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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 c- y z6 }; [李斯特的主要角色是作曲家、原创者,指挥不过是他们事业中的次要角色。他们之前的作曲家亦是如此,惟一的例外是阿伯内克(即便他也自命为作曲家)。随着汉斯·冯·彪罗的出现,一种新鲜职业应运而生——其使命是阐释他人的作品,是一位进行再创作的音乐家,而不是原创 v1 _, m+ e( l9 q9 l$ I1 F
这在今天已成惯例,二十世纪伟大器乐演奏家和指挥家中鲜有重要的作曲家。彪罗这位伟大钢琴家、伟大指挥家,是个矮小而紧张的男人(如此多指挥都是小个子的事实着实令人惊奇,难道是某种弗洛伊德式的靠工作补偿身材不足的心理在起作用吗?),他脾气暴躁,言语尖酸,极度聪颖、专横,称霸德国乐坛三十年。起先他属于瓦格纳-李斯特阵营,后来投靠勃拉姆斯,但也没有完全抛弃瓦格纳,在德国音乐领域他是领军人物。他是模范音响艺术家——他只为音乐而生,除了音乐知之甚少,他从不出错的耳朵受到音响的统领,此外,他专制独裁、信奉沙文主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J7 |6 o3 n5 U/ B# Y#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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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家-Hans von Bülow(汉斯·冯·彪罗)# Z# ?' Z, V8 n
他幼年便被音乐吸引,尽管母亲极力反对。他从弹钢琴开始(这项技艺他保持终身,并跻身重要钢琴家之列),在莱比锡音乐学院跟随路易·普莱蒂(Louis Plaidy)学习。当时他年方十五,为了让手指头听话练习得差点死掉。这从1845年他给母亲写的信中可以看出:! _' z8 w0 E- r+ v) g$ ?( ?7 t
对于我的钢琴练习,您尽可以放心。可以这样说:“我像个黑奴一样工作。”每天早晨我弹颤音练习,然后是各种简单的半音阶,然后是大跳(我用的是莫舍勒斯、施泰贝尔特的练习曲和巴赫的二部赋格,两只手都要弹八度……),然后是普莱蒂先生给我的车尔尼的托卡塔,还要练莫舍勒斯和肖邦的练习曲,这样贝尔蒂尼、克拉默或克莱门蒂就没有必要练了。我觉得弹肖邦的练习曲已经足够,完全能够取代其他人,希望您也同意我的做法。昨天我完成了菲尔德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其实我只练了第一乐章,普莱蒂先生觉得其他乐章没有太多价值,所以下节课我会开始弹门德尔松的《D小调钢琴协奏曲》。除此之外,我还在自学巴赫的赋格,克伦格尔的卡农,《奥伯龙的神奇号角》,胡梅尔的幻想曲,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D大调“田园”),同时温习一些老曲目,比如肖邦的塔兰泰拉和夜曲,汉塞尔特的变奏曲,《春之歌》,胡梅尔的《B小调钢琴协奏曲》。
5 N; r3 L$ ~5 y2 b* R7 o这是少年艺术家的另一幅肖像,在音乐界随处可见。1849年这个天才儿童遇见了李斯特,双方都颇有好感,彪罗更是对这位长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将他当成英雄一样崇拜。但是过了好几年,李斯特才收他为徒。其中的缘由是彪罗的妈妈硬把他送去柏林的大学学习法律。当然,彪罗没花什么时间在法律上,他把一切都贡献给了音乐,他弹琴,写评论,与李斯特、瓦格纳代表的先锋派打得火热。他练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刻苦,还进行了许多自我批评:& G# `: O% r8 x( a
我听了很多李斯特的演出,现在我已经仔细研究了自己钢琴演奏中的缺陷,比方说,我有一种外行的不确定,还想在概念的发挥上更自由,这些问题都得完全解决。特别是一些现代曲目,我必须培养自己更加无拘无束,一旦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就必须完全释放自己,听从自己当时的感受。
3 p- g9 W: N* x0 f0 U% B如此有启发的自我分析出自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是很有趣的。这标志着终其一生的心理斗争,因为他从未真正释放自己。他基本上是个具有分析头脑的知识分子,更像几何学家而非诗人,他本是个期待被爱的男人,却从没有爱的能力。指挥像其他表达方式一样,关乎其人,而彪罗其人燃烧的却是冷火,这在他的作品中有所表现。作为钢琴家和指挥家,他以“激情的智性”著称,也有人觉得他的音乐很冷。也许这是真的,而彪罗音乐中超载着没有说服力的表达工具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一生从未感受到任何温暖,所以认为有必要仿制出那种他无法感受的温暖。" F4 j1 d+ z5 ?; V3 P& \% f
1850年彪罗在魏玛听李斯特指挥了《罗恩格林》,这是一个转折点。他不再假装学习法律,毅然决定跟随李斯特,并在1853年举办了钢琴独奏会首演。早在那时,他已经显示出了前无古人的树敌能力。无人能遏制他的毒舌,很快他就在政治和音乐方面都博得了激进主义者的名声。一些老音乐家比如莫舍勒斯对此颇为反感。“我的不受欢迎程度是无边无际的,”彪罗的家信倒也有自知之明,“我对此感到无比愉快,因为这种不受欢迎也发生在李斯特身上;有句名言‘宁为人恨,勿为人畏’,放在这里很合适。”1857年彪罗和李斯特的女儿科西玛结婚。七年后他被瓦格纳召唤到慕尼黑。彪罗当时放下一切奔到路德维希二世的宫廷,帮助自己的偶像。1864年五月他到达时大声宣布:“我仅是瓦格纳的指挥棒。”彪罗来慕尼黑最重大的任务就是指挥《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世界首演,那是在1865年六月10日。而彪罗所不知道的是,当时他的妻子正背着他与瓦格纳偷情,瓦格纳有太多理由把他们召去慕尼黑。1865年四月科西玛诞下一名女婴伊索尔德,可怜的彪罗以为这是他的孩子。1869年瓦格纳和科西玛私奔,第二年彪罗与她离婚。整个过程中李斯特保持了谨慎的沉默。考虑到他自己的辉煌情史,他又怎么板得起脸来扮演那个负责的父亲,更何况科西玛本就是他的私生女,叫他如何开口?
+ e) ]: Z& W9 f1 C在慕尼黑之前,彪罗已经与瓦格纳共事十五年。他们第一次合作是在1850年的苏黎世。瓦格纳当时推荐了自己的门生卡尔·里特(Karl Ritter)担任剧院总监,结果并不顺利,里特不仅毫无经验,也毫无才干。于是彪罗开始分担指挥工作。彪罗是瓦格纳的得力助手,负责指挥彩排,训练独奏家。那真是精彩而令人陶醉的体验,他事事学习瓦格纳,甚至包括瓦格纳病态的反犹主义。“今年冬天,”彪罗曾写道,“我有望结束为稻粱谋的学业,正式成为一位指挥,因为瓦格纳说过我拥有最关键的才能——耳朵敏锐、反应迅速、快速读谱、完美演奏。”他一头扎进工作中。“排练再排练,检查并纠正乐队,他们通常都是明目张胆地不守规矩,彻头彻尾地粗枝大叶;我还要为几出闹剧写些对句之类的玩意儿,所以我几乎没有一刻能消停下来。”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他也志存高远。只要谈到音乐,彪罗总是盯着最高的目标。“若是只成为一个沙龙音乐家,我简直要自残。”6 q$ J) p$ R/ [1 r6 ^7 {
乐手们开始谈论彪罗的记忆力。所有音乐家都必须有好记性,但彪罗的记忆力超凡脱俗,他能够自动记住所有研习过的曲目。1850年他首次登台,指挥的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我把乐谱都刻在脑子里,完全掌控了一切。”彪罗坚信一个音乐家应该背谱。“我觉得只有当一个人理解每个音符,每一处微小细节,每件乐器的精确位置和意义……他才能够真正理解音乐,这一切都只有在一个人不用再看乐谱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多年后,彪罗对着理查·施特劳斯说出了那最著名的警句:“你必须把乐谱刻进脑袋里,不是把脑袋埋进乐谱里。”5 d" ~# k: p# E& {* D
彪罗在苏黎世仅待了几个月。他过于理想主义,太不愿妥协,加之他嘴巴太尖刻,脾气又太坏。最后首席女高音发了飙。她当众宣布,要么他走,要么我走。她留下了,因为要找人取代首席女高音比取代一个年轻指挥难得多。彪罗被迫辞职。他在圣加仑找到了一份工作,指挥了几次演出,他在家信中写道:“瓦格纳说的对,我的确很有指挥天分。”但圣加仑的条件无法满足他,乐团由商人、律师、政府官员组成,几个职业乐手只是零星点缀。彪罗在圣加仑也没有待多久,但他学到了许多关于指挥的基础知识。“一天排练十个小时!我完全崩溃了,一次比一次差!”这就是当时学习指挥的方式。
9 a& v* g7 H+ @2 J1864年在慕尼黑与瓦格纳合作之后的许多年间,彪罗作为钢琴家四处巡演。他有时指挥,但直到1878年才将全副精力放在指挥事业上。那一年他成为汉诺威宫廷剧院的指挥,两年后执棒迈宁根大公的管弦乐队。公爵乔治二世和妻子海伦妮·冯·海德伯格(Helene von Heldburg)都是鉴赏家,且富甲一方,他们很愿意容忍彪罗这样一个严格的独裁者来掌管自己的乐团。彪罗一生仅有这一次得到了理想的安置,当时他已经从歌剧音乐转向交响乐,而后者正是大公和公爵夫人想要的。彪罗在智性方面更倾向于抽象性而非戏剧性。据魏因加特纳说,彪罗在指挥歌剧时对乐团的关注要比对歌唱家多得多,并且只有在纠正音乐上的错误时才会注意到舞台上的情况。“他指挥歌剧就像指挥交响乐,歌手的嗓音只是一种乐器罢了。”8 c2 Q) ~; I: z1 i5 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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