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斯特恩的柏林爱乐回忆

我们邀请乌姆巴赫先生到柏林来，他就是前面提到的《明镜》周刊上那篇文章的撰稿人。他来了，他完全相信自己的文章观点正确。可是，在谈话的过程中，他渐渐地发现，必须修正自己的观点。最后我们做到了让他进行深思，甚至表示可以提供档。他答应要对此再次进行最仔细的调查研究。不久，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首先是客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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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认识到，我们也必须和政治家进行接触。我们和各个议会党团的代表进行了无数次的谈话——谈话卓有成效，现在，我们使政治家们在这场冲突中也开始站到我们一边。争论在乐团经理搞的一种令人吃惊的阴谋诡计之后升级了。也就是说，他对我们的章程设计了一种站不住脚的错误解释．他能够不受乐团表决的约束直接发给乐团成员一个合同，他用这种合同雇佣了迈耶尔夫人。当然，这就最粗暴地侵犯了我们艺术家的自治权。假如我们允许这个合同通过的话，那么，我们自治的实质部分就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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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副市长没有什么令人羡慕的任务，但他完全尊重乐团的权力。可是他被一种想法折磨着，认为卡拉扬在这场丑闻中可能会离开柏林。当时人们还根本不能理解：冯-卡拉扬先生根本不能、也不想离开柏林。那个时期，有一次在排练的时候，卡拉扬把我们召到一间很大的调音室里。他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但却是决定性的：“先生们，你们不要抱任何幻想，你们摆脱不了我!”然后，他就摆出一种无礼的姿势扬长而去。然而，文化厅却害怕得要死，担心卡拉扬会走人。只要有什么不合卡拉扬的心意，每一次他都会说出那三个带有魔力的词汇：“我走人!”他们根本不懂，在那个时刻他根本无处可去。否则，没有乐团他就是光杆司令。也就是说他在赌博。

+ n5 G4 m2 B2 Q% I7 d* W6 j% p4 @8 Q　　这期间，迈耶尔夫人撤回了自己的合同。她不能也不想更长久地忍受这件事情造成的烦恼。对我们来说，那位经理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我们要求解雇他，为了支持这个要求，我们又提出了在这件丑闻中发现的若干事实。他证实了他和卡拉扬一起，曾经在乐团和市政府不知道的情况下制定了的一个计划，根据那个计划，卡拉扬想悄悄地逃避指挥自己有责任指挥的、预订要举行的音乐会。

( L) b; f' A! ~% g' L0 u2 k% t. c　　由此出发，他们俩商定，几位有“PrincipalCuestConductor”(重要客席指挥)头衔的指挥家应该为卡拉扬让位。预订的指挥有穆蒂、小泽征尔、马策尔。显然已经和他们进行了接触，但是他们却并没有被告知这是卡拉扬或者是基尔特的意思。当然，我们不会反对这位还是那位对我们怀有感激之情的著名指挥家常常在柏林指挥。但是，没有人把这些计划通知我们，却是一种进一步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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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他们还打算聘请一位乐团总监，他受乐团经理委托，应该承担的职责是在我们书面确认的自治框架内，听取我们选举出来的常务理事会的意见。这是乐团纪律化和监督管理的又一个步骤。

　　现在，我们除了坚决反对乐团经理没有别的选择了。甚至连政治家们也不能继续容忍了。说到底，他们对乐团还是有监护义务的。于是就迈出这样一步，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的联盟党，都认为——即使晚了些，也终于意识到，至少乐团经理是不能再留下来了。

6 M) A- H: D3 B# K, w+ g" T7 T/ ~3 f　　卡拉扬总是一再地坚持说：如果乐团经理被解雇，他就走人。因此基尔特采取强硬立场。我警告他说，卡拉扬会弃他于不顾，假如他不再需要他。对此，他只是大笑着说道：卡拉扬绝不会抛弃他。

: q. @  m4 @# a　　事实上，卡拉扬在1983年初，也就是说，几乎在冲突一开始，就给市政府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说他虽然很信任基尔特博士，也强调了他有兴趣更久地合作，但同时又明确地对他不能延长与基尔特博土的合同表示遗憾，不过还是很尊敬他。这句话用很客气的方式表明卡拉扬已经抛弃了基尔特博土，如此而已。后来，基尔特到1984年夏天才在更多的争执之后离去。我们从前的乐团经理施台莱斯曼代替了他的位置，他再次临时地接受了这个他已经担任了二十年之久的位置。在整个冲突中，我们接受了全体成员理事会主席曼弗里德-鲍克的建议。他的支持对我们很有帮助，尤其是在与政治力量打交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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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 Z  g' d- r　　这场争执和出乎卡拉扬意料之外的乐团内部的团结大大损害了他的自尊心。我们希望他现在会变得安静一些，准备捐弃前嫌和大家言归于好，继续合作。他回来了，也说好了要重新共同录音。他也确实想最后完成已经开始的贝多芬全部九个交响曲的电影录音，他的公司“台莱毛迪亚尔”也投入了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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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我们解除了“台莱毛迪亚尔”和柏林爱乐乐团之间的独家代理合同。我们借助那个步骤向卡拉扬和公众舆论发出信号，假如涉及到损害乐团一百年来所具有的基本权力的情况，我们就准备忍受物质上的损失。尤其是对政治家的敦促，他们先前曾经对我们的第二职业表现得十分激动，我们宣布，准备继续进行已经被我们“取消”的电影录音——当然不再受独家代理合同的制约。

　　观众可能以为，由于可见的合作，争论会被置之一边。但是，恰恰相反，我们从一次成功的巡回演出刚刚回来，一次美好的音乐会刚刚结束，就收到从萨尔茨堡附近的阿尼夫发来的一封快信，或者可以称之为进一步的刁难措施。卡拉扬一会儿取消一场音乐会，一会儿把我们排除于萨尔茨堡音乐节之外，用维也纳爱乐乐团取而代之，一会儿又和我们乐团常务理事会争吵，因为他觉得我们全体成员的计划不符合他的意图；烦恼的事情接连不断，这就导致我们不得不经常召开紧急会议，甚至不得不和政治家们会见，慢慢地我们感到自己更多的不是音乐家，而是成了政治家。

　　我们的问题是：不管幕后发生了什么，不管在位的乐团经理是否有能力，也不管站在指挥台上的指挥是不是那样好，我们提供的产品总是和我们的艺术家水平相一致。听众对此也有一种权利。因此我们的音乐产品的质量掩盖了我们和个别指挥或者乐团经理之间的困难。听众觉察不到这些，但我们必须在下面为此而忍受烦恼。假如说乐团共和国这个词汇应该具有这样的含义，那我们就有义务自己来调整这些问题，使音乐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不这样做，那我们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态度并在可能情况下进行明确的反抗。对此，听众并不总是能够给予必要的谅解，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这里面的关联。正因为如此，我才在这里详细叙述1983—1984年的冲突。对赫尔贝特-冯-卡拉扬再说几句。当他1989年7月去世的时候，我正在芝加哥。我想起和他一起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成功。同时我也想到在过去十年当中他与自己乐团的关系发生了多么大的戏剧性变化。照我的理解，这里决定性的原因有三个：一方面是他的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他的跳跃式的决定以及随着年龄的增加折磨他的疾病导致他性格上出现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受到他的顾问的影响，他们有意地使他和乐团发生冲突并让他拒绝一切妥协。第三方面，我认为是负责的政治家们在策略上采取的错误态度。当然，对于柏林来说，卡拉扬是一种机遇。他和我们乐团一起成为德国音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著名代表。政治家们有一切理由感激和欢迎赫尔贝特-冯-卡拉扬，特别是在柏林墙建立起来之后和与此相关联的对于这个城市来说的生存问题。假如政治家们不那么总是巧妙地回避，本来不断发生的危机和那些没有结果的烦恼都是可以避免的。正是由于害怕卡拉扬在争吵的时候离开柏林，所以他们总是一让再让，这就给他和他的顾问们一种印象，他们在乐团可以放开手为所欲为。这样一来，政治家们就招致了那样一种他们恰恰想避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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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乐团，我想坚持我们从自己方面决不找茬挑起冲突——为什么要那样呢?和卡拉扬一起我们已经很好地合作了二十年，我们可以庆祝我们共同的伟大成就。在卡拉扬最后的十年里我们也只是自卫，开始的时候甚至非常克制，后来态度才渐渐地明显了。每一次冲突之后，我们都在结束的时候和乐团经理施台莱斯曼博土一起讨论，有时候甚至进行自我否定，为的是努力重建昔日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此外，这种情况在那些年里我们举行的各种音乐会中变得很明显：我们通过加强投入掩饰了卡拉扬由于健康造成的困难，他在音乐工作中也落下了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