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五届人大通过修改国歌歌词，陈登科坚决反对：新歌词缺乏激情

小宝一号 · 发表于 2023-5-9 03:10:15

78年五届人大通过修改国歌歌词，陈登科坚决反对：新歌词缺乏激情

1978年五届人大通过修改国歌歌词，陈登科坚决反对，认为新歌词缺乏激情。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举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做准备。筹备会议共分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并提出国旗、国歌和国徽的方案。

图|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向全国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的方案，整个评选的过程中，不仅有小组成员参加，还有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与。

在各方的热烈讨论下，尽管对于国旗的设计意见不一，但五星红旗的方案最终在9月26日的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得到了一致通过，镰刀和斧头图案被取消。

然而，国徽方案的确定就没有那么顺利了，直到1950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才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

同样地，国歌的确认也经历了几番波折。虽然方案经过向全国征集并在政协会议上讨论，但最终没有一首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

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典礼的重要性，国徽可以暂缺，但国歌却不能没有，于是大家绞尽脑汁，希望能选出一首合适的国歌。

然而时间紧迫，提交上来的方案在歌词和曲谱上都很难令人满意。眼看着新政协会议的日子越来越近，第六小组的成员也愈发紧张起来。

马叙伦和沈雁冰在向中央提交报告时，提出必须再次征集国歌，从现有的革命歌曲中选择合适的歌曲。周恩来向他们推荐了《义勇军进行曲》，认为这是最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歌曲，且大部分人都会唱。

在第六小组的讨论中，有人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个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如今，《义勇军进行曲》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歌曲，很多人会唱。

据说，曾经有过中国撤侨的工作人员回忆，侨民丢失了护照，他们会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虽然《义勇军进行曲》最终被选为国歌，但其过程也充满了波折，这要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1934年，上海电通公司决定筹拍一部电影，田汉仅用极短时间就创作出了一份电影剧本的梗概，取名《凤凰的再生》。

不料田汉在创作剧本期间，就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罪名逮捕，当时电通公司就聘请了孙师毅依照田汉未完成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剧本，孙师毅后来征得了田汉的同意，将剧本更名为《风云儿女》。

许幸之导演接手拍摄这部影片时，影片没有主题曲。身在狱中的田汉仍不住地构思剧本的创作。田汉依托于剧情，原计划创作一首长诗，即为剧中主人公辛白华创作的《万里长城》，而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只是该诗的一节。

孙师毅接手剧本创作时，这首诗是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不是写在纸张上的，而是写在一张香烟盒中的锡纸上。因锡纸的衬纸被茶水沾湿，看不清字迹。

田汉被捕入狱后，妻子林维中到狱中探望，借着探监的机会将田汉写在香烟锡纸上的歌词带出。

田汉的《入狱》一诗是写在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由于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当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他立即找到夏衍，希望能为田汉为电影写的这首主题歌《风云儿女》作曲。

虽然田汉的这首长诗只是初稿，但聂耳凭借他的天赋在短时间内就创作出了曲谱，这真是个奇迹。

“国歌一时制定不出来，是否可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在国歌征集方案不符合各方要求和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义勇军进行曲》因其高传唱度和群众接受度被选为代国歌。

徐悲鸿表示，许多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会选择代国歌，苏联建国之初曾用《国际歌》为代国歌，法国的《马赛曲》也是悲壮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与它类似，它曾激励了无数的中华儿女，今天也将继续鼓舞人民前进。

虽然有代表认为歌词的立意已经不符合当前形势，毕竟《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战时期，而如今国内已经和平稳定，社会各个阶级齐心协力建设国家，与歌词的意思不符。

李立三也建议修改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梁思成、黄炎培等人反对修改，他们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词曲浑然天成，改动会影响其完整性。

周恩来支持不修改原歌词：“只有用原来的歌词，才能激发情感。如果修改，唱起来就会失去那种情感。”

在周总理的座谈会上，毛主席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同意不修改原词，并做了总结：“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是最好的选择，我认为就这样确定下来吧。

歌词不需要改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认为没有。尽管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我们仍然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

为了实现中国完全独立解放，我们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原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只是被定为代国歌。

这是因为9月26日才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而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就要使用，留给解放军军乐团排练的时间非常紧张。

据开国大典联合军乐团指挥罗恩回忆，9月27日《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但由于保密的需要，他并没有立即收到消息，直到9月29日，《人民日报》上刊载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曲谱后，他才正式得知这一消息，因此从确定乐器到排练，整个过程只有1天。

更关键的是，开国大典联合军乐团需要排练三首曲子，即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东方红》；典礼开始时，演奏国歌；阅兵式过程中，演奏阅兵乐曲。

然而，开国大典最终呈现的效果却非常成功。罗恩直到晚年仍然为此感到骄傲：“在开国大典上，200人演奏，没有错一个音符！

”

从代国歌到国歌，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历经坎坷。特殊年代的“叛徒”帽子，让国歌只能演奏，不能歌唱。直到1976年，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社会面貌巨变，国歌有词的问题再次被提出。

有人主张修改歌词，有人主张恢复原词。著名作家陈登科坚决反对修改，认为新歌词情感空洞，无法与田汉的原歌词相提并论。

尽管田汉的问题尚未澄清，但陈登科始终对原歌词怀有深深的情感。

1978年3月5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歌词由李焕之创作。

尽管它在人们心目中并未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仍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人民的愿望。不同的人对新歌词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其政治性强，内容高度概括，气势雄伟，而有人则认为其过于简单，只是口号式语句的堆砌。

1979年6月，陈登科作为文艺界代表，第一个提出议案，要求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歌词。

陈登科在人代会上提出了恢复原国歌歌词的议案。他发现，熟悉完整唱出国歌的人寥寥无几，甚至全国人大代表都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这让他感到非常气愤。

经过与肖马、韩瀚商量，陈登科在议案中阐述了恢复原国歌歌词的三个理由：一是原歌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选定并经人大通过决定的；二是现行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所欠缺，无法激发人们的热情；三是原词作者田汉已经平反，作品也应该得到尊重。

虽然陈登科的提议遭到了一些反对声音，但他坚信这是对国家尊严和艺术完整的尊重。

陈登科在五届三次、四次人代会上不断提交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议案，直到1982年12月4日，五届五次人代会上，大会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然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的转正之路并不容易。1954年9月20日，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虽然明确了国旗、国徽，但并未提及国歌。

直到2003年，中共中央两次决定修改宪法部分内容，来自各省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代表一致认为应该把国歌写入宪法。

他们认为，国歌与国旗、国徽一样，都是国家主权的象征。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有人提议修改国歌歌词，仍然遵循着“过时论”的逻辑。

他们认为，在奥运会领奖台和和平友好外交仪式等场合反复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国歌歌词已不合时宜，国歌歌词未能传承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不能适应中国现实国情、服务中国的未来，也没有面向世界。

然而，这一次修改歌词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响应，因为原歌词自抗战时期一直唱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人们对原歌词已经充满了感情。

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并于同年10月1日生效，标志着国歌作为国家第一声音，正式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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