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

行云~ · 发表于 2016-4-2 08:55:14

“常州词派”是清代后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词学派别。该词派以张惠官、张琦兄弟于嘉庆二年(1797)编选《词选》为发轫，到道光十年(1830)后《词选》重刻以及周济的《词辨》和《宋四家词选》刊行，这一词派始大修其旨，领袖词坛，从而流响余波直至近今。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人。作为“常州词派”的宗师，张惠言的词学观集中体现在《词选序》中。归纳起来，张氏的观点是：(一)借《说文解字》转引的《周易章句》的“意内而言外谓之词”一语为据，强调词“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力主要有“意”。(二)从“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艺术追求出发，推崇比兴寄托手法，认为“《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应是词创作的典范。(三)在唐宋词人中推举“温庭筠最高”，认为“其言深美闳约”，足称典型。张惠言倡导以上各点，其意在于“塞其下流，导其渊源”。这就是“常派”的“尊词体”的追本探源的词学观。
“常州词派”特别是张氏兄弟及他们的弟子们在纠词界弊端，扫荡游词、鄙词等风气上是有贡献的，但以尊古手段来纠偏纠弊，其消极因素也必然同时存在。至于以“微言大义”之旨倡言外有意之法，用近乎经学家解经手段来阐释词作，也易走向另一极端，常导致牵强附会的索隐倾向的发生。
张惠言著有《茗柯词》，在“宁晦无浅，宁涩无滑，宁生硬无甜熟”(蒋兆兰《词说自序》语)的“常派”词创作中，张氏词较少隐晦艰涩的弊病。他的《木兰花慢·杨花》等咏物之作，是其科第不利的失意时的佳作，传述了特定的心态。
张氏《词选》附录部分入选了其常州同乡黄景仁、恽敬、李兆洛、丁履恒、左辅、钱季重、陆继辂等人的作品，通常被认为是常州派群体的重要成员。其实黄景仁年长张惠言十二岁而早已于乾隆年间去世，词风亦不相类；钱季重也英年天亡，与其他各家情况迥异。至于恽敬等大都不以词专门名家，而均系学术家，所录作品也都是早年所写。堪称张氏兄弟羽冀的是他们的弟子金式玉、金应珪兄弟以及郑抡元，金、郑都是安徽歙县人，是张氏兄弟坐馆时的门生后辈。郑抡元有《字桥词》，以怨深愁重，情见乎词见称，艺术成就最高。
“常州词派”嫡系传人要推董士锡(1782－1831)。董士锡，字晋卿，有《齐物论斋词》。他是张惠言兄弟的外甥，后又为张氏婿。他的词被沈曾植誉为“毗陵词人，更无嗣响者”(《菌阁琐谈》)。董士锡之子董毅著有《蜕学斋词》，又辑《续词选》；张琦之子张曜孙，又有《同声集》之选，这都是“常州”张氏渊源未绝的词学传统。
“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是周济。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谈到周济时说：“近来浙、吴二派俱宗南宋，独常州诸公能瓣香周、秦，以上窥唐人微旨，先生其眉目也”。所谓“吴派”即指戈载等“吴中七子”。蒋氏为周济同时的晚辈词人，据此足见周济在当时即已被公认为“常派”的代表作家。
周济(1781－1839)，字保绪，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荆溪当时隶属常州府。著有《词辨》、《论词杂著》、《味隽斋词》、《存审轩词》等
周济的词学理论系统地存见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及《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他最著名的论点是“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后来谭献在《复堂日记》中认为是“干古文章之能事尽矣，岂独填词为然”。周氏这一命题的论述是创作过程的从有技巧，讲技巧到“无技巧”(泯灭技巧痕迹)的精辟阐释。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获致最高的审美效果。此外，在“意”的问题上，在“虚”与“实”的关系等问题上，周济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至于他提出的从王沂孙到辛弃疾、吴文英，最后臻于周邦彦的境界的一条创作道路，虽有其特有的理解和体会，但这种模式倡导与创作实践往往不可能吻合，因为每个作家的艺术个性是各异的，刻舟求剑无疑非良策，所以，这只能是一种审美追求的理想而已。
周济本人的词创作就有难副其理论的缺憾。《味隽斋词》中尽管不无佳制，但每有“能入而不能出”(吴梅《词学通论》语)的流弊，于是“词涉隐晦，如索枯谜”。
晚清时期谭献的《复堂词话》也属于“常派”系统，此外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则是从“浙派”的折衷词学观转为“常派”的理论名著。
总的看来，“常州词派”更多地表现为是一个词学理论的流派，在词的创作实践上，並无大成就。所以，这个流派实际上是“朴学”领域内“乾嘉学派”在词苑的派生物，只是到了周济以后，方始更多地涉及到词本身的内部规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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