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姜文的《一步之遥》如期上映，也如期引发热议。相比2007年《太阳照常升起》时“看不懂”的恶评以及2010年《让子弹飞》所带来的满堂彩，《一步之遥》的反响可谓泾渭分明，贬损者、咒骂者有之，称赞者、极赞者亦有之。讨厌者认为，除了表演夸张、故弄玄虚外，看不出姜文究竟在讲述什么故事，一个又一个如相声般的片段很难连缀起完整的故事，只剩下马走日、项飞田等几个恣意搞怪的角色，甚至影片中不乏嘲弄观众为喝彩的傻子。喜欢的人同样“振振有词”，认为这是一部只有姜文才能拍出的天马行空之作，戏仿经典影片，杂糅歌舞片、黑白片、荒诞喜剧等各种类型，其创新之处正在于拒绝表达和阐释。按照马走日的自述，这样两种反馈恐怕也是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要理解《一步之遥》，还得从姜文自己的历史说起。
姜文的任性
在当下中国的电影圈，也只有姜文有如此胆识敢这样出牌，敢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喜所爱拍电影。其实，姜文一直如此“任性”，从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以来，他就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大男孩”，固滞于“文革”后期无法释怀的青春记忆。在《一步之遥》中，舒淇扮演的完颜英向姜文扮演的马走日求婚时，马走日说出了不能接受婚姻的理由，因为他还是一个孩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精神分析学中，这意味着一个男人无法进入父亲所象征的社会秩序，意味着男孩无法完成真正的成长，也拒绝长大，变成有责任感的男人和丈夫。这是与姜文类似的如王朔、冯小刚、崔健等60后大院子弟的精神症候。
这代人作为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成长于“文革”后期的红小兵，他们没能赶上父辈“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豪情，就连兄长们上山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插队（知青）历史也没有自己的份，他们只有在无尽的懊恼和向往中把自己“镶嵌”于想象的革命大戏里，于是，戏仿、表演成为这代人扮演革命者或革命后裔的唯一路径，他们在模仿中意淫着大时代的革命行为。这些成长于社会主义大院的孩子们唯一“亲历”的历史就是70年代中后期对革命的怀疑和讽刺，或者说不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而是革命的失败成为他们的精神底色，他们无法、也从来没有像父兄那样真诚地相信过“有革命这回事”，就像他们无法理解作为兄长的知青对于“无悔青春”的怅惘。
他们并没有随着80年代的落幕而终结，反而在90年代的大众文化中风生水起。这种对革命行动匮乏而产生的巨大渴求以及革命大厦将倾之际的荒诞之感，使得他们经常表现为两副面孔。他们不相信革命年代的宏大叙事，但又保持一份对革命的理想和纯洁想象；他们在80年代最先下海、积极投身经济改革的洪流，但又不屑于做暴发户或拜金主义者，当然，他们也绝非视金钱为粪土；他们宁愿做光明磊落的真小人，也不愿意假装一脸正气。也就是说，在他们身上既有旧时代的影子，又有新时代的精神。正是这种居间位置，使得王朔们既可以春风得意，又可以嘲讽一切。这就是90年代以来王朔的两位精神传承人姜文和冯小刚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说冯小刚借王朔的顽主来嘲讽早已僵化、教条的革命话语的无效、荒诞和虚伪，如《甲方乙方》（1997年）、《私人订制》（2013年）中顽主们扮演“人生魔术师”，帮助别人扮演不属于自己的生活，身份的互换和阶级的逆袭变成了一场荒诞不经地戏仿和表演，那么姜文则在历史故事中重述顽主们无法完满的革命理想与欲望，这突出地体现在姜文是如此地热衷于自我扮演。
除了“扮演”，还是“扮演”
很少有导演像姜文这样，喜欢在自己导演的戏中忘我地、尽情地、夸张地表演，这固然与姜文作为演员的出身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种亲自扮演或者说自己表演自己的戏本身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