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流行乐40年诞生歌词美学林夕：受限制较少

good · 发表于 2015-7-26 10:44:47

解散七年的Beyond，至今仍是粤语流行曲的标志，图为前成员黄家强参加在上海举行的摇滚音乐会，如今只能与其他音乐人合作
　　编者按：如同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有华人处则必有金庸小说、邓丽君，以及粤语歌。尽管今日粤语流行曲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但即便如此，不管走到中国的哪一个角落，依然会听见那些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前的“时代曲”。我们请填词人、评词人来谈论用粤语写歌、唱歌的故事和情怀，看看它从唱遍华人世界的黄金时代，到独立音乐异军突起的多元今日，了解它独重歌词的文化，也试图审视越狱不仅作为一种方言的生命力。
　　本报记者张润芝
　　贾樟柯电影《站台》里，汾阳的年轻人，失恋喝醉了，嘴里唱“成，成，成吉思汗”。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山西小城，他们用不地道的粤语唱着林子祥的《成吉思汗》。
　　粤语是方言，却以流行歌曲的形式一度影响到整个中国，即便现在已不复当年勇势，只要是听流行歌的人，多多少少都能哼上一两句经典的粤语歌。香港词评人黄志华说：“不管日后的粤语歌命运会如何，这几十年来的粤语歌，已是中文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没法能割舍得出来的。”
　　粤语方言本身用词古雅，在声调上保留了粤音九声，被认为是保有古代汉语“中古音”的一支。粤语天然地在遣词造句上精致婉转、语法上则前置后续，这些都成为它独特的语言魅力。
　　粤语歌的研究者都将粤语流行曲的源头归为粤曲中的小曲。粤曲留给了粤语歌优雅、严谨的文言传统，“莫叹失意百感生，难求遂寸心”，从《啼笑姻缘》开始，粤语歌就一直给人这样哀婉流转、古意丝丝的感觉。另一方面，许冠杰兄弟则开了粤语歌亲民、草根、本土化的先河，用地道的粤语口语填词，被称为“鬼马歌”，内容幽默，描写内容则是市民大众的经历和感受。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耀伟在《香港粤语流行歌词研究》一书中，将粤语流行曲的发端概括为电视文化的兴起、影视歌曲被广为传唱。在这其中，黄霑、郑国江、卢国霑一方面以自身优异的文学素养借影视剧东风写出动人作品，同时也渐渐摒弃传统的“粤曲风格”，将歌词写得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黄霑给影视作品写歌，家国梦想、大侠情怀、人生咏叹都在其中，大气磅礴而文字隽永。从粤语流行歌真正诞生开始，它就包含着粤语的文字传统、语言美感，承载着文人情怀，以及浓重的本土特色，暗示着更广阔的发展可能，粤语流行音乐独有的歌词美学，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研究者众。
　　全世界的流行歌曲里，贩卖情情爱爱和商业化处理的伪痛苦都是大主流。但是在粤语的情歌里，钢琴曲、童话、漫画、小说、电玩、禅宗，种种主题都能被幻化成爱情故事，情歌被玩味出感情的千姿百态，最终慢慢归因到人生的气象万千中来。
　　林夕写《Shall We Talk》，看似情侣沟通问题，实则是整个电子时代的沟通障碍，“若沉默是金，乱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忙”。《水月镜花》讲失恋，通篇都是人生玄机，“无常才是真灿烂，动人在变幻”。黄伟文写《囍帖街》，歌名暗合香港保护旧街旧建筑的“保育运动”，内容讨论的也是旧事物和新时代：“街砖不会拒绝磨蚀，窗花不可幽禁落霞。”可作情歌解，可作时事主题理解，可作人生解，或者直接出《红楼梦》式的感叹，主题的多义可见一斑。
　　黄耀明曾经说：“其实我和人山人海，一直都更关注音乐上有趣的点子—大家都太看重文字，很多人会研究林夕和黄伟文的歌词，但从来没有人会说这首歌的编排把音乐带到一个新的领域。”也是这种“歌词文化现象”的写照。
　　粤语歌词人对于现实的关照，也许也是流行歌曲里独一无二的现象。写于1988年的《大地》关心整个国家命运的走向：“在那些开放的路上，踏碎过多少理想，在那张高挂的面上，被引证了几多千秋不变的日月。”1991年的《皇后大道东》里彷徨“97”之后的生活：“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照买照卖楼花处处有单位，但是旺角可能要换换名字。”
　　关心现实，周博贤是个中翘楚。港内冲突在网上被讨论得激烈，去年他制作的谢安琪专辑中已有先见之明地提出新移民的问题。《清洁皇后》写一个清洁女工的生活：“操乡音会被视做外星的怪兽”、“每晚与幼女配偶困在六十呎滞留，有蚂蚁有恶臭有眼泪汗液脸上流。”《浮云》里心酸地描述内地新移民母亲背井离乡的故事：“于故乡张看远方城镇/树荫下她听说都市更多新的养分/带着行李抱着儿子/朝着幸福新世界寻人生。”
　　最近几年，各地音乐节遍地开花，小众、文艺、独立，崇尚这些的年轻人都找到了队伍一般。奇怪的是，这其中不但有民谣、有摇滚，粤语歌也成了一支力量。人山人海、at17、林一峰、my little airport，每个音乐节上都有其中一二出现，这些独立音乐团体相互也有合作，多是创作演唱多面手，为粤语歌塑造了全新的形象。
　　林一峰自称“城市旅人”、“音乐旅人”，自己作词也作曲连带唱歌，写细致入微的生活唱过《我和泡面》，写童年回忆有《雪糕车》，调侃生死时无厘头地说：“死you死me，死只得一次。”my little airport似乎一出道就是“小清新”：第一张专辑叫《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但是歌曲里却离不开暗恋和自杀，歌词灰暗剑走偏锋，曲调清新可人朗朗上口，还不乏讨论社会不公、指责政府的内容，甜美而外锋利其中。
　　内地市场日益重要，粤语歌也不复当年席卷全国的态势，有人怀疑粤语歌是否式微。粤语歌研究者梁伟诗则认为这也许是另一个机会：“粤语歌的确是量少了，但质量上升了。一是因为写得好的才能留下来；二是既然填词赚不了钱，词人干脆不写K歌，写社会的情感的，创作空间反而变得更加宽阔。”

good · 发表于 2015-7-26 10:45:04

　　林夕：写粤语歌比较少限制
　　林夕近年频频出书，最近的一本是《知情识趣》，他坚持写专栏、写诗、写歌词，读书看报，细水长流。痛苦的情歌写多了，他熟练地引用内地的网络语言：“我现在伤得起。”
　　时代周报：你近几年的歌好像比较多关于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
　　林夕：在量和方向上面已经写到某一个程度，就会不满意或者不甘心于重复一些做过的东西，这也是很闷的。我是比较怕闷的人。写作方面有变化也很自然，一般人会跟着自己的成长过程写，就会比较倾向于人生方面大一点的题目。
　　时代周报：黄耀明说过很多人会研究你的歌词，但从来没有人关心音乐上的创意，好像你的词会喧宾夺主？
　　林夕：他这样说也有他的道理。的确在流行曲来说，一般人可能首先会注意歌词，然后才到旋律。看网上关于歌的讨论，就知道很多人可以对歌词有意见，但是关于编曲怎么跟题材契合，很少人有专业的知识去评论，常人的直觉只能说旋律好听不好听。因为每个人都懂文识字，可以对歌词指指点点，除非专业，否则对音乐就很难发表意见。所以一般人会把焦点放在歌词上也无可厚非。黄耀明他唱的是歌词意思，（喧宾夺主）是他命定的，作为一个写歌词的人，我对他的观察觉得开心。
　　时代周报：你好像没有很多像周博贤那样把社会问题都写到歌里去的尝试？
　　林夕：其实我有把社会问题写到歌里探索，如果不是主打歌的话就不太醒目，不是每首歌词都留意的人就没有发现。
　　话题太社会性的歌曲有歌手合不合的问题，周博贤自己开案子的，可以自己做主，谢安琪适合这种题材，所以周博贤比较多机会写这种歌。另外周博贤是比较直接写社会性题材的，我的歌其实也有很重的社会性，但是写社会性不一定要以某某事件作主题。谢安琪有一首《你们的幸福》也是社会性题材，虽然它是说到你们的幸福怎样怎样。因为某一种对幸福、家庭、生活的观念，或者是自己觉得怎样是幸福，也有关社会性，其实是社会的价值观在哪里，决定幸福观会怎样，这也是很社会性的歌词。某一些情歌你不能把它和社会性切割开来，很难切割。
　　还有些歌太有社会性了，到一个程度就禁了，那我也没辙，像《六月飞霜》超越了社会性，是共同的一个大命题。
　　时代周报：你会看网上歌迷对你歌词的分析吗？有些分析出了十几种意思。
　　林夕：我觉得需要尊重读者的看法，但是我会避免看太多分析，否则他们的反馈会影响我。我会看一下，表示尊重听众和读者。我不可能完全天马行空去乱写，评价也不会成为我的限制，考虑到歌词的反应就去修改一下，也未免太没有性格了。如果说歌词有一百种解读或者一百种看法，也没关系，也是很开心的，证明我的歌词可以提供很多演绎的角度。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商业需求与自己表达的平衡？例如《北京欢迎你》这种订制歌曲，但是出来我们还挺爱听的。
　　林夕：这种订制没有很多。本身我是一个知情识趣的人，我会体谅他们有商业上的要求和考虑。如果他们的要求跟我的个性非常不合的时候，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委屈感，特别是有时候我用了一些我以为很多人都会懂的字眼跟想法，而他作为一个可以操控我歌词命运的人不懂，我就会觉得一个半文盲半脑残的人来决定我写作方向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会不会屈服呢？现在的我不会那么容易投降了吧。不是说现在的我多了不投降的资格，那永远都在，是现在继续写下去的意愿只是喜欢写嘛，就不太在乎得罪人。
　　时代周报：有歌迷觉得你的粤语歌会深刻点？
　　林夕：粤语歌比较少限制，写国语歌制作人都限制得牢牢的。这是行业习惯，国语歌的话制作人会有很严格的规划。粤语歌随我写嘛。王菲很多没有限制的国语歌我写得比较挥洒一点，因为没有限制。

good · 发表于 2015-7-26 10:45:24

流行曲中的社会意识
　　庄彗彗
　　2012年元旦，当叫好不叫座的电视剧《天与地》播完大结局，字幕卷毕，我的手机悄悄换上了新的铃声，接着播放电视剧的片尾曲《年少无知》（黄贯中作曲，林若宁填词），追寻摇滚的余韵，缅怀剧中那场不可能的摇滚音乐会里对爱与自由倾城的坚持。
　　剧中那队中年高唱：
　　如果命运能选择/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每步无用困惑/如果活着能坦白/旧日所相信价值今天发现还未老/如果命运能演习/现实中不致接纳一生每步残酷抉择
　　在“人吃人”的制度中，三个非职业歌手粗犷的乐声呼召少年的理想，隐然对抗着社会的逼迫，仿佛提示着，香港流行曲中从来不只情爱，也盛载对信念的追求纵使那未必成为主流。
　　流行曲也关注社会
　　《年少无知》当然不是香港第一首盛了社会意识的流行曲。例如周博贤笔下，便以关怀弱势社群的社会触觉而见称。
　　“之前其实也有与社会题材相关的流行歌，但后来为何少了？身为乐迷，不如自己创作可以引起共鸣的歌，我是这样的出发点。不一定要填补历史空白，只是创作自己喜欢的歌，亦相信其他人都会满足。”
　　音乐监制与填词人，是周博贤今天为人熟悉的身份；但他最初为人认识，却是作为“知识分子歌手”谢安琪的伯乐。他俩一起创作了不少以社会时事为题材的流行歌。
　　2008年，谢安琪以《囍帖街》一歌蹿红并获多个大奖。这首以“保育”为主题的流行曲，在名填词人黄伟文笔下，描述了香港湾仔一道平民小街利东街，满街印刷囍帖的小店生意兴盛，但面对以“巿区重建”为由的清拆，住在这里的女主角只有低唱无常的哀歌：
　　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
　　《囍帖街》出台，成为主流乐坛对保育抗争的难得回应报纸娱乐版也不屑一顾的主题，却在刻画新闻版背后的情感，文化人为之欢呼称善。
　　不过，回顾历史，2008年当然不是“社会性流行曲”元年，《囍帖街》也不是时事入歌的第一首。
　　“如果要我将成长阶段中一些听过的歌，叫做‘启发作’的话，许冠杰的《半斤八两》、《制水歌》，达明一派的《十个救火的少年》、《忘记他是她》、《禁色》、《马路天使》等，当然都是。”42岁的周博贤随口数着少年时难忘的音乐。
　　90年代K歌的三大特色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上扬，社会看似一片欣欣向荣，本土的文化主体、特别是流行文化也萌芽茁壮，免费电视台成立扩大了流行音乐的传播；然而社会贫富差距亦日益扩大，中产阶级出现的同时，贫穷问题亦日渐尖锐。1976年，让香港大学毕业的精英许冠杰攀上第一个事业高峰的《半斤八两》，由他自己包办了曲词，以草根角度唱出小市民为生活拼搏时的辛酸与气结：
　　我哋呢班打工仔（我们这群打工仔）/通街走籴直头系坏肠胃（到处奔波简直是折磨肠胃）/揾嗰些少到月底点够使（赚那么少怎么熬到月底）/确系认真湿滞（实在是很糟糕）
　　鬼马生动的唱腔、浅白俚俗的歌词，更重要的是社会基层的视角，唱出草根的乐与怒，直白地宣泄小市民被资本压榨的情绪。虽然曾有论者批评许冠杰的词鬼马有余，但意识不足，媚俗地以“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的宿命论作结，麻痹听众，牢固了不公义的制度问题，并非真正的社会关怀。然而以传播效应而言，《半斤八两》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为人熟悉、甚至是描述劳资关系失衡景况时的代表作，这便不能不肯定许对粤语流行曲的贡献。
　　许冠杰的事业高峰，横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同样，这也是香港流行曲的盛世，正如周博贤所言，行业进入黄金时期，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上升，“创作人供不应求，也有很大一部分改编自外国歌，例如张国荣的《Monica》，带给创作人刺激，令行业生态更健康、更多元化”。
　　但踏入90年代，其中一个影响流行曲的重要因素是卡拉OK的出现。“消费形式改变，行业都开始转变，流行曲由‘听’变成‘唱’，好听与否取决于是否好唱，乐迷唱的时候能否得到满足感，于是K歌有三大功能，即：技巧上要有难度挑战，要在朋友中逞威风，以及有情绪发泄，所以歌词要有共鸣。”周博贤指创作人要因应流行音乐市场上K歌主导的变化，旋律于是都要有高有低、副歌位置特别要在高音位流连，以服务第一、二个功能要求；“题材上创作角度要多人共鸣，于是就多情爱题材，因为年轻人情感都好颠簸。”
　　流行曲市场走向K歌，加上80年代末90年代中，香港商业电台两次推出专播中文歌或原创歌的行动，进一步窄化原来多元的音乐种类。“听歌的角度走下坡，直到今日都好像植物人一样。”周博贤指，流行曲生态向来市场主导：“不过不同年代不同因素会产生不同效果：过去改编歌多是因为市场对流行曲求过于供，同样市场主导，到了90年代，K歌的市场因素反而变得令音乐发展不再光辉。”

good · 发表于 2015-7-26 10:45:42

　新一代“非情歌运动”
　　也是因为情歌当道，周博贤有感于如今缺乏他推崇的歌，认为应有同道的乐迷对社会意识的歌曲“渴市”而创作。他笔下社会性题材丰富，眼界也开阔，《菲情歌》说外籍女佣日以继夜地每天辛劳，假日剩下的只有异乡漂泊的孤单：
　　丁方的空间给我来休憩禁闭寄居极无味/同屋的都沟通不到像空气每一天堆积过怨气/皇后像成为良伴开解心理
　　而写给李克勤的《挨疯科》，紧紧将消费者追求日新月异的科技产品，与生产线上付出血汗劳动的工人境遇扣连：
　　在华丽铝框暗黑机身的背后/是数十万计人力在生产线合奏/重复装嵚全日不休/从不可接受有错漏/玩意里有血汗溶化在你手
　　其实上世纪80年代中，词人卢国霑已经发起“非情歌运动”，企图抗御情歌泛滥的力量。而那年头的一些乐队也不断创作具有社会内涵的歌曲，例如填词人潘源良就曾为达明一派写过不少非情歌，笔法多变，或绚烂绮丽，如1988年的《今天应该很高兴》：
　　永达共大杰唱诗歌声多醉甜/秀丽伴在乐敏肩温馨的脸/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人共并肩
　　写的却是移民潮下亲友离散各地，圣诞也无法相聚的孤独悲情；又或巧妙讽刺，如《十个救火的少年》，不但以倒数的方式，一个一个地层层递减，解说少年离开救火队的原因，例如：
　　尚有共四个稳健成员/又有个愿说却不肯向前/在理论里没法灭火跟烟
　　笔法奇巧，也狠狠地批评了旁观者只嚼嘴皮子而不肯行动。
　　达明一派以外，不能不提的是Beyond，维基百科不但以“于1983年成立的香港殿堂级摇滚乐队”来形容这已于2005年解散的乐队，甚至《天与地》的乐队也被认为是以Beyond为蓝本。如今，香港社会运动中仍常高唱他们的《海阔天空》等代表作，甚至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某商业广告中，也能听见《海阔天空》熟悉的歌声。
　　回应大时代，从来都有歌。今日，周博贤谦逊地说：“这个年代题材简直扑面而来，困难只在于怎样将题材表达出来。我不敢奢望我的歌词有很大的威力，推动人去投入改变社会，起码能令人想想它的主题就够了。”
　　“广东歌对抗性强，通常说岭南文化‘边缘反扑中原’的特性，这是否与流行曲一致？我觉得只是‘客观的巧合’而已。”周博贤延伸这个话题。
　　近年不断传出广东的广播电台、电视台要增播普通话节目时段，引发了“撑粤语”行动，街头，年轻人高唱的，正有上述的《海阔天空》、《半斤八两》等歌曲，这次，香港流行曲扮演的更是界定政治文化身份的角色。
　　无论如何，流行曲不只是集体回忆的载体。此刻，香港大学的学生正发起“十首最爱广东歌投选活动”，号称“我们不代表任何电台、媒体、唱片公司、经理人公司。我们代表的……就只是千禧年代的港大学生”！90后所选，上个时代的我们只好拭目以待。
　　周耀辉：
　　粤语歌的文字空间
　　填词人周耀辉被称为“游走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敢于挑战另类偏锋题材，写的好像是情歌，含义又似乎更丰富，对他来说，写粤语歌有限制，但是多了文字的空间。
　　时代周报：你写粤语歌和国语歌有什么不同？
　　周耀辉：广东歌词需要“啱音”（也写作“协音”），对我来说，既有书写的限制，却又多了文字的空间。（注：粤语是多声调语言，共有九声六调，填词需要把字词的实际发音与歌曲旋律的高低音相配。）因为“啱音”，往往难以写出散文式的句子，反过来，也较易写出近诗的感觉。不过，我总觉得不必把国语歌和广东歌词比较得那么绝对。
　　时代周报：很多人都说这几年中文流行音乐的原创力量有退步，你觉得这里面包括粤语歌吗？
　　周耀辉：是吗？我倒没有听过。如果单以粤语歌词来说，我其实觉得这些年进步了，或者风格、题材、歌词都越来越多了。当然，也许这是我的偏见，毕竟我是局内人。香港有at17、林一峰、人山人海，很多人觉得独立音乐的生态好像不错，我觉得最好更多。
　　时代周报：你近几年最满意的词作是什么？
　　周耀辉：我不喜欢选择，只能说，我交给世界的文字，都是我的。写词对我来说，一是乐趣，二是权力。不过跟歌迷交流的时候，有人说，卢巧音的《弗洛伊德爱上林夕》是说梦遗的，印象很深刻，觉得很有趣。
　　梁伟诗：
　　粤语歌是一种认同感
　　梁伟诗在香港浸会大学读中文系，本科和研究生之后又在英国做文化研究。因为觉得粤语的流行歌词是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媒体，她加入朱耀伟的工作，一同研究粤语流行歌词，著有《后九七香港粤语流行歌词研究》。
　　时代周报：听粤语歌的人好像会放很多精力在歌词的研究和品鉴上，甚至有时候忽略了音乐的创意，为什么？
　　梁伟诗：广东语言区，广东人被训练得对语言非常敏感的，特别是在香港这个地方，潮州话、英语，很多语言都mix在一起，对语言的敏感度非常高，我觉得是这个方言区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觉得粤语歌的词人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梁伟诗：不同的创作人当然会有不同的风格。我觉得他们的共同点是比较喜欢创新，而且是比较本土的，跟社会结合非常紧密，任何事情出来马上有歌词出来。去年十月香港中环有占领中环的运动，我今年一月份已经收到词人发给我的新歌叫《占领》，歌颂占领中环的人，或者全世界占领运动的推动者。歌词创作人回应社会的问题，普罗大众未必百分之百地接受，但是他有想法我觉得就很不容易。
　　前年网上有一个犀利哥，马上出来一首《乞丐王子》，事件的一两个月之内就有回应，香港流行音乐除了回应香港本土的东西，还回应我们能接触到外界的所有的命题，这是粤语流行歌词非常有活力的地方。
　　时代周报：方言和音乐的结合，在中国其他地方只有戏曲，但粤语放在流行歌里很成功？
　　梁伟诗：第一跟香港特殊地位有关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香港、广东以外的地区，觉得听粤语歌很洋派，粤语歌和香港密不可分，而香港在早期扮演了一个比较先进的角色。第二，粤语流行音乐也不是凭空爆出来的，它跟粤语小调有密切的关系，有些很文雅的东西从这里来。发展成流行歌曲以后结合香港文化，到了许冠杰身上就有两条线，一种是批判现实的，《半斤八两》这些。另一条线就是《双星情歌》那样的抒情、文雅的。可能是机缘巧合吧，有一些人冒出来，让整个粤语音乐的势头改变，有了流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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