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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随着西方现代音乐风潮“跑步”进入新时代的作曲家们，而今步入创作的“中年”，已经能够面对世界现代文化艺术的风潮迭起而“处世不惊”，理智汲取外来养分，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此同时，一批在本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曲家更是自由地游走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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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4 b" f* z8 c0 x) f) W( ]0 d 中国新声6 V5 a5 v+ \8 v& M3 J
* ?/ `8 n0 r v* p 创造独立的话语体系% K6 r) A8 C% B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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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世纪末，刚刚走向世界的中国作曲家们努力在作品中彰显中国文化标识，那么，今天，他们则倾向于创造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民族性的表述中融入个性化、国际化的音乐语言，表达作为独立的创作主体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如作曲家郭文景所说，在创作中已不再考虑诸如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等概念，进入了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这无疑代表着一种成熟和进步。: z% X$ k; M! H0 f0 Z _!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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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训田则用“非东方、非西方、非民间、非学院、非非”这种更具个性化的语言来概括自己的创作理念。为此，他发明了诸如“RD作曲法”“结构流作曲法”“空隙论”“前意识音乐”“为所有物种而作的音乐”等一系列独有的语言系统。他近年来创作的《优昙波罗旋转舞Ⅱ》《空之舞》《琵琶图》《云上莲花》和《色之舞》等五部交响乐作品由以色列交响乐团在上海首演，这些作品集中呈现了这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在音乐新语言探索上的阶段性成果。作为作品完成的重要一环，听众的“行为”也被当成创作的一部分纳入艺术家的构思，创作者希望“每个人怀有自己的清净之心”，抛开一切牵绊进行“真实的聆听”。: A" V- F, ?6 n; V
' a# n1 s/ ^! G, D* B* D 另一个代表性的作品是贾国平为古筝、笙与管弦乐队而作的《万壑松风》。这部作品受德国曼海姆国家剧院交响乐团委约，并由该团首演。创作中，作者再次运用其独创的“多维度结构理论”，通过充分挖掘传统乐器在演奏方式和音乐表达上的可能性，将西方现代十二音技法、可变音高体系与中国传统音乐中蕴藏的元素充分糅合碰撞。借助宋朝李唐同名山水画作的意境，以一种个性化的音响，表达了一位当代作曲家独特的哲思和情感。' W0 w0 \- h9 F) l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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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吉提所言，如果说，改革开放使不少作曲家几乎是随着西方现代音乐风潮“跑步”进入新时代的话，那么随着步入中年，他们已经能够面对世界现代文化艺术的风潮迭起而“处世不惊”，理智汲取外来音乐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 \* ^5 W6 y/ Z/ R3 {+ c. f
0 F, ]. q% D/ U6 m' {: ^) F 时代之声6 V" K# |1 P! W
5 e7 |' U6 C4 f- { 从社会现实中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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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 Q4 y+ `1 J7 w3 [& y 经历了技术理念上的学习与探索、文化身份上的疏离与回归，今天的中国作曲家开始更加关注当下，努力从社会现实中选取创作题材。2014年，在一些关乎社会与时代的重大事件中，我们都能听到音乐家的发声。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中亚四国时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构想为契机，艺术家们制作的“丝路长安”民族管弦乐音乐会（西安）、“丝绸之路”民族音乐会（北京）等一系列“丝路”主题的音乐会，纷纷亮相。为纪念首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赵季平2004年创作的民族交响乐《和平颂》，2014年再次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和南京保利剧院奏响。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也在北京、南京两地上演了纪念音乐会，演出了关峡的《不能忘却》、徐振民的《南京安魂曲》、叶小纲的《和平祭》《我遥远的南京》等作品。无论是耳熟能详的旧作，还是有感而发的新曲，在这特殊的时空听来，都更具有感人肺腑、发人警醒的力量。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作品也是近来音乐舞台的一个亮点。如龚晓婷的交响套曲《半城春色》重在展现北京西城文化特色，浙江交响乐团委约陆培创作的《山·海·经》力图以交响音乐的语汇表现浙江的山水人文。! E8 r) `- f k3 I" y
; y/ `- }4 T9 o" W6 M 综观这一系列来源于社会现实的创作，追求作品的可听性成为越来越多作曲家的共识。即便是走在创作技法、理念探索最前沿的学院派作曲家们也开始顺应这一潮流，从各大院校举办的现代音乐节、作曲比赛所推出的作品中，都能鲜明地感受到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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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叹之声; x; t/ Y. w3 T- [
( d$ @' F: n% V8 }8 n8 ~ 歌剧音乐剧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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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一年首演的原创歌剧音乐剧就有《高山流水》《骆驼祥子》《锦绣过云楼》《运之河》《彝红》《雪原》《一江春水》《八月桂花遍地开》《元培校长》《聂小倩与宁采臣》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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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的歌剧音乐剧发展便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涌现出了如郭文景、叶小纲、徐占海、莫凡、唐建平、三宝、李盾、郝维亚等一批持续关注此领域创作的作曲家和一支年富力强的表演人才队伍；除了历史悠久的中央歌剧院、上海歌剧院等老牌艺术团体，各地艺术院团对歌剧音乐剧的创作热情也不断高涨，以国家大剧院、天津大剧院、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东莞（塘厦）音乐剧创作生产基地等为代表的歌剧音乐剧创演中心已经初具规模；全国乃至世界上优秀的文学、舞美、导演、管理等专业人才迅速向这一领域汇聚，为数众多的西洋经典剧目的“中国版本”受到世界音乐界瞩目；此外，还有各地歌剧院的建设方兴未艾、歌剧评论和相关理论研究的活跃以及对观众群培养的重视等等，凡此种种，都显示出中国歌剧音乐剧的高速发展。2 B' Y7 e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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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凭这些就断言中国歌剧音乐剧事业进入“繁荣成熟”阶段，显然为时尚早。综观去年全年的演出剧目，像《骆驼祥子》《聂小倩与宁采臣》这样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依然不多。如何创作出符合音乐戏剧表现规律的文学脚本，如何处理好中文宣叙调的写作，如何从源远流长的传统艺术中汲取养料，通过文化基因的“转换与嫁接”，使作为“舶来品”的歌剧音乐剧与中国观众在审美和文化层面上进一步产生共鸣，都是横亘在当下创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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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曲家已成生力军! P6 C# I+ T1 |5 X1 h- C
' F4 O8 @6 ~$ I2 a# m 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举办的第三届“新绎杯”青年作曲家民族管弦乐作品评奖活动中，王丹红、姜莹、谢鹏、朱琳、杜薇、李博、陈思昂等一批40岁以下的青年作曲家榜上有名。这些“70后”“80后”的新锐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今音乐创作中不容忽视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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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前代音乐家在国际上苦心打拼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以及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日趋顺畅，这些在本土成长起来的作曲家能够自由地游走于东西方、现代和传统之间。在天津上演的由杜薇担任作曲的歌剧《娜拉》，便是当代中国作曲家在一个全球化的平台上与世界同行展开交流与对话的范例。杜薇用女性特有的敏锐与细腻，出色地诠释了“娜拉”这个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将剧作家乔恩·弗斯作品中“蕴含的大量的安静成分和丰富的人物内心活动用音乐外化出来，传达给观众”。+ b: r5 }' B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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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吸收国外最新创作理念的同时，青年一代很多作曲家不断从本土文化中汲取养料，在音乐语言和美学趣味上与文化母语保持着天然的亲近感。在近年的民乐舞台上，邹航、王丹红、谢鹏、姜莹、陈思昂等人的作品始终保持着较高的上演率。他们专注于民乐创作，在音乐语汇、音响结构以及审美趣味上都表现出青年人特有的时代气息，为当代民乐注入清新之风。在这一代作曲家逐步迈向成熟的同时，一批更加年轻的声音呼之欲出，带着他们青涩但富有朝气的作品走入公众的视野。从创作人才梯队结构的日渐清晰上，有理由相信中国音乐事业发展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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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B9 j8 }, g v1 z z0 o 从当今音乐创作的个性化、多元化趋势中，我们能感受到音乐家对当下现实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深切的人文关怀；透过歌剧音乐剧等综合艺术形式创作的日趋活跃，也不难发现迈向成熟的中国作曲家们，在艺术表现的空间、手法及语汇上积极寻求拓展的强烈诉求；而从青年作曲家的崛起势头上，则可以看到中国的艺术土壤日渐丰厚，正在步入人才培养的良性轨道。诚然，这些现象并非刚刚发端，更不会就此止步，音乐家们用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一段段咏叹、一曲曲交响，不断地在历史的年轮上留下独特的声音记忆。, x1 j6 y, V4 c; i! U(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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