粤剧；在江西，她向当地的戏曲演员学习赣剧；到河南，她向豫剧演员陈素真学《捡柴》，向马金风学习《穆桂英挂帅》。她还亲自来到豫剧《朝阳沟》的诞生地——登封县曹村体验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山沟沟里结识了现实生活中的“王银环”。时至今日，40年过去，徐宜先生还能原汁原味地说一口豫西方言，能唱豫剧《朝阳沟》中的许多精彩唱段。在徐宜和她的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海上文化工作队成了与草原上的乌兰牧骑队齐名的两面旗帜，在那个文化艺术无比贫瘠的年代，给广大普通民众送去了精神的食粮。1966年徐宜随海上文化工作队到北京大会堂汇报演出，受到了周总理及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宜先生的音乐生涯又一次跌入低谷。这一次，她遇到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1969年，在教育界所谓“斗、批、改”的声浪中，徐宜被分到上海中国钟厂当工人，一干就是十年，直到1978年才又回到上海音乐学院，恢复了教学工作。中国钟厂生产的是“555 牌时钟”，这是当时国内的著名品牌产品，对于生产技术要求很高。徐宜负责的是制作钟表的心脏——机芯零件部分，工艺水平要求严格。但她这双在钢琴上灵活自如的手，一开始怎么也拿不好钳子，但她不服输，一方面虚心向师傅们求教，一方面自己细心琢磨，不到三个月，她就能够高质量地完成定额。即使在钟厂当工人期间，徐宜先生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从工厂下班，她就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自修德语、法语。在那个坚决摧毁人类一切精神文化的疯狂年代里，徐宜竟还私下翻译了大量国外的音乐作品。

　　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走上音乐舞台，走上音乐教育的殿堂，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坎坷尽管已经染白了她的“少年头”，但却丝毫没有销蚀她对音乐的热爱、对事业的信守、对生命的执著。尽管她已经年逾古稀，她身体里依然流动着青春的血液，依然跳动着年轻的心。她虽然已经超过了国家法定的退休的年龄，却依然在上课、教学、指导研究生，甚至比起年轻教师来更有一种紧迫感。于是，我们才看到本文开头的那幕激情燃烧的壮丽情景。徐宜先生的专业是西洋音乐，她任教的工作单位是中国最高的音乐殿堂，她本人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声乐教授，她指导的学生曾在声乐大赛中频频获奖，所有这些，用一个“高雅”的字眼表述，该不为过分。然而，徐宜先生给人的印象却是那样的“素朴”、“平易”。这是一种艰难困苦后的玉汝于成，这是一种洗尽铅华后的清纯芳芬，这是一种返朴归真后的天籁和童心。无论是从人生还是从艺术的意义上讲，这都是一种审美的化境。

　　徐宜先生虽然是“高雅音乐”的拥有者和传播人，同时她又拥有一颗素朴、平易的心。

　　徐宜先生的生活是简朴的，真如孔夫子赞扬颜回时所说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半天繁重的课堂教学下来，一块烧饼、一碗面条就是她果腹的“美餐”。有时，你也会看到徐宜教授突然穿一件颜色鲜艳的衣衫，那肯定是女儿打下来的“二手货”，近乎废物利用。

　　徐宜先生个人的生活虽然俭朴，但对于别人、尤其是对于贫困学生的资助却是异常慷慨大方的。这倒不是由于什么“助人为乐”的号召，而是出于她天性中对人的友善与慈爱。一位河南来的学生，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不但学费有问题，就连一日三餐也难以保证。徐宜先生想多给他一些资助，又怕伤了学生的自尊心，于是她便让他住在自己家中，以教自己的女儿弹钢琴的名义，解决了他多年的生活费用。现在，这位学生已经成为一位知名的男中音歌唱家。

　　徐宜先生在国内声乐教学界虽然享有崇高的声誉，但她待人接物又是异常谦和平易的。对于同行的学者，她总是首先看人家的成就，谈人家的长处；对于自己的学生，她也总是当成自己的孩子、朋友看待。课堂授课，她丝毫不乏教授的威严；课下相处，她往往流露出慈母般的溺爱。一旦学生把某一乐句唱准了，唱对了，她便会由衷地竖起拇指:“宝贝，谢谢你!”

　　老子和孔子在他们的著述中都赞美过“被褐怀玉”的人，那也是一种“素朴的人”。在徐宜先生近于寒伧的衣着里，包裹的是一片冰心秋月。作为一个“高雅”而又“素朴”的人，她的人生是幸福的。同时，她也为我们的治学和做人提供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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