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18世纪解剖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带给音乐艺术的冲击和改变当做是一个样本来研究的话，对比巴洛克时期单一动力化织体和古典浪漫主义时期在叙述和情感上瞬息万变的两种音乐形态，得到以下结论：在现代生活中，人的情感和思维日趋复杂、细微和丰富，其中有很多变化甚至是当事人都无法解释和追踪分析的。这种现代性，我姑且称之为“进化”，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同样是人类自身最难解释和追踪分析的音乐艺术来承载这种进化呢？随着现代科学和医学的研究发展，我们对人体自身的理解，已经从宏观上对器官、组织和细胞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到微观的神经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人体不同部位神经元之间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反应所引发的情感和思想的变化，使得对音乐作品的要求，必然也是精妙的、复合的，而不会呈现单一、初级的状态。这恐怕是我们常常提出的“要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真相——是音乐艺术的科学化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在创作中思考的首要问题。* z& w. I3 P0 \' s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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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美学原则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虽历经数千年多种文化的冲击和融合，而仍独具特色，并也曾对西方艺术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如何将其现代化，同样需要借鉴、吸收、对比、对照人类世界已有的、共同的美学方法论。音乐在承载上述想法的同时，其本身还要符合艺术逻辑和规律。与前述的美学原则相对应，这种逻辑不是单向的、初级的，而是一种更富思考性的、有温度、有力度的逻辑。那么，如何组织这种逻辑以达到古典美学原则的现代化呢？以“巾帼三部曲”为例，其多声思维均建立在中国古典线性发展原则和西方对位技术的有机结合之上。前者是从中国古琴音乐美学原则上提炼出来的，后者是借鉴了西方交响乐发展思维。试想，古琴的虚实、音色、指法等，在千年前便已通过非常细微的、精致的控制来阐述情感和思维。那么，将此观念扩大到民族管弦乐队上来，可以产生无穷的配器想象和音色组合。另一方面，西方交响乐由于对位技术的大量使用，而产生大理石铸成的圣殿般立体、宏大的音响，是中国线性思维美学原则主导下的音乐发展手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在“巾帼三部曲”的写作当中，我尝试将两种音乐逻辑有机而立体地结合起来，既注重对单一音色的发展、阐述和修饰，又强调织体的复合性、音乐材料的对位性。比如，在《半缘君》里，我将三个性格、情感不同的音乐材料交替发展，使用奏鸣曲思维，在发展手法上大量使用配器变奏、卡农模仿、三重复对位、高叠和弦重组等西方古典音乐技术，最终使细胞发展成为一个有机体。音乐材料本身的构成，是中国式的、线条感的，与《二泉印月》、《江河水》的旋法如出一辙。当然，揉合两种音乐逻辑，为“巾帼三部曲”带来新颖、有力的听觉感受的同时，也是乐队在最初排练时，一时难以理解和掌握音乐作品的原因。事实证明，一旦演奏家们在指挥的引领下，理解了作品的线性发展思维和纵向组织关系之后，音乐所带来的音色组合和情感张力，极为震撼。演奏家们在排练及演出之后乃至更长时间内，仍会对作品记忆犹新，主题材料在耳边萦绕，并且形态万千，这也是此创作手法行之有效的极好例证。 . \* e8 I, G1 o* }* t v) n5 {- d3 N' ^9 S N
也许是冥冥注定，最初女性题材的想法萌生，只是火花一现；最终，“巾帼三部曲”恰恰是在我孕期中完成的。在这个生命最特殊的时期里，我一边创作思考，同时感受自身的心态和认知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正面地验证了当初火花一现的想法。三部曲承载了我对创作发展和相关方法论的思考和探索。在学院和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下，这种以文化为根的思考和发展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有效成果。艺术险峰还在前，尚待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每一步坚实地走下来，回望的风景都如此独特和美好。这种思考和探索，我还将继续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