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B* H9 Z: F4 I 中国音乐应从创作内容、数字化转型、投融资、传播推广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全方位的国际化转型,这也是新的时代所赋予音乐中国梦的精神内涵 L. \. {1 Z1 i' 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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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四运动之际,蔡元培先生在北大音乐研究会的演说中即高瞻远瞩地提出:“所望在会诸君,知音乐为一种助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尚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庶不负建设此会之初意也。”在《整理国乐案》中,他再度重申这一观点:“果能及时整理,将我国高尚乐舞,从新发扬而张大之,必能在世界音乐史上,占一重要地位。且今专制推翻,民国成立,凡百设施,首重培养固有道德,振兴民族精神。” ! x# m. o9 B! ^( a: ~, A) [8 q6 N3 p1 A, Q2 L2 _
抗战期间,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总结左翼音乐创作实践和文艺民族形式讨论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加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成为老百姓的东西”,走音乐民族化之路。对于借鉴西方作曲技法,他认为与发扬民族形式是辩证统一的,“研究世界各国的民族形式是必要的,尤其是他们的乐理及前进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发扬本国的民族形式”,他这样描绘音乐中国梦的美好愿景:“中国音乐有长远悠久的历史传统可供我们利用,有伟大的民族气魄,有丰富的宝贵的民歌小调及旧形式的参考材料和现代抗战的新颖题材,并且有无数的、优秀的、聪明的、刻苦耐劳的人才。如果认清了这是每个音乐工作者的责任,就必然地可以建立起中国新音乐。让我们在抗战艰苦过程中来锻炼出我们的新音乐吧,让我们更自由地歌唱新中国吧!”" n; D9 l% {7 Y# {; `; O
: W$ E9 Y: r6 E 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音乐中国梦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吕骥、李凌、马可、吴晓邦等关于乐舞艺术民族化的理论研讨,以及刘炽、李劫夫、施光南、印青、徐沛东、孟庆云等的创作实践,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和多样的音乐作品,不仅为音乐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马克思艺术理论中国化在音乐领域的重要成果。/ I% o. W& `$ 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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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百年中国音乐人的追梦历程,不难看出,音乐中国梦的实现,不仅仅是单纯地产生中国民族新音乐,让中国音乐屹立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还涉及民族音乐的国际化发展与转型,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在多元文化语境中产生既有民族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民族新音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根本条件在于其亟须从民族国家音乐提升为国际化音乐,从创作内容、数字化转型、投融资、传播推广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全方位的国际化转型,这也是新的时代所赋予音乐中国梦的精神内涵。 % f6 V5 e# F& a5 F6 n! T " f" E& S. |1 p) T: i' T 18世纪的欧洲曾掀起过一场“中国文化热”,中国音乐也顺势走出国门,被西方作曲家有机地融入到创作之中。从表面上看,中国音乐元素似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传播与认同,甚至为西方晚期浪漫主义、印象派乃至现代派音乐风格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不容忽视的是,西方音乐家用中国音乐元素传达的却是“欧洲梦”“美国梦”的核心价值观,他们对中国音乐也仅是抱有一种猎奇取巧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