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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读书》月刊发表了两篇讨论流行音乐的文章，从题目和行文看都属于典型的“文化闲谈”，然而却在读书圈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首先是周围一些朋友议论纷纷，后来又见记者采访主编先生时专就此提问，可见已引起新闻界的关注。在最近一期《读书》上可以看到两篇意见截然相反的文章，一篇欢呼喝彩，一篇大张挞伐，说明在读书界，流行音乐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读书》是高雅文化的重镇，当其他高雅文化阵地在滚滚商潮中纷纷沦陷，它就成了读书的人一根敏感的神经。大约在一些读书人眼里，流行乐是不入流的，对流行乐的涉猎总意味着品味的降低，特别是因为它与商业千丝万缕的联系，参与流行乐的讨论就有损读书人的雅誉。这种观点在读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它既是中国传统文人雅俗分野的表现，也反映了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态度。 在一般人眼中，我们这里讨论的摇滚乐当然也是一种流行音乐。在中国，摇滚乐最初被视为“靡靡之音”，遭到高雅文化界的鄙视，继而被当作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禁止。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开展，它又被精英知识界当作商业文化加以抨击。可是摇滚乐并未受惠于商业、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相反倒是受到商业流行乐的强力挤兑。回顾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四面受敌，处处挨打。在一些人的意识中，摇滚乐完全是被当作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加以对待的。 一般来说，市民大众是传统道德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对于任何反常规的行为或生活方式，人们很容易表现出道德的愤慨。即使服饰上的些许创新也是要引来非议的，那种放浪形骸的新潮艺术形象就不免成为众矢之的。许多人不理解，摇滚乐为什么非得有那种落拓不羁的姿态？在不久前举行的北京音乐台排行榜歌手演唱会上，两位摇滚歌手斜挎吉它上场，按照他们的方式唱了他们的上榜歌曲，就有一些大报表示不解：歌曲为什么非得这么唱？结果他们在电视上的镜头就被抹去。唱的歌没有什么不对，但唱的方式不对。什么方式才是对的？大众认可的方式。当大众都穿灰布中山装时，西服革履就不对。当大众都剪掉了辫子，长发披肩就不对。大众的趣味是无可争辩的。有的摇滚乐手为自己辩护，摇滚乐也是一种音乐形式，譬如长发什么的是摇滚歌手的“行头”，就像京剧有自己的行头一样。恐怕这样的说辞只会像阿Q那样招来赵七爷们的当头棒喝。 无疑，摇滚乐有自己的方式，但绝对没有京剧那样的“程式”，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行头”。如果说摇滚乐有自己的姿态，那就是与世俗毫不妥协的反传统的姿态。外在的形式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是完整的。削发不一定为僧，同样留发不一定就是道士，虽然它们都是非世俗的一种标志。对摇滚方式的指责其实正是对摇滚本身的指责。当人们指责长发披肩的摇滚歌手“不男不女”时，他们对那种男扮女妆、学娘娘腔的戏剧却又热忱不已。可见，头发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男女之别也非关键所在，关键的是摇滚乐不妥协的反世俗的姿态。这是深受礼仪熏染的中国大众最不能接受的。西方的卫道者们也不能接受摇滚，但是他们至少还能接受奇装异服，接受个性，毕竟他们还有自由主义的传统。相比之下，摇滚乐在东方的发展就要困难得多。 市民文化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这一点已逐渐为有识之士认同；那么，高雅的学院文化呢？在对待摇滚乐的态度上，它与市民文化是不谋而合的，或者是合谋的。表面上看，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是高雅对低俗的一种反击；因为摇滚乐威胁它的崇高地位。其实，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不仅仅出于高雅文化自我利益的维护，不仅仅是文化中产阶级的阶级歧视，而是在民族文化传统上与市民文化结成了神圣同盟。 摇滚乐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它虽然发端于一个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民间音乐，但就其整个精神来说，则是西方浪漫主义传统的产物。这个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中的泰坦、狄奥尼索斯和希伯来神话中的撤旦。这些原始生命力量作为恶的原型被接纳在西方人的文化意识中。它们作为非理性的存在与理性、神性并存。当神性主宰西方人的意识时，它隐伏在人们的潜意识深处。一如魔鬼被封锁在所罗门的魔瓶中。而随着近代西方神性的没落，它便和浪漫主义一同被释放出来了。鲁迅称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为“摩罗诗人”，是甚有见地的。摩罗诗人的最大特点就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五四”以来在中国传播的浪漫主义大都为名士派传统所弱化，或者抛却了文化的形式直接转变成革命的行动。可见要理解一种完全异质的文化传统是十分困难的。作为浪漫主义极端形式的摇滚音乐，当它溶入中国文化时，必然遭到民族文化的抗击。 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中国文化中是否包含着西方式浪漫主义的基因，更具体地说，摇滚乐的基因呢？从理论上讲，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任何文明都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必然包含着泰坦一样的野性的力量。在中国上古时期，尽管经过三代，特别是有周代的礼乐政治的教化，文明与野蛮的疆界已经牢固确立，但是我们从残存的神话片断中还是了解到，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逐日的夸父、与颛顼争帝的共工、大战黄帝的同盟蚩尤，以及无头英雄刑天等等。他们所代表的原始力量被礼乐文化压抑在文化意识的底层。无论儒、道、墨，还是阴阳家，在这一点上是认同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历史理性主义还试图将它们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但是它们始终潜藏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不断转变为贫穷、战争和暴虐。在道家自然无为的外衣下，它也偶露狰狞。如魏晋名士的狂放，不就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意味吗？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自然力量在文化形态上的表现往往是温和的、理性的。这决定名士的狂放不可能具有西方浪漫派诗人那样的狂热和野性，不可能具有狄奥尼索斯式的自我焚烧的激情。 中国文化是否蕴含摇滚精神，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沟通和开放着原始生命。据史家研究，秦汉以上的中国人也曾有过阔大活泼的生命力，那时兵道大盛，百姓多勇武强悍，富于冒险和牺牲精神。只是汉以后，以孝治天下，家大于国，行为轨于礼，思想定一尊，那种阔大的生命活力就衰颓下来了（参看雷海宗、林同济：《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1989年版）。在儒家文化的创始者孔子那里，那种勇武进取的精神也是受到称道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中行决非平庸随和，事实上它是很难做到的，退而求其次就是狂狷。狂即进取、豪放，是一种极端形式。狂出真性情，也不失为圣人之道。这说明，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是向生命真实开放的。至于道佛两家的宗教实践，则更体现出叛逆世俗的传统。我们从历史中发现，对于历次改朝换代的革命，僧道都表现出比一般士夫更多的热情，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他们的心底里流淌着和革命者一样的血液。这种叛逆的行动的精神是摇滚乐在中国生长的土壤。 2 d( g2 w7 R( N U: |" N3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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