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看似趋同 短篇小说仍未穷尽可能性

　　眼下，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经验正变得越来越趋同，不少中国人也热衷过圣诞节，中外不少家庭的幸福感与焦虑感是相当重叠的，那么，以偶然性或出人意料见长的短篇小说，施展空间会不会被压缩？昨天在沪举行的第14届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上，苏童、余华、毕飞宇、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等中外知名作家围坐展开交流。

　　在不少小说家看来，短篇小说的多元化表现各有千秋，包含了寓言构架、直白描述、超现实勾勒等，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短篇小说具有的画龙点睛的神奇，来自对人性深处的探索。从曾经的出版冷门，到如今国内引进“短经典”系列、原创“华语短经典”系列的陆续面世，都预示着这一文学样式正在不断回暖，在与会的中外名家看来，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仍未穷尽它的可能性。

　　从传奇到日常，短篇的艺术密码几经更迭

　　经过无数作家的笔下流转，短篇小说的魅力折射出不同的切面，其艺术密码几经更迭。短篇小说究竟是变得更传奇，还是愈发家常？

　　会场上，有小说家谈到，19世纪的短篇小说多是传统情节加上奇特事件与象征写法，渲染戏剧性、传奇性，写各种偶然与巧合的故事。比如莫泊桑《项链》、欧·亨利《麦琪的礼物》等，都在最后一刻上演剧情逆转。

　　到了20世纪上半叶，短篇的内容情节从奇特惊人悄然转向普通日常。苏童谈到，往历史深处追溯，不管是《十日谈》，还是“三言二拍”，都是根据市井生活编造了大量世俗意义上的故事，洞悉人生百态。在契诃夫、曼斯菲尔德、乔伊斯和安德森的手中，短篇小说成为一种表现日常生活经历的手段。契诃夫有个短篇叫《捉弄》，讲一个喜欢捉弄人的男孩带一个女孩滑雪，胆怯的女孩在风里听到一句“我爱你”，要求男孩“让我们再滑一次雪橇”。后来女孩爱上了滑雪，甚至开始克服恐惧一个人滑雪，再后来男孩走了女孩嫁人了，那句“我爱你”成了一个谜，因为男孩也不知道，那究竟是捉弄，还是风发出的声音。于是这个世上最天真的爱情，都停留在风里。看似云淡风轻，寥寥数千字却写出了两性关系中的试探、遗憾与甜蜜。

　　20世纪50年代后，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作家信手拈来的超现实主义写法，一下子意味又变得多重和耐人寻味，他们发现“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是不可靠的，在他们变幻莫测的短篇里，现实与幻想咬合紧密，两者的界限几近消失，文字转向了游戏、技巧、嘲弄和自我嘲弄。比如，博尔赫斯喜欢在捉摸不定的叙述中一步步逼近一个完整而又耐人寻味的结局。不管是《釜底游鱼》结局里“苏亚雷斯带着几近轻蔑的神情开了枪”，还是《死亡与罗盘》结尾处“他倒退几步。接着非常小心地瞄准，扣下扳机”，都让故事戛然而止却又余味袅袅。

　　不少作家都倾向于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短篇小说家与作品》里的说法，在布鲁姆看来，有几种不同的短篇艺术密码：有的是去追寻真实，比如契诃夫；有的是去翻转真实，比如博尔赫斯。

　　从西方到东方，人性深处的颤栗是短篇的心跳

　　不同地域、种族、环境中的人们都会遇到的人生命题，在不同国家作家的笔下被表现得异彩纷呈。不过，眼下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经验正变得越来越趋同。

　　“这种变化对东西方作家的挑战是一样的。”曾获普利策小说奖的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告诉记者，他始终最想通过短篇小说释放的深层写作欲望，是在作品里梳理寻找“自我认同”，也就是最逼近内心的追问———我是谁？我属于哪里？他认为对这种人性深处颤栗的探索是全球共通的。巴特勒想了想，吐出一句总结：最好的短篇小说都是关于最黑暗的记忆。这种黑暗，不仅仅是困境或悲苦，更意味着人性在复杂生活漩涡里艰难地打转，而这种打转往往是不为人所熟知，是隐匿在暗夜中的。

　　不难发现，对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寻觅、重构的书写，正是近年东西方短篇小说共同关注的动向。爱丽丝·门罗对小镇生活里老龄化状态的细腻刻画，似乎也能看到其他国家正在经历的变化；而雷蒙德·卡佛对美国市民间冷漠的描摹，也是被许多读者熟悉。在他的《马辔头》里，农场主霍利茨破产以后举家迁徙，却无法在新的地方获得新的生活，最后仍然是离开，去了更陌生的地方。这个失意的不走运的家庭搬走了，却留下了一只马辔头，让邻居们无法忘记他们的存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只马辔头散发的悲凉的气息。卡佛不是泛泛的“简单派”，因为他的节制大多是四两拨千斤，有评论说，读者总是可以感受到他用一根粗壮的手指，轻轻地指着大家的灵魂，那些褶皱，那些挫伤，那些暧昧不清的地方，平静安详就这样产生了力量。