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近代乐府诗特点

  明清以来，小说戏曲更为广大读者和观众所喜爱，人们对诗文创作中的不景气现象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理论探索，如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格调说、神韵说和“诗界革命”等，就是这一历史时期诸种流派的代表。他们除了理论上的提倡、并在创作中实践自己的主张外，和其它一些诗人一样，也写了一些旧题、新题乐府诗，如张昱、陶凯、高启、李东阳、何景明、于谦、陈子龙、吴伟业、魏耕、朱彝尊、王士祯、查慎行、郑燮、张维屏、陆嵩、龚自珍、魏源、赵函、宋琦、黄遵宪、林纾、梁启超、秋瑾等。以上表明，从汉代以来的乐府诗，一直到明清近代仍延续不衰。
    明代乐府诗写伤时怀古之作的有张昱的《长平戈头歌》，高启的《悲歌》、《塞下曲》、《陇头水》，王桐乡的《荔枝香》，李东阳的《白马河》，何景明的《易水行》等。上列诸人之作，或谴责残暴屠杀，或反对穷兵黩武，或批判冒险行刺。写思夫怀远、游子客愁的有高启的《怀远曲》，何景明的《塘上行》；写民生疾苦的有徐渭的《张家槐》，陈子龙的《小车行》；写女子义烈的有李东阳的《渐台水》；写少年豪气的有高启的《少年行》等。在有明一代，高启的乐府诗又更突出一些。他留存至今的诗约有二千首，其中乐府诗就有一百余首。
    清代乐府诗，写民生疾苦之作特别多。如魏耕的《湖州行》，陆世仪的《钱塘行》，钱澄之的《捕匠行》，龚鼎孳的《岁暮行》，高一麟的《刈麦行》，申涵光的《春雪歌》，倪承茂的《苦寒行》，梁清标的《落日行》，刘义恕的《流民行》，刘廷玑的《劝农行》，朱彝尊的《马草行》、《女耕田行》，王士祯的《蚕租行》，赵执信的《甿入城行》，朱经的《地震行》，张金栋的《摘棉花行》，程含章的《小儿歌》等。上列诸人之作，涉及到租税、徭役和天灾人祸，其中不少作品写得十分深刻，如倪承茂《苦寒行》揭露贫富悬殊：“朱门贵客狐白裘，……谁怜路有冻死骨?”刘廷玑《劝农行》讽刺官府劝农扰民：“不来劝农农亦耕，……不劳再劝鸡犬惊。”赵执信《入城行》写官逼民反：“官私计尽生路死，不如却就城中死。一呼万应齐挥拳，胥吏奔散如飞烟。”还有一些怀古咏史之作，如杨思圣的《故宫行》，王士祯的《南将军庙行》；写军旅生活的有李必恒的《铙歌六章·从军乐》；写自然景物的有曹寅的《菜花歌》；写羁旅行役的有陶蔚的《苦寒行》；写当代政治大事的有吴伟业的《圆圆曲》等。这些乐府诗，成为清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我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史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廷的日益腐朽，人民大众的反帝爱国、思变图强这一时代主潮，也就构成了这个时期一切进步文学一一包括乐府诗歌的基本主题。在诗坛上，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出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黄遵宪《杂感》)等“诗界革命”主张。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的乐府诗，篇幅都比较长，形式自由，不避各种“流俗语”。主要作家有张维屏、魏源、周凯、龚自珍、赵函、叶兰、陆嵩、朱琦、林昌彝、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夏曾祐、谭嗣同、蒋自由、丘逢甲、秋瑾等。其中以黄遵宪的成就为最大。他们的作品，或写民生疾苦，如陆嵩的《鬻儿行》、曹楙坚的《卖牛行》、叶兰的《五五斛》、《且弥缝》，林昌彝的《市价行》，谭嗣同的《六盘山转谣》等；或颂扬抗敌爱国，谴责妥协投降，如张维屏的《三元里》，赵函的《哀虎门》、《哀吴淞》，朱琦的《关将军挽歌》，黄遵宪的《冯将军歌》、《东沟行》、《降将军歌》、《聂将军歌》等；或鼓动从军报国，赞扬武装革命斗争，如马君武的《从军行》，秋瑾的《宝刀歌》等；或谴责残忍屠杀行为，如周凯的《大将行》；或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如黄遵宪的《五禽言》；或歌颂侠客义士，如张维屏的《义侠行》；描写自然景物之美的有龚自珍的《西郊落花歌》，魏源的《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等。主张教育改革的有林纾的《闽中新乐府·村先生》等。这些作品都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思变图强的时代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