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座包厢（短篇小说）

sina · 发表于 2016-7-29 06:58:55

前不久揭晓的江苏省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扬州有3名作者获得殊荣，其中，汤成难的《软座包厢》入围短篇小说奖，王巨成的《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入围儿童文学奖，邵晓舟的《燃犀奇谈》入围网络文学奖。

紫金山文学奖是江苏省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被称为“江苏的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并得到了国内文学界的充分认可。因篇幅有限，本期本版仅刊发《软座包厢》，以飨读者。

《软座包厢》讲述的正是一个发生在软座包厢里的故事。从“我”的角度，冷眼旁观身边的三个人——“男一号”、“女一号”、“女二号”，而“女二号”的一个电话似乎将无形中本来命运没有交集的四个人联结在了一起。在现代社会里，时代节奏加快，人与人的关系从曾经的守望相助逐渐变得冷淡而疏离。然而人的内心其实都渴望温暖、害怕冷漠，可如何拒绝冷漠呢？小说虽然没有从正面给我们答案，但结尾留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也留下太多值得反思的空白。

我要去B城参加一个笔会，决定去之前将名单来回看了很久，发觉并没有熟悉的人，才答应主办方，开始收拾行李。这样做主要因为我害怕置身于一群熟人之中，尤其是半生不熟的，但凡这类活动上出现的，基本属于那种碰过几次面，听说过对方的名字，或者阅读过一些他或她的文字等等，所以交情并不深，但认识，就因为这个“认识”，常常出于礼貌或尊重，要向对方寒暄，或者接受对方的寒暄。相较于在陌生的人群里，这种感觉会好些，因为寒暄可以省却了，也没有人命令你的嘴巴必须行使说话功能，你可以专注把玩手机，或者朝着一处发呆，甚至将陌生人一个个的揣摩过去，找点儿小说素材什么的，最终达到参加笔会的意义。

我是从Z城出发的，为节约时间，选择了高铁。这是这些年来的一个习惯，即常常以节约时间为根本原则——但我并不知道那些被节约下来的时间又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现在，我将乘坐高铁代替普通火车而节约的两个钟头用在了候车厅，与一群和我一样在把玩手机、发呆或揣摩别人的人坐在一起。出于以上三种状态，或者因为过于专注，我差点儿错过了检票时间。我常常想，如果时间倒回二十年，人们在候车时干些什么呢？那时没有手机，当然，也没有时速惊人的高铁。

由于迟到，走进软座包厢时其他人都坐定了，两个旅行箱堵在门口，好像两个门神似的，我问是谁的，没人理睬，几双眼睛瞟了一眼后又事不关己地望向窗外。我只好用脚向前推，挤进来，对上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车厢里连我四人，两男两女，对面是一个胖男人和一个胖女人，年龄都不大，二十来岁的样子；我的右侧是一位年纪和体型都与我相仿的姑娘，很瘦。这种坐法挺有趣的，一男一女，交叉而坐，好像上帝的有意为之。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和我的邻座以及对面男女搭讪的冲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再一次发觉嘴巴说话功能的退化，这和手机的出现有没有关系，很难说。

我没有把玩手机，也没有看窗外，而是对着包厢里的几个人一阵揣摩。便于叙述，我将他们进行了编号，胖男子叫男一号，胖女子为女一号，我身旁的姑娘自然就是女二号了，这很有电影的味道。

女一号穿了一身与身体尺寸不相符的衣服，很紧，把胸口处勒得鼓鼓的，或者原本就是鼓鼓的。她低头听歌，耳机隐藏在清汤挂面式的头发里。手机里播的什么歌曲听不清楚，但很吵，叽叽喳喳的，这声音有点儿扰乱我的思绪，使我不能专注地想一些事情，所以总想提醒她声音小点。刚欲开口，女一号就把脑袋抬起来，看着我，那种眼神很无辜，好像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毫无关系似的。

我终究没有说话，也戴上耳机，用一种声音抵御另一种声音，但我不想听歌，调拨了一番后又把手机关闭。在做这些的时候，男一号一直愣愣地看我，我以为他有话要说，这种感觉非常不好，我并不想搭讪，我觉得此时我的嘴巴比我的身体更需要休息。但很久过去了，他仍然用这种眼神看我，依然没有说话，后来我想了，或许我也是他发呆的一部分。

此时的软座包厢挺安静的，四个人不约而同地望着窗外，而窗外什么都没有，可能正是这种“什么都没有”的景色才吸引我们，尤其是男一号，他甚至把脸贴在玻璃上，屁股在暗地里搜寻一种舒服的姿势。我想起运载家禽的车辆，那些猪啊鸡啊鹅啊，被装在一只只铁笼子里从一处运往另一处，它们也不发出声音，两只眼睛漠然地看着窗外，就像现在的我们。

突然，女二号笑了起来，对着车窗玻璃，好像发现了什么。这使男一号抬起他那尊笨重的屁股也看向窗外，依然“什么都没有”。男一号又坐回原来的姿势，继续冲我发呆；女一号则扫了一眼后也把脑袋埋下去，清汤挂面遮住了整张脸。但女二号的笑声没有停止，好像用这样的笑声使我们对她进行“发现”。请允许我此时用了一个“我们”。

猜出来了吗？女二号止住笑声问道。我们三人一阵面面相觑，最后目光落在了女二号塞在耳朵里的耳机上，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和我们说话，而是对着电话里的另一个人，大概那人没有猜出她是谁。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她向电话那头抱怨，你怎么就听不出我声音了，我是小青，小青啊。

终究记起来了，电话那头给予了回复，大约又问了些什么，女二号不停地笑，说，我去天津办事，你不是在天津吗？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我现在在高铁上——

说真的，我并不想关注别人的电话，挺没意思的，但女二号的声音特别的——特别什么——我还没想出一个准确的形容词，她的声音使我置身于一片刺槐丛里，浑身不自在。她称对方哥哥，也有可能是谷谷，她说谷谷，你是不是还是老样子啊，我也是老样子，单身一个，我妈总是说我二十七八岁的人了，也不把自己给嫁了，我妈她不知道，这年头嫁人比杀人还需要勇气。

女二号滔滔不绝起来，对着那个叫做谷谷或者哥哥的人，然后又发了一阵感慨，她说，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让两个不会水的人一起跳水，走上跳台，得把眼睛闭上，一头栽进水池也就得了，可我现在已经把眼睛睁开了，我看见了水在下面不停地暗涌着，那简直是一个大窟窿。你说我怎么还敢跳呢？不过几年前我是可以的，那时刚从南大毕业，觉得世界美好，可那时忙着“为国家做出贡献”，没时间找个陪你跳水的人。现在倒好，几年新闻跑下来，就像干了一辈子似的，谷谷，你说，干了五年新闻怎么就跟干了一辈子似的呢，这大千世界全被你看在眼里，每天没有点儿烧杀抢打好像都对不住这世界似的……

我已经没兴趣继续听下去，因为女二号开始讲述一些社会新闻什么的，这些众所周知的——新闻——已不足以称作为新闻，就像你告诉另一个人，某某地区某某时候发生了一场地震，这样的新闻可能每天都会出现，人们都习惯了——每天以不同的形式死掉一些。

我不想听女二号电话的原因还因为我有了困意，再说，我已从电话里掌握了一些基本信息，女二号：小青，女，二十七岁（也有可能二十八岁），未婚，南大，新闻工作者。这些信息对我来说意义不大，要不是她的声音超出了应有的素养范围，我是不会关注的。我想我真的困了，把旅行箱和背包仔细查看了一番便立即睡去。

我应该是睡着了，睡了一小会儿，还做了个梦，梦里正在参加笔会，一群一群的人啊，听着会议，吃着招待餐，整个笔会过程几乎所有人都在低头把玩手机，好像一离开这个玩意儿，就会胸闷心悸，呼吸困难。在会场上，我还遇见了一个熟悉的朋友，我们曾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我们只习惯用手机信息交往，突然面对面的时候，竟说不出话来。整个笔会我都想着是否要搭讪一下，或者在分别时和她说一句“再见”什么的。

但我还是醒来了，女二号的声音将我从梦境中拽了出来——她还在打电话。

醒来后的软座包厢里，女一号已经不再听歌，正在手机上玩一种“切水果”的游戏，她用粗笨的手指在手机屏上划着，然后那些色彩鲜艳的水果便炸得汁水四溅；男一号依然保持发呆状态，但已经不是对着我，而是转向女二号；后者仍在打电话，和那个叫做“谷谷”或“哥哥”的人。

我不知道一觉醒来高铁已经到达何处？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我挪了挪身子，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那些千篇一律的模样使我无法判断到达了哪个城市。

到济南了，现在已经到达济南了。女二号突然说道，她应该是告诉电话里的“谷谷”。她说谷谷你还记得济南那次记者会吗？那次办得多好啊，会议发的纪念手表我现在还戴着呢——

我转过脸看她的手腕，果然有一只手表，浅蓝色的，户外运动的那种。女二号又讲述与手表有关的话题，但我已经不想听了，然而并不是我选择不听就可以不听，她的声音毫无阻拦地传进我的耳朵，这使我十分急躁，以致厌烦——她凭什么打破我们应有的宁静。

男一号和女一号脸上也出现了相应的不悦，纷纷抬起头看向我，眼睛里多了同仇敌忾。接收了这样的目光后，我的内心舒坦一些——女二号的电话将我们三人遣向了同一战壕。但我们始终没有说话，用一种鄙夷的眼神在软座包厢里扫来扫去。

女一号结束“切水果”的游戏又重新打开音乐，耳机塞得紧紧的。这个时候分外觉得手机真是个好东西。男一号也掏出手机把玩了一阵，看了看图片和视频，看了一阵，然后走出包厢，可能是方便去，可能是为了更好地看看“什么都没有”的窗外。我则开始打量女二号，还能干什么呢我？

刚才说了女二号和我一样，很瘦，现在发觉不能用简单的“瘦”字形容她，我想起一个词语：瘦削。十分形象，贴着骨头削过一般，女二号的腿和胳膊，基本上看不出有“肉”的迹象，尤其是那张脸，苍白，纤弱，下颚尖尖，说话间隙的时候，那张嘴就会半张着，像是对什么事表示不理解，又好像是等待对方的一声抱怨或批评什么的。她用没有握手机的那只手从包里拿出一瓶饮料，夹在两腿之间，一拧，就着嘴边轻轻抿一口，好像并不是为了解渴，而是为了完成某一个动作。然而这一动作还是让她给呛着了，不住地咳嗽起来。尔后，她把脸又转向窗外，只留给我一个隐约泛着青筋的侧面。

此时的女二号让我想起一个人，黛玉，掩面咳血的黛玉，我想她如此之瘦，身体应该不太健康，或者有病。

我后来病了，济南回来那次。女二号忽然说道，耳机线像两道青筋逶迤在脸侧。她说谷谷，我从济南回来后就病了。

果真猜中了，我甚至为自己的正确判断感到得意。女二号说，我从济南回来就接到一个采访任务，一个生命垂危的肺癌女孩，我陪她度过了最后一个礼拜，我问女孩最想完成的心愿是什么？她说她想去海边，和好多好多的朋友。是的，她已经没有朋友了，没有人来看望她，因为肺癌。她每天躺在一堆白色里，眼睛看着窗外，那是二十七层的高度，窗外连一只鸟都没有。她的父亲每天来医院，向医生打听情况，打听距离死亡的准确时间。她的母亲怀孕了，所以不能来，怎么说呢，对于这个家庭，怀孕应该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女孩很可怜，我好像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躺在白色的床单上。我每天都去看她，我不能带她去看海，因为离开呼吸机她就会死去，我给她看大海的图片，给她读关于友谊的书籍，我读着《追风筝的人》，读《肖申克的救赎》，“我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不能静静地坐下来思考，我想只有那些重获自由即将踏上新征程的人们，才能感受到这种即将揭开未来神秘面纱的激动心情。我希望跨越千山万水握住朋友的手；我希望太平洋的海水如同梦中的一样蓝……”我们一起朗读和背诵着，常常被这些文字搞得泪流满面。

我把脸转向女二号，她的声音和她的肩膀一样突然抖得厉害，身子很轻薄，如同一片纸贴在床壁上。她微闭着眼睛，嘴依旧半张着，眼皮上毛细血管清晰可见，然后一颗眼泪就从那些不太浓密的睫毛下悄悄溜了出来。她说女孩去世后自己也病了，不是肺病，而是精神官能症，整夜整夜的失眠，焦虑，头痛，绝望。我不想继续活下去了，她对“谷谷”说。

我以为我不再害怕听到死亡的讯息，因为这个世界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人在死去，灾难，意外事件……但是肺癌女孩的离开让我感到绝望，去世那天我在她身旁，医生用白布将她裹起来放到一副移动担架上，她轻得像一片叶子，谷谷，你知道吗？那一刻，我觉得死去的那个女孩正是自己……

软座包厢里安静起来，女二号的声音像水一样在悠悠流淌。

男一号不再看着窗外，而是冲着女二号发呆，或者在听；女一号也抬起头，清汤挂面后的眼睛里有了内容，手机的音乐不知道什么时候旋小了，或者关闭了。我们，对，我们，此时都在悄悄且认真倾听着女二号的叙述。

窗外阳光突然暗了下去，突如其来的黑暗使软座包厢变得狭小和安静起来，女二号倾斜着身子，不急不缓地和“谷谷”讲述自己的事情，又像是在和我们讲述一样。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该说些什么，和女一号，和男一号，抑或是女二号。这些年来，很多感知变得麻木和淡然，也害怕和身边人进行所谓的交流，就像现在。

四个人之间的距离不知什么时候挨得近了，大概是黑暗的原因，女二号问“谷谷”，听说过精神官能症么？那是一种叫人绝望的病，它像一个厌烦却又甩不掉的家伙，时时刻刻提醒你，死吧，死去吧。它不会摧残你的肉体，却会一点一点地啃噬你的精神，让你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透顶——

她的声音比先前低了下去，眼睛依旧微闭着，青色的眼皮不停地跳动，有时往嘴边抿一口水，抿一小口，也被呛住了，然后猛烈咳嗽。此时我多么希望电话那头的谷谷或者哥哥能给她一点安慰，或者，就让软座包厢的柔软靠背给她一点温度吧。

过了一会，她努力坐直身体，脸依旧贴在玻璃上，留下一个棱角分明的影子。她说她想起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墓志铭，最伟大的冒险不是死亡，而是活着。精神官能症折磨着我，我开始羡慕那个肺癌女孩，我也想像她那样平静地死去——

女二号轻轻叹息着，一只手托着尖尖下颚。软座包厢又安静下去了，四个人不约而同地看着窗外。突然，女二号猛地又笑起来，像起初一样突兀。她说，嗨，谷谷，谷谷。她叫着电话那头的人，语气兴奋，天津到了天津到了，我要到站了——

城市在玻璃窗外出现，车速缓慢下来。她起身把旅行包收拾好，刚才阻挡我进门的两个“门神”被拽在手里，做这些的时候，她依然在说话，和那个我们并不认识的“谷谷”说话，她说，天津有大麻花和狗不理包子吧，唔，我不想吃这个，还有什么，谷谷你想请我吃什么呢——

我想如果我是那个谷谷，我该请她吃什么呢——

车稳稳地停下来，女二号一边说着吃什么的话题一边向门口走去，就在她转身离开的一瞬间，我突然看见了那副耳机，那副挂在她脸颊两侧的耳机——它像一根茫然不知所措却在不停攀登的藤蔓一样空悬着——它并没有与手机连接。

高铁又开始缓缓启动，下一站将是我要达到的B城，软座包厢里补进了一位乘客。男一号，女一号，还有我，我们都没有说话，保持着软座包厢的这一宁静。女二号已经随着人流走向了出口，太阳完全沉下去了，黑暗涌上来，她的声音还在我的耳边。此时，我多么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在天津，在她抵达的这个城市里，他叫谷谷，或者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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