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项规定出台之后，花费公款的大批晚会停办，昔日以晚会收益为主的民歌手在搜索引擎上热度下滑，连基本的曝光率都难以维持。
本刊特约撰稿 |刘晨 高曦彤 钟易森
2014年，对众多以“主旋律”和“民族唱法”为关键词的歌星们来说，是一个难熬的年头。
惨淡经营的信号事实上在马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单上已经透露了出来。这台可能是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直播节目，一向被官方视作重要的宣传工作平台。
春晚的规则一般是歌舞、语言、戏曲等节目交替出现，这些节目的价值导向要绝对符合主旋律的方向。
语言类的主旋律一般是依靠冯巩、黄宏、蔡明等小品演员尽力在作品中植入人间真情和好人好事实现，而歌唱类节目往往直接被划分为两类：民族唱法的赞歌类节目和流行唱法的港台歌星。前者负责给广场、公园喷泉提供背景和谐旋律，后者则提供接下来一年里的手机彩铃、县城服装店音箱里的歌曲，以及KTV人人会唱的“最大公约歌”。
基于这种考量，无论电视观众的反馈如何，专精于“主旋律”的民族唱法歌手—尤其是各级文工团出身的“明星民歌手”—总能在这台晚会上，占据相当之多的戏份。
春晚：文工团戏份缩水
开始人们把民歌手的春晚沉寂归于冯小刚的新政，后来发现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2011年春晚是近几年来“文工团”系统戏码最重的一年，在全部32个节目中，15个节目有文工团演员参与，占到总数的46.9%，将近一半。接下来两年的龙年春晚和蛇年春晚上，都有10个节目由文工团演员参与，约占节目总数的1/4。
另一个更具说明力的指标是那些大牌民歌手的亮相。在2011-2013年的春晚舞台上，宋祖英、谭晶、祖海、张也、汤灿在内的几位大牌女歌手都担纲了晚会上的重要歌舞节目，宋祖英和谭晶两位歌星甚至每年都固定出现。
然而，这样的情况在2014年的春晚上出现了令人预料不到的变化。包括宋祖英和谭晶在内，此前一直在春晚舞台上活跃的民歌手们竟然无一出现。
整台晚会上最出名的几位民歌手都被安排在了晚会例行的最后一个节目《难忘今宵》中参加合唱—李谷一、蒋大为、蔡国庆、关牧村这样的阵容，比照往届显得颇为奢侈，不免让人觉得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
宋祖英用“国外演出”为理由解释了自己连续24年参加春晚这一历史性纪录的中断。当时就有许多媒体注意到了马年春晚上民歌手退潮的现象，但当时看来比较显见的一种解释是，以迎合市场口味为特长的晚会导演冯小刚，主动对春晚演员的构成做了改造，在减少“官方”色彩的同时，为更具市场号召力的流行歌星提供了更大的舞台空间。
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根据，例如有关中国关键宣传语汇“中国梦”的歌曲，就未像往常那样由民歌手以“民族唱法”献唱，而是选择让颇具亲和力的影视红星黄渤用一首流行风格的轻快歌曲演绎了出来。电视画面上，黄渤身穿爱马仕工作服，一边在跑步机上边走边唱。
然而，人们逐渐发现，民歌手的遇冷，并不是春晚一台晚会的独有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知名民歌手们，无论是登台亮相的机会，还是见诸报端的频率，都始终没有恢复到公众往年所熟悉的程度。
搜索引擎：他们的消息越来越少
和流行歌手出唱片、演影视、接广告和录通告相比，民歌手保持曝光的方式是，上晚会、去慰问和开两会。
这一现象可以在新闻数据上得到验证：选取一组最有知名度的民歌手作为观察样本，通过新闻搜索的方式，对其2013-2014年间的媒体曝光频次做数据统计后可以发现，民歌手遇冷既非个案现象，也不是从“马年春晚”才开始，而是在2013年下半年开始就大范围地发生。
中国军队文工团按照所属组织的级别划分，以总政、空政、海政、二炮、武警五家文工团为最高级别，下属演员水平和知名度亦最高。以上样本，主要覆盖了这五家文工团中级别和职称均较高的明星演员。
按照性别分为男、女两组，在百度新闻搜索上，以“歌手名+晚会/慰问”的关键词进行新闻检索并按照时间排序后（“演出”、“演唱”之类的关键词因噪音较多，予以排除），得到的结果如图所示。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以2013年年中为节点，民歌手参加演出的新闻报道显著减少。2013年上下两个半年的曝光频率落差尤其明显，环比下降比率分别达到了82%（女歌手）、76%（男歌手）。以上半年为周期做同期比较，2014年与2013年的落差更大，男女歌手的曝光率都减少了九成。这样的现象验证了公众在直观上的认知：民歌手们似乎集体“隐形”了。
和曝光率减少同时发生的，还有负面新闻的密集出现—这很大程度上是坊间对民歌手消失现象的一种解释逻辑。有时这样的推测和事实相去不远，例如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情妇、原铁路文工团歌手罗菲就在2013年11月获刑，中国煤矿文工团原团长张成祥也在2013年底被“双规”。
和反腐有无关联
民歌手的大规模沉寂时间，正好和反腐风暴持续加强的时间点有关联度。
将民歌手消失的现象和“反腐败”结合起来考虑会发现，民歌手们开始消失的2013年下半年-2014年上半年，确实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反腐风暴”的持续深入，在时间上有相当的关联度。
另一方面，由于文工团系统和民歌手职业身份的特殊性，这些歌手相较一般的民间歌手，确实获得了更多与官员产生交流互动的机会。
在知名民歌手中，不乏和高官过从甚密者，有的歌手本身就拥有不低的行政级别，这就给了公众足够大的想象空间。过往民歌手深陷贪腐丑闻的案例，也确实不在少数：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贪腐案：2013年11月7日，原中国铁路文工团歌唱女演员罗菲，在北京市二中院出庭受审。她被控掩饰、隐瞒张曙光的受贿犯罪所得共计198万余元，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罗菲当庭认罪。
原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张成祥贪腐案：2013年11月21日，国家安监总局透露，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张成祥被双规，已免去其职务。初步查明，在担任黑龙江煤监局局长等任内，张成祥受贿人民币1343万元，美元13万元，欧元2.5万元。在黑龙江、大连、海南、北京有多套住房。通报中未提及其有生活作风问题。
除上述见诸公开报道的贪腐案件以外，知名民歌手牵涉官员贪腐案件的未经证实的传闻亦有不少。
因政治宣传需要而在革命时期便萌芽，并逐渐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文艺兵系统的“文工团”，其文艺生产模式与市场化的文艺团体、艺人、明星区别极大。
削减晚会才是最直接的影响
削减晚会可能直接导致了曝光率下降和收入的缩水。
在当前中央“反腐风暴”的压力之下，许多民歌手或主动避险，或被动与贪腐案件牵连，因而不再抛头露面—许多坊间传闻，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被炮制出来。但从公开的报道来看，中央对贪腐案件的调查，对民歌手的影响算不上是普遍现象。
同时，中央的反腐行动，却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对民歌手们的命运进行了尽管并不直接却影响深远的干预。
2013年8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这份通知被认为是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反腐倡廉的“八项规定”在文艺演出领域的一次升级。
通知指出：“文艺晚会包括节庆演出过多过滥……特别是财政出资或摊派资金举办的晚会，容易助长不正之风，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群众意见很大……要加强电视文艺晚会播出和宣传的管理，对上星综合频道播出电视文艺晚会实行总量调控，避免晚会播出扎堆”。
这份文件的关键词在于“电视文艺晚会”以及“财政出资或摊派资金举办的晚会”，这两者都和“文工团”、“民歌手”有直接关系。
民歌手们活跃的舞台，往往和大众市场脱钩。直接面向社会或者市场的演出方式，对于文工团而言，一是因为产品脱离市场，市场难以打开；二是因为商业、社会演出经常要让位于政治演出任务，因此在民歌手们的演出结构中，比重不大。因此，民歌手们要获得演出机会，更多的是依赖于“财政出资或摊派资金举办的晚会”。 据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各类国有院团每年得到的政府补贴约50.06亿元，而民营团体仅为2.39亿元。由此可见，《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对于各类公费文艺演出的打击程度，要远远大于对单纯市场导向的商业演出。
另一方面，民歌手这类“文艺明星”的曝光，主要还是依赖于主流媒体。曾经有过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民族歌曲”、“爱国歌曲”是中国文艺舞台上唯一被认可的歌曲表演形式—其他诸如流行歌曲、摇滚音乐之类，都被斥之为“靡靡之音”。在这种政治宣传动机的推动下，民歌手一度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麦霸”。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这样的认知早已从事实上被打破。
对于民歌手赖以获得演出机会和经济收入的公费演出市场，以及其得以获取公众知名度的电视晚会市场，《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也意味着民歌手的演艺机会被《通知》限制了，他们的受限程度比依靠商业演出、社会演出发展的民间歌手们更大。
《通知》对演出市场的约束效果立竿见影。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每年发布的《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连续多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的文艺演出市场，在2013年突然急转直下。
2011年，中国演出市场规模创历史新高，达到233.3亿元，直接票房收入120.9亿元，同比增长11.9%。全年演出市场规模超500亿元，演出总收入355.9亿元，同比涨幅高达75.1%。然而《2013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演出市场总规模缩水为463亿元，环比下降9.0%。票房收入131.1亿元，环比下降2.9%。
演出市场全面缩水的大背景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民歌手们。他们的舞台空间被迅速压缩，这也直接体现在他们的新闻曝光率上—民歌手们看上去集体“隐形”了。
部队对文工团越管越严
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断了民歌手出去参加商业活动的可能。
就在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的当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重申纪律、严控商业活动：“严格控制文艺晚会的投入，不得过度包装，严格晚会经费预算和监督管理，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原则上不搞大型文艺晚会”、“严格控制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电视台选秀类节目，禁止参加有损军队和军人形象的演出活动，禁止参加私人举办的演出活动和在歌厅、酒吧等场所演出。”这一“规定”进一步放大了此前“通知”释放的政策信号。
《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的出台，从根本上说，是要求“文工团”回归其传统属性，即服务于军队需要的服务型部门，而不是自成一体，兼享社会、经济、政治三重红利的“特别”部门。
即便这样的建制短期内仍然会存在并发挥作用，但民歌手们在军队内外可能很难再现2013年以前的地位。
在《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和《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两份文件的双重压力下，本就与商业演出市场脱钩的民歌手，在系统内部的演出活动空间也被挤压，军队内部对这个群体的需求也大不如前，各方面的境遇可谓一落千丈。
据文化部网站的消息，《通知》和《规定》出台以来，中国各类剧院的出租率和上座率都有大幅下降，项目亏损率提升了50%，直接导致许多长期活跃在节庆晚会舞台上的歌手“销声匿迹”。
在《通知》和《规定》出台后3个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节中，《决定》称：“优化军队规模结构，调整改善军兵种比例、官兵比例、部队与机关比例，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
作为军中最具影响力的“非战斗机构和人员”，“文工团”和“民歌手”们显然是被调整的目标。
《南方周末》援引军队知情人士的说法，称本次调整力度将会很大：“2013年新一轮改革之后，军队文艺单位可能被调低级别，文艺明星的军衔和对应待遇可能调低。人员的使用形式（军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会改变，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
“特招”一度是军队文工团丰富人才和产品线的一种方式，2010年，汤灿被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特招，二炮文工团的超女纪敏佳和凤凰传奇，都是特招入伍的例子。
凤凰传奇在2009年悄然入伍，到2011年逐渐被人们知道了军人身份，此后他们曾经穿着军装上过访谈类节目，玲花还一度谈到慰问演出的辛苦。不过最晚在2013年，二人转业恢复地方身份，和那些民歌手不同，他们有自己的群众基础，如果不能大量接商业演出，在收益上是不合适的。转业后两人举行了跨年演唱会，收获颇丰。
民歌手们的政治功能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退化之后，一度通过与体制相结合的方式，找到了面向市场和社会的演出空间，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民歌手”式的生存逻辑。而今却在中央一系列反腐、改革的政策中，迅速地失掉了经年积累的政治和市场红利。
民歌手们还要消失多久？从种种政策信号来看，这会是一次相当长时间的“集体沉寂”，甚至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