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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971年美国兵乓球队访华是公认的中美恢复邦交的基石，但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的中国之行仍然被称为历史性的“破冰之旅”。此后，费城交响乐团又分别于1993年、1996年、2000年、2008年、2010年和2012年多次赴华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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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6 f4 v) T: f7 X% `& B+ | 2011年9月，国家大剧院与费城交响乐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商定从2012年5月起开始五年的合作，包括每年来大剧院演出和举办大师班等。在一系列持续性的演出合作、艺术普及活动中，担负起了在北京传递古典音乐艺术的使命。# H' s$ Q2 _7 H% y+ s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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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为纪念乐团首次访华35周年暨中美建交30周年，费城交响乐团在1973年后第五次访华演出，也是最“原汁原味”的一次。这是乐团第一次在同一次巡演中重现两首当年的重头曲目——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和中国经典《黄河协奏曲》。此次访华的乐团成员中有10名乐手参加了当年的演出。5 _0 s& {# [. z/ S! a4 U!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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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4、26日，费城交响乐团将在指挥大师雅尼克-涅杰瑟贡的带领下再次登陆国家大剧院，奏响光辉灿烂的“费城之声”。6 R F- y; t;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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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就在演出的间隙，费城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还将前往丰台一小和丰台二中，指挥学生乐团。0 J, x: R7 r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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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在签订外交条约”- w# D/ M9 o/ f* F
- H5 ^! j, z0 r0 S 1971年，为了给中美破冰铺平道路，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等人商榷中美建交的事宜。在此之前，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尤金-奥曼迪曾给尼克松写过一封信，建议他将乐团送去中国访问演出，作为一份友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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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事件。”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双方一致认为，由世界上最杰出交响乐团之一到中国的访问演出，展现出我们之间关系的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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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7 w/ ~2 l+ j- B- L" k8 w1 I 1973年，作为当时刚刚成立的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政治部主任，卜励德顺理成章地被委派为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的铺路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即使确定节目单的过程都是在长久隔阂的两个世界间寻找支点。以卜励德的话说“就像是在签订外交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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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 I# P+ b# O4 C" q 虽然事前经过多次磨合——节目单已经被反复讨论和修改——但直到乐团乘坐的飞机还有25分钟即将在上海着陆，他才获知“田园”是中方坚持要求演出的作品，没有讨论的余地。但如何说服率队指挥奥曼迪 (Eugene Ormandy)接受“田园”却是一个难题。% c5 p G4 s# 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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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奥曼迪这样一个天才音乐家也有所偏好。乐评界普遍认为，他对德彪西、柴可夫斯基和巴赫的演绎远远好于贝多芬、勃拉姆斯和莫扎特。而“田园”又恰恰是奥曼迪最不喜欢的一曲“贝多芬”。“第五和第七都可以，就是不想演这个第六。”奥曼迪临行前就已经明确表示。1 Q1 W8 r2 h* P/ ^. H/ s$ x. ~
6 N' g' |4 b* d5 j9 S 卜励德却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把“田园”列入节目单，也许整个演出将无限期推迟。这对于正在试图以文化探路恢复邦交的中美两国，可能意味着一次外交上的失败。他开始调动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向刚下飞机的奥曼迪解释“田园”不可或缺的原因。37岁的卜励德告诉74岁的指挥家，中国的革命是发起于农村的革命，“田园”中描述的自然风光让革命者感到熟悉和亲切，第三乐章中的暴风雨是革命经历的磨难的写照，而第四乐章表达的欢快情绪正与革命胜利后的喜悦合拍。“我知道一点中国革命史，不过这些解释其实都是我急中生智临时编出来的。”卜励德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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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 Z. q' Q- y H+ Z2 n2 R- H 奥曼迪终于被说服了，但没有准备演奏“田园”的乐团，根本没有带这首曲子的乐谱。经过中方紧急搜寻，不同版本的乐谱被送到奥曼迪手上。但当时的中国几乎是西方音乐的禁区，这些乐谱都是手抄本，很多地方并不准确。奥曼迪发挥了他为人称道的超强的记谱能力。他的指挥棒成了最可靠的路标，引领整个乐队完成了完美无瑕的“田园”。" ~+ p8 i) J6 _% j$ i8 S
& m. s7 X* A$ \; X+ f “他们不喜欢我的音乐”. T9 D$ G! M3 P. [5 g; x5 m
' S- \6 \0 Q+ J; \2 A 而“黄河”却是另一个故事。这首根据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集体创作和改编的钢琴协奏曲，是用西方音乐的语言讲述东方故事的典型范例。对于中国听众，乐曲中饱含的革命情感很容易引起共鸣，令人热血沸腾。但受过严格西方音乐训练的美国音乐家和听众，对这首曲子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E+ _0 r+ ~4 V( Y5 H$ ?* ]3 d
4 W9 ^ G) j1 T 对于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无论持什么观点，演奏这样的作品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不过奥曼迪遇到的最大挑战却来自殷承宗。和奥曼迪一样，殷承宗对音乐有着天生的狂热和激情，这使他往往忘记指挥的存在，完全沉浸在自己对音乐的理解和诠释中。奥曼迪事后告诉卜励德，殷承宗是他见过的最有天分的钢琴家之一，但也是最不听指挥的一个，他对曲子的独到见解使他基本不看指挥。不过乐队和钢琴家的合作却也令观众听得如醉如痴。; \3 _0 p2 w/ }& q# T, U! }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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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曼迪对观众的反应感到不解。音乐会在北京开场时，到场观众都经过严格筛选，至少政治上符合标准。东方文化的内敛含蓄，加上当时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保守态度，使得即使是真正的乐迷也表现得十分克制，他们在每曲结束时很有礼貌地鼓掌，但没有乐团所熟悉的西方观众常有的狂热的挥舞手臂和起立欢呼。一曲终了，奥曼迪回到后台闷闷不乐，“他们不喜欢我的音乐。”他对卜励德说。. V$ ~: q4 D3 D; X! l, L" o9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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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随团演出的低音提琴手考尼(NeilCourtney)对此也印象很深。访华之后，考尼曾随乐团到墨西哥演出，两者对比后，考尼说：“那次在墨西哥，观众是被强制拉来的。可以很明显看出他们对在音乐会上聊天比对听音乐感兴趣得多，但在北京你完全看不出观众到底是怎么想的。”, F6 @8 Y/ M8 r) }
a( `: z8 e5 I9 o X 卜励德对此却有不同的解释：与其说北京的观众在音乐会上深藏不露，倒不如说他们摸不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应该对西方音乐如何反应才能万无一失。直到9月16日，中方高级官员出现在第三场音乐会，并用热烈积极的掌声让顾虑烟消云散。; J/ c2 `& v0 W( @" W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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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三场音乐会后，中国国内媒体以《中美友谊长存》这样的标题大幅报道，乐团移师上海时，观众心中的疑虑全部打消了。他们对演出作出了应有的正常反应，热烈的气氛让乐团成员终于如释重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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