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短篇小说：转型中的新变

五散人 · 发表于 2015-10-18 22:29:28

　检视2014年的短篇小说，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还看不到它在内容、思想和艺术上的重要突破和创新。但仔细梳理、辨析就会发现，它在许多方面正在进行着艰难转型。譬如题材上，过去占主流地位的乡村题材已让位给城市题材。但乡村题材并没有因衰退而质量下滑，反而在思想艺术上有所提升。城市题材强劲发展，但内在的“贫血”现象并未改变。底层文学还在继续，已然显得从容、理性、艺术了。官场小说热度未减，但已从重在揭露黑幕的倾向，转向了表现反腐败斗争。“80后”作家的创作，受到社会和文坛的关注，这一群体在短篇小说上也表现不凡，但自身的缺陷也凸显出来，亟待克服。变化自然不仅仅是这些方面，但这些新变和滋长却是深刻的、重要的，它将一步步地推进短篇小说的进步和发展。

　　每一年度的优秀短篇小说，代表着这一年度的创作高度，也反映着这一文体的创作倾向。2014年，毕飞宇《虚拟》、蒋一谈《在酒楼上》、蔡东《通天桥》、杨少衡《酒精测试》、吴克敬《油麻地》、周李立《八道门》、尤凤伟《金山寺》、朱文颖《虹》、叶兆言《魅影的黄昏》、徐则臣《祁家庄》、鲁敏《万有引力》等，是为优秀之作，表现出当下短篇小说的创作风貌和发展态势。乡村小说的衰退与探索

　　关于当下的乡村小说，有人认为已然“终结”，有人认为正在“扩展”。其实“终结说”有点武断，“扩展说”也不尽恰当。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乡村小说正在衰退，城市小说已成为主流。但乡村小说还会继续存在、发展，乡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则会在乡村、城市乃至其他题材中扩散、加强。从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乡村与城市两种题材的巨大落差。乡村小说数量锐减，城市小说数量猛涨。其比例大约在1：4至1：5之间。有些期刊编辑明确讲：乡村小说没有阅读市场，城市小说已成为刊物的“主打”。从乡村小说内容和主题看，也似乎没有大的拓展。尽管如此，我们也依然看到了这一传统题材的深厚根基，一些实力派作家的孜孜探索。而表现现实乡村生活，描写自然乡土世界，开掘城乡交融中的时代图画，成为当下乡村小说的表现重点。

　　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矛盾和变革，依然是作家关注的“热点”。徐则臣的《祁家庄》描绘了一幕乡村社会的荒诞剧。在城里历经坎坷的打工青年祁进步，回乡为父送丧并替父还债，想不到却为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本家堂兄祁顺风，以公司老总的名义助了一回威。但村民看透了祁顺风的贪婪、野心，看破了打工青年的造假、穷酸。有人用刀子划破了祁进步的人造革皮衣，使祁顺风的竞选计划黯然落空。小说把当下农村干部的胡作非为、选举作假，打工青年的误入歧途、回乡炫耀，普通农民的觉醒反抗，写得龙蛇变幻、触目惊心。康健的《温馨叨灯》可谓异曲同工，小说写出身暧昧的打工青年黑蛋，用被富姐包养挣下的20万元钱回村做好事修石桥，却遇到了一连串不可理喻的阻碍，最后不得不把钱捐给了小寺庙，请和尚为自己的亲人修一座虚幻的“心桥”。从村主任到企业家，从赖人到村霸，已不再相信回乡者会做好事，都梦想从事件中捞到好处。作品用幽默、夸张的手法，表现了人心的变异。还有陈启文《浑然不觉》，写乡、村两级政权，政策多变，封山育林，使放羊汉哑巴走上绝路的故事；李静睿《沙河涨水》，写县里的大规模拆迁，毁掉了白沙河的风景和白点点姑娘别具风味的豆花庄的情节，都表现的是一些官僚干部的激进做法同农民利益的冲突，底层农民的懦弱和无奈，显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刻和力量。

　　突出表现乡村社会的天人合一、和谐人伦以及自然风情，是当下乡村小说的一个“亮点”，也是作家的一种自觉探索。晓苏《养驴的女人》，是“油菜坡”系列小说中的一篇。作品描写韩修竹与廖道言的家庭生活以及与邻居朱碧红、刁德大的交往和恩怨，展示了农村中微妙的夫妻关系，邻居间的情爱纠葛，人际之间既“争风”又互助的乡村伦理，民间社会的人际温情以及乡民纯朴、真诚的一面，跃然纸上。陈应松的《喊树》，篇幅精短、情节集中、语言苍劲，显示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深厚功力。小说写山民王世堂为给城里的儿子做家具，砍掉百年老树——臭娘子树的故事。深山小村、经世大树、一群苦哇鸟，以及树下的水洼、红蛙、小蛇，早已形成了一个古老而丰茂的自然世界。但现在为了城里人，却不得不砍倒、毁掉它。老山民自然知道这是造孽行为，因此要喊树三天，甚至请伐木老人砍断树根，但最终老山民得到了报应，去深山寻找治喉癌的草药去了。在这篇短短的小说中，作家把古老乡村的自然生态，民间的喊树风俗，大自然遭到破坏之后对人类的惩罚，写得入木三分。符利群《水上花生》，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展现了昔日乡村的自然景象，蓬勃的水花生、肥沃的河泥、古老的水鬼传说、淳朴的民风民情，是一个未被污染的原始水乡。

　　当下中国，乡村与城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处于一种交叉、融合乃至转换的状态。因此有评论家把这种状态称为“城乡中国”。近年来，短篇小说在表现城乡交融的生活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吴克敬《油麻地》，讲述了一个城市与乡村相互缠绕的故事。一位时髦的城市女人，却跑到乡村的油麻地里生下一个男婴，青年农民石厚照，出于同情和仁义，毅然救助，于是引出一连串感人情节。作品通过城市与乡村的“拼接”，城市人与乡下人文化性格的比照，生动表现了城市与乡村的血脉关系，两种文化与人性的不同特征，使我们看到了城市社会多变而精彩的人生，也看到了乡村社会深厚而高尚的人格。余同友惯用荒诞现实主义手法，在新作《转世》中，把现实与传说相交织，表现了青山绿水的瓦市村在工业污染下的逐渐衰败，乡村女孩借助转世传说由乡进城的无情现实。女真是一位擅长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家，在《我的同学开玩乐》里，以教授“我”为视角，再现了一位文化不高、身有残疾，但聪明、坚韧、敢于冒险的农民企业家“开玩乐”的形象。此外，她的《老爸的家庭会议》则刻画了一位刚直、义气而又有激情的老军人形象。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值得青年作家们借鉴。

　　乡村小说的困境与发展，已成为当下文坛十分关注的问题。正如雷达所指出的：“在真正的市民社会尚未形成，乡村社会仍是当下重要的生存空间的大语境下，乡土记忆仍将与现代中国社会结伴而行。更重要的是，如果当下的乡土文学写作单纯地抱守乡土文学传统观念的纯粹性，仅将封闭的乡土空间作为叙事目的，自然没有更宽的出路。倘若能将变动不居的时代裂变，特别是城乡转型期间的人物命运连筋带肉地写出来，乡土文学将会出现另一种景观。”（雷达：《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文艺报》2014年12月15日）这番话是值得深思的。城市题材的兴盛和“贫血”

　　

五散人 · 发表于 2015-10-18 22:30:31

近年来城市题材短篇小说发展迅猛。“60后”“70后”“80后”作家成为主力军。不仅作品数量激增，而且涉及领域宽广。如对城市社会与人的观照，对知识分子人生与精神的探索，对现代人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揭示，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反思等等，都有所深化和拓展。尽管中国的城市小说先天根基不深、发育不良，当下的城市小说还有诸多问题，特别是作家对城市文明和文化的认知上缺乏自觉意识，但它所取得的实绩是众所公认的。

　　对城市社会与城市人以及关系的宏观把握，是城市小说思想艺术高度上的一个标志。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如鲁敏的《万有引力》，作家用漫画、喜剧等手法展示了一幅万花筒般的社会百相图。其中的看门人、消防士兵、企业保安部副主任和办公室主任、税务局长、宠物店小姐姐等，既独立又相连，组成了变幻莫测的城市“生存链”，而其中使人际之间产生引力和关系的，是不同阶层、性格的人物身上那种躁动不安的名、利、权等欲望。这是作家对城市社会的一种发现，是别具匠心的艺术创造。傒晗《颤动的日光》，则揭示了现代人不同的人生追求所形成的夫妻间的矛盾、分化乃至悲剧。妻子鲍玲是女强人，充满了对物质、金钱的热情，精神情感却是贫乏的；丈夫陈曙晖是大学哲学副教授，沉湎在对形而上问题的思索中。二人其实貌合神离，丈夫已然情感出轨，在一次车祸中与儿子不幸遇难。作品尖锐地揭示了城市人因价值观不同构成的深刻危机，乃至人生本身的虚无和荒诞，有一种哲理意味。此外如钟二毛的《旧天堂》，写一个偌大的现代大城市，竟容不下一个充满诗意的旧书店，折射出作家对城市文化的一种深深忧虑。

　　对知识分子人生与精神的探索，始终是城市小说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毕飞宇每年总有几篇精品奉献给读者。新作《虚拟》写的是一个家庭里祖父、父亲、孙子——祖孙三代人，围绕祖父的死展开的家庭生活和亲情恩怨，塑造了一个突兀、鲜明而又令人崇敬的传统知识分子——祖父的形象，揭示了老一代人的理想追求对家庭、对后人的深刻影响。作家通过习以为常的父子恩怨、爷孙“隔代亲”等家庭琐事，把握住了生活深层中的理想冲突、人生观差异、代际隔膜这些关节所在，展示了社会的发展演变，突显了人的精神、理想的至关重要，是一篇令人感动又意味深长的艺术精品。蒋一谈的《在酒楼上》，写的则是年轻知识分子的人生与精神困境。一对年轻恋人，阿亮是一位历史学博士，却只能在中学做一个平庸的历史教师，陆迪是一位报刊编辑，不满生活现状却无力改变。一个天赐良机，他们可以摆脱泥潭般的体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继承姑姑南方小城的酒楼同时照护白痴表兄，但他们最终还是回到了固有的生活轨道。“北京实在不能给我未来的生活和事业带来更多的希望”，但也看不到另辟新路能有什么样的生机。他们“出而复归”，像鲁迅笔下的民国知识分子一样，只是走了一回无望的人生圆圈，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和命运面前的懦弱与无奈。作品情节精彩，叙事从容，格调沉郁，是一篇难得的短篇佳制。另外，朱文颖《虹》写知识分子家庭各种人物的精神性格、微妙关系，深切细腻，充满才情。黄梵《聪明的，愚钝的》写高等院校打假斗士文坤的悲剧命运，情节夸张，发人深思。这些都是值得一读的小说。

　　对城市人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已成为城市文学的突出主题。马小淘《两次别离》写的是一对男女相爱中的两次分手，一次是赴日旅游中男人的神秘失踪，一次是终于相见女孩的决然分手，表现了爱情的诡异，两人心灵的隔膜。林筱聆《关于田螺的梦》写的是城市人的家庭危机，不管是小说中的A先生，还是B先生，或者已婚女人田螺、包括心理医生“我”，都有难以启齿的爱情、婚姻乃至性生活问题，使各自的家庭危机四伏。“我”给患者诊断时讲得头头是道，但面对自己的个人问题，却一筹莫展，可见城市人精神病之严重。刘庆邦的《合作》写的是一种非正常婚姻。大龄青年贺品刚与离婚女人金子华，过着正儿八经的一家人生活，却仅仅是一种同居，一种事实婚姻，而非名正言顺的合法婚姻。二人有着各自的小算盘，贺是需要性伙伴，可以把金家当自家，不用花钱租房子。而金是需要贺每月的三千元生活补贴，还有贺给予她的性爱。二人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是一种各取所需的“互助合作”。作家用从容、冷静的笔触，揭示了城市人这种畸形家庭的实情。还有姬中宪《九指女孩》、吴君《会跳舞的雪茄》、赵剑云《你有时间吗》等，都表现了城市人形形色色的婚爱生活，揭示了他们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苦恼的精神困境。

　　对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寻觅、重构的书写，是近年短篇小说值得关注的动向。正因城市生活的“不能承受之重”，才有现代人对诗意生活、对人伦温情的苦苦寻求。这是人性的一种美好追求，是社会的一种可贵进步。张忌《素人》中的银行职员、公务员等年轻人，每周都要抽出几天时间去外地学习古琴，正如其中苏老师告诫的：“古琴不能用来娱人，它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娱己。”在古琴声中忘却红尘、愉悦自己，这正是现代人的一种精神需要。萧潇《白雪》同样写古琴故事，在繁华京都的古琴馆里，聚集着一批精心弹琴的上流人物，其中有韩国的古琴大师，有台湾的富家少爷，有北大、清华毕业的成功人士等。他们不是附庸风雅，而是为了寻求一种宁静、自由、散漫的精神空间。王保忠的《菩提钟》写的是区文化馆馆长老周与书法的故事，正因他纯粹的书法爱好，他才能在窘迫的现实生活中淡泊明志，才能面对“欲求太多”的青年有一种宽容、慈悲的情怀。书法成为他心灵的一块净土。而在另外一些城市小说中，作家则表现出对世俗人情、人伦亲情的发掘。譬如黄咏梅《父亲的后视镜》，写儿女们对父亲的骨肉亲情，令人动容。譬如王祥夫《金色琉璃》《泣不成声》，写城市普通家庭中的母女之情、母子之情，可谓一唱三叹。

　　对现代社会与生活方式的洞察和反思，本是当代作家的一种文化“使命”，但真正能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的并不多。因此，范小青的持续探索，就显得弥足珍贵。2014年她又创作了多篇优秀之作。《我在小区遇见谁》用荒诞手法，描述了家政公司人员代理儿女看望老人的故事，表现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疑，甚至包括父母与儿女之间也是如此。《JB游戏》用反讽笔调，揭示了现代科技对人际关系的支配，导致了人的冷漠无情乃至人的消失。《现形记》写的是现代人对自我的寻找。一个叫王炯的白领青年，由于工作的多次变动，回原单位寻找档案，竟如大海捞针，苦寻不得，甚而找到的也并非自己的档案，表现了剧烈变动的现代社会中人的消失和变异，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

　　城市小说已经扬帆出航，收获丰硕。但它的成长和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譬如作家还缺乏更为自觉、成熟的城市意识，进而在更高的层面观照和表现城市生活、文化和城市人，以及城市的发展历史。譬如城市小说在内容和思想上，还不够多样、广阔、深厚，存在着重揭露、批判，而轻肯定、歌颂的创作倾向。譬如城市小说的表现形式和风格，还缺乏应有的独创性、鲜明性，“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与西方城市小说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80后”作家的优势同劣势

　　正值“而立之年”的“80后”作家，已成为文学的生力军。他们的发展如何，关系到中国文学的未来。这是成长于市场化、世俗化时期的一代作家，他们同今天的时代没有隔膜，他们在市场社会中如鱼得水。他们的创作呈现出更鲜明的多样化、个性化特征。“80后”评论家岳雯说：“如果说50后试图介入社会政治，60后则回到了人性的领域；如果说70后的写作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楼阁之上，那么到了80后，他们将日常生活又推进了一下，也就是说，他们更在意的是被个人体验过了的现实，是精神现实。于是，现实呈现出更为精巧、幽微，也更为狭窄的图景。”（岳雯：《80后作家，文艺的一代》《光明日报》2014年11月3日）作为同代人，岳雯的评论是切中肯綮的。这一代作家的创作，既表现了他们对社会人生体验的细腻、深切，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精神格局的封闭、狭窄。令人欣喜的是，这一代作家也热爱短篇小说，给这一文体的兴盛带来了希望。《小说选刊》2014年第9、10期，推出了“‘80后’十大新锐”专辑，集中刊发了10位作家的10篇短篇小说，尽管这些作家和作品还不足以全面反映这一代作家的创作，但依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的评述就从这个专辑切入。

　　我们发现，“80后”作家小说中的人物，主要是他们自己这一代人。他们是真正写“自我”一代的作家。他们得心应手地书写着市场化社会和世俗生活，但却并不满足和停滞于物质世界。他们的生存压力超过了前几代人，而精神、情感的困境是他们更关注的人生“焦点”。在《小说选刊》专辑的10篇作品中，写生存和精神困境的，就有6篇之多。他们在写物质困境方面，比前代作家表现得更为深刻、锋利。宋小词《刺猬心脏》，写一位打工女青年，为了生存和金钱，在推销医疗器械的过程中，不得不付出说谎与卖身的代价，她的内心挣扎和良知的呐喊，把一位打工者的人格分裂写得淋漓尽致。郑小驴《赞美诗》，写一位残疾青年与美丽女孩合租房子的故事，把残疾人生存的艰难无望、人性中善恶的搏斗，刻画得鞭辟入里。

　

五散人 · 发表于 2015-10-18 22:31:03

　他们在写情感困境方面，显得更为坦率，但也更多了困惑。于一爽《每个混蛋都很悲伤》描述了白领青年张纲夫妻关系的冷漠和婚外情的纠葛。在同情人的爱和性中，他一面感到轻松、快乐，一面也感到内疚、无聊。特别是在情人遇车祸死后，他挣扎在感伤、思念和空虚中，把一个现代城市人的欲望、矛盾、激情、理性写得缠绵悱恻。甫跃辉《坼裂》同样写的是年轻人的婚外情。乡村青年顾零洲，大学毕业留在上海工作，一面全力以赴打拼生活，一面却陷在婚外情中不能自拔。把一位“80后”青年孤独而晦暗的情感世界写得深刻有力。当然，甫跃辉的创作路子较宽，也写乡村生活小说，比他的城市小说更丰富、更诗意。“80后”作家在写精神困境方面，似乎格外心有灵犀、驾驭自如。周李立《更衣》，描写了大龄女子蒋小艾赤身裸体被关在健身房更衣室里，几个小时中的恐慌和焦灼心理。情节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就像作者自己阐释的：我们“孤独无援地注视着自己的身体（与生活），一边忍受缺陷、无奈与无聊，一边发出无人听见的呼喊。而心之密室外，我们穿着不同的外衣，隔绝又陌生。”（周李立：《其实你从没见过我的身体》，《小说选刊》2014年第9期）作家的另一篇小说《八道门》，写来自外省的白领青年，租住在京城高档小区中的生存和精神状况，把一个现代大都市挤压下骚动、绝望的灵魂和盘托出。文珍《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把笔触直接深入到了“80后”青年复杂而幽暗的精神世界中。琐碎、乏味、沉重的世俗生活，使宋笑常常滋生“一直活下去有什么意义”的念头，刚到30岁，什么事业、理想，都已经烟消云散。在疾风暴雨中他坦然地决定去死，但无意中救出一个孩子又使他改变了死的念头，成为自己想象中和人们眼睛中的一个英雄。作品出色地打开了一个青年的精神图画，让人震惊、深思！

　　我们发现，“80后”作家在表现社会人生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探索和努力。他们的作品也许并不深广，但却显得自然而深切。马金莲已是一位成熟的新秀，她写西部乡村生活，发掘农民身上的真善美品格，形成了鲜明的创作个性。《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以一缸浆水酸菜为核心情节，展现了一幅爷爷主政、奶奶勤劳，兄弟和睦、孙辈快乐的“农家乐”图画。正是底层的、贫穷的乡村社会，依然保留着传统文化和地域风俗，它是对现代城市和文化的一种反衬和“醒世”。张怡微擅写城市生活，《春丽的夏天》以退休职工春丽的生活为主线，呈现了一个普通市民的世俗生存、人生追求以及人情人性。上海市民那种精于算计、亦好亦坏、坚韧打拼的精神性格，写得细腻入微，作者的笔已深入到民间和地域文化中了。但坦率地说，这两篇写社会人生的小说，缺乏现代思想的烛照，带有自然主义特点。蔡东的《通天桥》富有思想力度和艺术象征，小说表现在不断扩张的城市中，城乡分割中的农村和农民，是如何打破隔绝融入城市的，城市和城市人，是怎样在利益的诱惑下接纳了农村和农民的。小说中通天桥上的那道墙，就是一个象征秩序又象征“革命”的意象。笛安是一位富有想象和独创能力的作家，《洗尘》写几位亡人的灵魂聚餐，把酒谈心，道歉悔过，表现了人性中向真向善的一面，构思奇特，内涵幽远。

　　“80后”作家的创作正在路上，我们期待着他们走出“小我”、融入“大我”，不断进取、夯实基础，肩负使命、走向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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