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继承了先秦史学的成就,并且加以大大发展。《史记》著史体系气魄宏伟,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互相配合而成,承载了丰富生动的内容,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则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时间维度、人物活动维度、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由此表明从先秦史学的初具规模,到汉武帝时期《史记》这部成熟巨著的出现,是由于史家历史观察力产生巨大飞跃而实现的。《史记》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而其实质内涵,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首先,历史的演变,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以年、月、日的先后,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其次,凸显了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又各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演了复杂曲折的活剧。再次,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与事件、人物活动相结合,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
司马迁历史观察力的高明,确实令人叹服。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由于《史记》在著史格局上的巨大成功,从史学发展的实践上看,历代正史的编纂者绝无例外地以之为楷模,从《汉书》到《清史稿》,历经2000年均奉为圭臬。再从历史编纂思想、编纂方法的得失言之,自东汉初的大史学家班彪父子,到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都做过精当的评论,予以高度赞扬。班氏父子主要赞誉司马迁善叙事理,才华过人,史德高尚。班彪云:“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2]班固又加以发展,谓:“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至唐代刘知幾以后,评论者更加重视的,是司马迁创造的著史格局气魄雄伟,容量广阔,足以展现社会历史的丰富内容。如刘知幾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4]“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5]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6]章学诚则赞誉《史记》的著史气魄和丰富内涵为“范围千古,牢笼百家”。[7]
正因为司马迁在哲理思维上能发现构成历史演进的时间、人物、社会生活(制度沿革是社会生活中的要件)三大要素,所以才能达到如赵翼所言“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并且以著史之“极则”来表达《史记》在构建史学体系上的最高典范意义。上述精到的评论,都深刻地揭示出司马迁在观察历史和表现历史上所具有的伟大创造力。
二、从“以事系年”到“通古今之变”
《史记》所创设的著史体系中,“本纪”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从历史视角来说,它是以时间维度来考察历史的演进,记载重大事件。司马迁对“本纪”的命名,显然是极其慎重的。刘知幾在《史通·二体》篇中说:“纪以包举大端”。他又在《本纪》篇中说:“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刘氏在不同地方所论,着重点有所不同,合起来看,他是从三个方面讲“本纪”取名的含义:一者,纪是纲纪万物,它在全书中是专记有关国家大事项。二者,“本纪”只用于天子,表示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国统”之所系。三者,“纪”按时间纵贯记事,直接来源于《春秋》依年、月、日为序。
以上刘知幾所论,可谓颇得其实。而我们所特别注重的是,司马迁的“本纪”继承了《春秋》的记史方法,而又加以大大发展。简言之,同样是以“时间维度”记载历史,从先秦史著到《史记》,已实现了巨大飞跃,由《左传》是按春秋242年年代之先后,井然有序地作直录式记史,发展为《史记》之“本纪”12卷,对华夏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做“通古今之变”的考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对此有自觉的追求,《史记·太史公自序》做了明确表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